相信许多人跟我一样，对傅雷的认识，多源自《傅雷家书》。傅雷的家书名气之大，可谓妇孺皆知，这大概主要来源于我们中学时候的语文课本里的介绍。
之前，我同样也并不了解，傅雷是翻译界非常卓著的翻译家，虽然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大部头作品，无奈中学时代，我们在语文老师的指点下，对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关注得更多的是葛朗台的小气吝啬，而远胜过译者的文字质量。因此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时候读到的巴尔扎克的文字，是否出于傅雷之笔。当然，这跟傅雷本身离我成长的年代稍显久远，不无关系。直到最近读到了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才开始有意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但凡文人知识分子，在学问到达一定境界后，看世俗之物必是如有火眼金睛般锐利深刻的。也正因此，遇到自己不屑的见解和文字，能包容多少全凭脾性了。傅雷便是一个直肠子，不懂得给他人留面子，因此在圈内也落得个孤傲的名声。
傅雷的文艺修养，从他的傲骨怒脾中可见一斑。
20岁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从中西文学中汲取的艺术气质，把他造就成精于研究，刻苦奋发的知识分子。傅雷的艺术和文学修养，从打开来他的美术二十讲的序中尚未理解参透，可是那文字中透露出来的霸气和浑厚，确是立刻感受到了。
“年来国人治西洋美术者日众，顾了解西洋美术之理论及历史者寥寥。好骛新奇之徒，惑于‘现代’之为美名也，竞竞以‘立体’、‘达达’、‘表现’诸派相标榜，沾沾以肖似某家某师自喜。肤浅庸俗之流，徒知悦目为美，工细为上，则又奉官学派为典型：坐井观天，莫为此甚！”
这样的口气著序，倒是第一次见，傅雷的秉性耿直和刚毅也可见一斑了。原来翻译并不是傅雷原本的专业，傅雷的学问之于翻译，可基本上算是傅雷在艺术跟文学的接缝处寻找到的最舒适地带。翻译，是一个不太需要跟外界交流的职业，从作者的文字中产生思想的火花，灵感的碰撞，这对于傅雷这个不太会与人沟通，动辄会“得罪人”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个再合适不过的职业。
傅雷的易怒是远近闻名，这也怪不得，他字怒安，号怒庵。做学问，他是锱铢必较，严肃刻板的。对亲戚友人，也从不收敛“尖酸刻薄”之词。比如对于老舍，他就曾毫不吝啬地在给傅聪的信中批评：
“近来又翻出老舍的《四世同堂》看看，发觉文字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前几年我还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可见我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不满，对别人的创作也不满了。翻老舍的小说出来，原意是想学习，结果找不到什么可学的东西。”
又如在1954年，北京召开的一次翻译问题讨论会上，傅雷提了份书面意见。他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例句都是有主人的。因此触怒了许多人，大骂傅雷狂傲。一位老翻译家，被气得当场大哭。
对于这些人情世故，傅雷都是不为其所累的。在他做研究的世界里，只有好与不好，没有谁是谁非。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过于严苛”，曾经坦言，“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
傅雷在家中
傅雷的严肃，从教子严方中也早是扬名在外。傅雷育有两子，分别取名聪、敏。傅雷对两个儿子的家教之严，邻里亲属间有目共睹。
杨绛与傅雷是同行，与傅雷家常有往来。杨绛在《忆傅雷》中，也曾描述了傅雷这个“不折不扣的严父”，傅雷发现孩子们偷听大人谈话后，
“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谈。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这样的故事被家中的客人感受得如此淋漓尽致，看来傅雷也真是连掩饰都觉得不必要了。
傅雷妻子朱梅馥的侄女朱佛容，是傅雷家的常客，她可算经常见识傅雷的火爆，
“火气一上来就抡起手上的东西朝儿子扔，（大儿子）傅聪小时候被看管得太紧，一有缝隙钻就大闹天宫，像个弹簧，看见傅雷那张扑克脸就立马收官……”
母亲周梅馥与傅聪（五岁）和傅敏（两岁）
在这样的标准严父家教下长成的孩子，究竟是否会被矫枉过正？按照我们现代育儿要跟孩子做朋友的理念，真是有天壤之别了。可是，走出傅雷严厉管教之局囿，便会感知到傅雷那颗深切爱着孩子的心。
傅雷的怒是动于形，爱是发于心。并且，他从不强硬地包办孩子的未来。
傅雷自己擅长文学和美术，本来是想培养傅聪学画画的。可是自从发觉他对古典音乐的浓厚兴趣，又从老友雷垣处得知傅聪确实具备音乐天赋，于是果断地放弃让他学画的打算，变卖家里的值钱东西，为傅聪购入钢琴，将傅聪带入了音乐的大门。
平日间，傅雷总是督促傅聪练习钢琴，可是孩子的顽皮不免偶尔从严厉的夹缝中蹦出来，此时傅雷总是板着脸，要么批评，要么打手心。
可是有一次，他听到傅聪在弹奏练习曲之外，飘出了自己即兴发挥的曲调。当儿子发现父亲在门外驻足时，自由发挥戛然而止，以为自己的开小差又要惹来怒斥，可是没想到，傅雷觉得他的创作非常好，甚至对此发出了少有的赞扬。
可以说，孩子对事物的某种兴趣和天赋，绝不是轻易可以挖掘到的，这需要家长的敏感和细心，一味强求和一厢情愿，很难造就突出的成绩。是傅雷这样严厉又不失敏感的悉心，才给了傅聪成长的土壤，烈日下不忘灌溉，树苗才会成长。
1956年，傅雷与傅聪在琴旁切磋
傅聪20岁，被公派波兰留学，学习钢琴。自此，傅雷与傅聪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书信交流。在这长达三十万字的书信中，傅雷与傅聪展开了长久而持续的讨论和对话。可以说从第一封家书伊始，傅雷耿直、刚烈的背后，那颗心思细腻的心渐渐流露了出来。
信中的傅雷，一改那个板着冷面孔的严父模样，字里行间流露出关切，温存，耐心，细致。
他不再严肃冷漠，而是字字不加掩饰地表露自己的思念心切，像要望穿秋水盼望儿子的每一封来信；他不再训斥呵责，而是用极其自责和自省的态度，重新审视为父之本。
“老想到五三年正月的事（傅雷与傅聪因讨论贝多芬作品产生争执，傅聪离家索居一个月），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
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可怜过了四十五岁，父性才真正觉醒！……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起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
傅雷凭借自身的文艺评论眼光，对儿子的每一场演出，每一次灌片，提出具体而准确的意见和评价，这对傅聪来说，确实是父母之中少有的近水楼台。
1956年，傅雷夫妇与傅聪在书房
而傅雷跟儿子之间来往于书信间，也再不是长幼关系，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同志，可以互相讨论的朋友：
“孩子，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得到的少。尤其是近三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增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到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
他跟儿子讨论感情问题，不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服教育，这在父母之中，又有几人能够做到？
“你年事尚早，出国在即；眼光、嗜好、趣味，都还要经过许多变化；即使一切条件都极美满，也不能担保你最近三四年中，双方的观点不会改变，从而也没法保证双方的感情不变。最好能让时间来考验。我二十岁出国，出国前后和你妈妈已经订婚，但出国四年中间，对她的看法三番四次的改变，动摇得很厉害。这个实在的例子很可以作你的参考，使你做事可以比我谨慎，少些痛苦。
你也该想到，热情是一朵美丽的花，美则美矣，无奈不能长久。希望热情能永久持续，简直是愚妄；不考虑性情、品德、品格、思想等等，而单单执着于当年一段美妙的梦境，希望这梦境将来会成为现实，那么我警告你，你可能遇到悲剧的！世界上很少如火如荼的情人能成为美满的、白头偕老的夫妇的。
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刻。……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未经世事的少女往往会存一个荒诞的梦想，以为恋爱时期的感情的高潮也能在婚后维持下去。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妄想……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夫妇到后来完全是一种知己的朋友关系，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终身伴侣。”
傅雷所检讨的自己，所感悟的婚姻和爱情，实实在在对他的个人生活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的。其中所说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实际就是对妻子，傅聪的母亲周梅馥的评价。1939年，居住于上海江苏路安定坊的傅雷，结识了邻居加知己成家榴。傅雷对才貌双全的家榴心生爱慕，期间对她的感情热烈浓厚，不能自拔。据傅雷儿子回忆，那时“只要她（成家榴）不在身边，父亲就几乎没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跟她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没法工作。”
1940年，傅雷与成氏三姐弟合影，后排：左成家和，中朱梅馥，右成家榴，前排：左成家复，右傅雷。
实际上周梅馥并不是不心痛不难过，只是她太了解傅雷，因而坦言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朱梅馥的贤良大度深深震撼了成家榴，最终成选择理性退出。朱梅馥静水深流般的包容，将丈夫的露水情缘一点一滴化解，散掉。面对这样的深情，傅雷也被感化了。自此，他再没有辜负朱梅馥，开始懂得她的可贵，将两人的合照摆在书斋。
1937年，傅雷与周梅馥庆祝傅敏出生合影
这段往事曾经被炒得沸沸扬扬，原因之一，是张爱玲曾将这段故事写成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而张爱玲为何如此跟傅雷过不去？也是因了傅雷直率的个性而致。
原来在1944年5月，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一片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文章评价了张爱玲的几部小说，褒扬了其《金锁记》后，对《倾城之恋》和《连环套》进行了批评：
“《倾城之恋》，称其中人物是“过度的注意局部，妨害了全体的完成。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不跟着人物走，就免不了肤浅之病。
《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这样的滥调，旧小说的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而居然在这里出现。岂不也太像奇迹了吗？”
跟普通人一样，张爱玲也喜欢听好话，而好话坏话放在一起，坏话更扎耳朵。于是半年后，写实版的傅雷八卦韵事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便诞生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傅雷讲的无论好坏坏话，都是忠实于自己的判断和评价的，并无恶意。因为晚年张爱玲重读了《连环套》，对自己小说的意见比傅雷还激烈：“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傅雷就是这样直言直语，并毫不避讳地以自己为反面教材，教育自己的孩子。
也正因有这样一位如山般厚重，如海般容纳的父亲在背后支持，傅聪留学在外与音乐为伴，用后天极其刻苦的练习，加上先天对音乐的感知理解，获得一个个国际大奖，最终成为世界顶级钢琴家和艺术家。其中的纠结、彷徨、紧张，都是父亲一天天的书信陪伴熬过来的，当然与之相随的，还有进步的喜悦，和成功的兴奋。这样的成功，源于傅聪懂得父亲的教诲，一生遵循着 “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1954年，傅聪在波兰华沙为比赛做准备
傅雷对儿子的教育细若柔肠，可是面对亲情外的世界，却还是那个铮铮铁骨的傅雷。在1966年，他决定与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是那样冷静和理性，甚至不夹杂一丝留恋和不舍，更没有悲壮与感慨。
如果回头看到1957-1958年，傅雷被判为右派后的心境，便也大概理解，生与死，早就是心中笃定的选择。彼时作协批判傅雷的会开了十次，前后做了三次检讨。之后被停发稿酬的傅雷，仍然坚持工作，虽然表面上仍是那个爱种玫瑰，爱喝咖啡，潜心研究，生活细致的傅雷，可内心早已对世俗的疯狂灰心失望，以前每天伏案工作十一二小时的坚强肉身，已经被精神的衰退所拖累，精神压抑，疾病盘身，每天只能趁头痛不严重的时候，带着眼疾勉强进行。
他不再能完全保持精神上的孤傲和独立，这对一个执着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不向世界妥协的傅雷来说，与其生，毋宁死。而他也曾对老友周煦良坦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因此，在1966年9月3日的那个黎明前，在被折磨了四天三夜后，傅雷与周梅馥以完全遵循自我的孤傲状态，安静地出离了这个世界，他们那样安静，甚至在脚下垫了一床棉被，以免惊扰别人。他们不屑解释，更不屑委曲求全。
如今的傅雷之墓，其上刻有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这句话，既是傅雷的墓志铭，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诠释：他是一个赤子，简单得较真，直接得强硬，真诚得热烈；他很孤独，因为他爱真理胜过爱其他世俗的一切；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精神的世界，一个只有真理存在的世界。这样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苟且二字，生命对于他来说，创造的意义多过存在的长度。
现实中，我们无法择父如傅雷，也更不可能为父如傅雷，因此这样的傅雷，注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谓空前绝后的。他留给后人的，只有满满的力量，鼓励每一个人不断向前的勇气。
照此来看，正如臧克家那句话所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作者：雨潇潇，浙大小硕一枚，喜欢文史哲的理科生。工作时跟人和数字打交道，业余时跟书和文字做朋友。相信心态决定生命状态，所述文字都藏在精致小号里，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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