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有人慨叹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个名女人难上加难。如今这句话又有了新版本：做女人难，做主妇更难，做好主妇难上加难。 对丈夫、孩子的过分期待，对自己近乎完美的苛求，对工作的执著，对家庭的牵挂，都在困扰着主妇们的生活。有人宣称中国主妇深陷三重危机，是危言耸听，还是现实写照？让我们一同解读新时代主妇危机。 主妇危机or主夫危机 一、“一个‘妻性’，又把女人束缚了羁押了。当有人探讨中国主妇所谓‘妻性’时，一定要说说‘夫性’。这才会具备可能的公平。很多时候，不是女人胆子小，而是总有人吓唬她。比如这‘妻性’，就是吓唬人的东西。”
主妇难做，是一个生活性的问题。这个角色的难，就在于它所负荷的东西很多。但这些负荷，是不是永不得卸载的呢？
试看该文中的一段——“为什么韩剧在中国这么风靡呢？因为韩剧里充满了家庭的温馨，即使是一个家庭遇到了灾难、疾病，总是会表现出一家人齐心合力共渡难关的场景。这恰恰是我们所欠缺的东西，尤其是中国女人。中国的女人可以做一个好女儿，做一个好学生，做一个好职业女性，唯独做不好一个主妇。看着韩剧里那些衣着光鲜举止得体的家庭主妇，再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些已婚妇女们就能感受到差距所在。难怪有人说，中国女人的母性和子性尚可，只是缺乏‘妻性’。中国的主妇们，不管怎么努力，都会感觉到平静而富足的生活下面的危机四伏——想要解决，却怎么也找不到出口和方向。除了绝望，别无他法”。
这段文字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实更多的透着简陋。中韩文化的不同，对家庭的影响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道清的。韩国主妇的光鲜未必是中国主妇的榜样，其实如果更深地挖掘，中国主妇的生存可能比韩国主妇更多了自主。那点衣饰的差距是物质文明顺延的美感差距，不足以成为指摘中国主妇的佐证。至于有人说中国的主妇们缺少“妻性”，则是一个很凶猛的结论。什么是母性？母亲最根本的爱护子女的属性，是本能。这个概念是有了人类有了文字有了词汇就顺势而有的。因为它有它足够的普遍性，从人性、从本能来诠释。但是“子性”是什么？“妻性”又该是什么？概念不该是这么玩儿的。
我们再说所谓“妻性”。为人妻的本能该是什么呢？那么为人夫的本能又该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婚姻制度下的两种角色是否具备可以对垒或叫做对应的本能的部分？
一个“妻性”，又把女人束缚了羁押了。当有人探讨中国主妇所谓“妻性”时，一定要说说“夫性”。这才会具备可能的公平。很多时候，不是女人胆子小，而是总有人吓唬她。比如这“妻性”，就是吓唬人的东西。
二、“所谓‘妻性’和‘夫性’是要共振的，将责任单一地加载到主妇那里，实在有失公允。”
《中国主妇的三大危机》里描述的危机有：婆媳矛盾、孩子叛逆、夫妻感情。在婆媳问题的环节，文章列举了某小说里一个黑龙江婆婆和上海媳妇的家庭伦理故事，该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尾，文里说：“这更多体现的是两代家庭主妇的争执，在现实中婆媳之争很少白热化到引发离婚，但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讲究，无论谁胜谁负，足以让一个主妇绝望。”
婆媳问题的解决，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主夫。他一边为人子，一边为人夫，他是桥梁。如果他够智慧和担当，就不需要主妇迎刃而上，而他自己足够作为则能让问题迎刃而解。关键就是，他到底作为不作为。
婆媳之间，如果矛盾重重，说到底，它就不是主妇的危机了，而是家庭的危机。对矛盾的解决，需要群策群力，而任何对矛盾的放置或者升级之举，都是对家庭的破坏。这哪里是主妇所须独自担当的危机？
关于婆媳关系的建设，有些基本问题是需要婆媳双方都能以善之心明了的——A婆之忧：儿子娶了媳妇，当妈的是既高兴又失落的。高兴的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失落的是，从此以后儿子被另外一个女人抢走了。这个女人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甚至不是那么听话。
解惑：儿子的生命在需要接受另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必然要接受。你给了儿子生命，也给了他享受生命的本能和权利。你给的，就别再要回去。接受另一个女人出现在儿子的生命中吧，就像接受小苗长成大树。这是生命的必然。要祝福多过挑剔，要爱惜多过指责。
B媳之忧：婆婆想行使家长的权利，怕我抢她儿子的爱。她毕竟不是我亲妈，对我已经有预设的防备立场了。我再怎么努力也未必有用。
解惑：你可以不把她当成亲妈，也就应该接受她不能视你如己出。但是，你必须接受必须强调给自己的是，她是你丈夫的母亲，她是长辈。对婆婆的维护和尊重，是你的本分。做本分内的事，就不会有太多的诉求或因诉求过多而产生的失望了。
在《中国主妇的三大危机》一文提及的第二危机是“孩子叛逆”。文中说，长期以来，都是由女人相夫教子，教育抚养孩子的责任就无可厚非地落在女人身上了。孩子不听话，叛逆，女人忧心忡忡。
女人相夫教子，绝对不意味着男人没义务和责任教育孩子。孩子的问题更是家庭的问题。单一地把孩子的叛逆归结为主妇的危机，实在是言不符实。父亲的角色在孩子的成长中同样举足轻重。父亲对孩子的教育责无旁贷。
如果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主夫不作为，孩子的问题又何尝不是主夫的危机？在孩子的教育上，一定是要所谓“妻性”和“夫性”共振的，将责任单一地加载到主妇那里，实在有失公允。
《危机》一文最后陈述的是主妇有感情危机——“女子一旦尘埃落定嫁了人做了主妇，恐怕就只有坚守的份儿了。女人是天生渴望安定的，而在中国，男人们大多只懂得以貌取人，皮肤松弛的妻子基本上不受丈夫待见。对年轻女孩子充满嫉妒心、查丈夫手机短信、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些手段，对于歇斯底里想守住家庭的主妇来说，显得无可厚非。可这根本没办法改变什么，反倒会把老公推向另一个极端。”
这段文字是让主妇泄气的，有对主妇的怜悯，也有对一些男人的误读。
其实，对主妇的怜悯其背景是对婚姻结构的偏向性解读。婚姻如果幸福，是两个人的幸福，如果不幸，也是两个人的不幸。相信没有人是为离婚而结的婚，包括男人。婚姻出现问题，也绝不只是主妇的危机。试图在城里城外自如行走的男人所付出的代价只有当事人最为清楚。即便婚姻在主夫对主妇的“不待见”方面出了问题，那倒也未必是主妇的独立危机。婚姻里感情的走失，于双方都是个损失。主妇对待主夫的“不待见”，当然有理由闹。闹，当然也是以手段和结果分高低段的。但是不管段数高低，于主夫而言，迎头而来的东西是必须承受的。换言之，情绪成本、心理成本、名誉成本、财富成本，不可不付。说到底，是谁的危机？
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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