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分裂割据与战祸连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就货币流通方面而言，此时期很多区域都不曾铸造钱币，市场上的交易多以布、帛等实物作为支付手段，货币的流通与使用较两汉时期有了极大退步。作为中古时代的开端，三国时期同样存在着货币制度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等情况。
三国时期董卓铸钱引起了通货膨胀，此后魏蜀吴政权货币政策失败也造成了经济混乱的状况。但从市场经济繁荣到自然经济出现，三国时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董卓铸钱 五铢缩水 |
东汉末年，社会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而当时作为实际掌权者的董卓，竟私自铸造质量低劣的货币，这不仅加剧了本就恶劣的经济形势，还制约了三国时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为了躲避袁绍军的进攻，焚烧洛阳城中宫室、寺庙，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使董卓集团的经济压力大为增加。为解决经济上的问题，“董卓收诸富室，以罪恶诛之，没入其财物，死者不可胜计。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资治通鉴》卷五九载）当然，仅仅依靠掠夺富室与盗挖贵族陵墓远远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于是董卓决定“更铸小钱”，据《晋书·食货志》记载：“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收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为了铸造钱币，董卓到处搜集铸钱所需要的铜材，这些现成的“铜人”、“飞廉”不仅降低了铸钱成本，而且有效地解决了北方地区铜矿原材料匮乏问题。此外，董卓所铸钱币较之前流通的两汉五铢钱而言，体型小了很多，而且质量低劣。
近些年考古出土的货币实物也可以证实史书中的记载的确属实。1987年，河南许昌汉魏故城发现大型钱币窖藏，共出土铜钱335公斤。许昌博物馆取其中40公斤作分类实测，在约32550枚铜钱中轻劣小钱约占总数的41.5%，计13520枚。其中有11310枚小钱穿广径小、肉质薄劣，最大直径17毫米，最小者不足10毫米，一般重量不足0.5克，无内外廓，或无文字、或文字漫漶，不足以辨认，这种劣质小钱被钱币学界认定为董卓所铸造的钱币（图1）。
图1 董卓五铢
虽然史籍中多认为董卓铸钱“文章不便”（作者注：此处应该是“辨”，意为钱文不可辨识），但这种劣质小钱的面值也为“五铢”。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所铸“四出五铢”钱为例，最重者为4.3克，最轻者为2克（图2）。新铸小钱与之前流通的大钱面值相同，但重量差了4至8倍。董卓通过铸造了面值与之前相同、但重量大为缩水的货币，从而换取百姓手中原本贮藏的足值货币，进一步搜刮百姓手中的财富。这在当时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
图2 东汉“四出五铢”正背面
| 曹魏改革 困难重重 |
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曹魏政权试图制定相关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但统治者并未认清通货膨胀出现的根本原因，不仅没有及时制定稳定的货币政策，而且连赋税也改为征收实物，这使得三国时期北方地区的经济进一步持续衰落。
兴平三年（196年），曹操挟汉献帝迁都许，改元“建安”，标志着曹氏政权的实质性建立。由于统治区域同处北方中原地区，董卓小钱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对曹魏政权影响最大。曹操掌握政权以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以此减轻董卓小钱所带来的破坏。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用枣袛、韩浩等人建议，在许昌地区招募农民，始兴屯田。与此同时，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下令：“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由于屯田主要由政府与军队负责，国家直接参与了经济管理，保证了社会经济在通货膨胀影响下的正常运转，而且征收实物田租也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劣质小钱的流通，因此自董卓铸钱后的第17年，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魏政府才第一次宣布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
这一次，曹操只是恢复了东汉时期流通的五铢钱，并没有自己铸造钱币。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当时“不铸钱既久”，而且东汉时期遗留下来的五铢钱经过董卓搜刮之后，市面上所剩无多，这个时候由于钱币稀缺，反而造成了“钱贵物贱”的通货紧缩现象。
此后国内兼并战争逐渐减少，市场经济逐步恢复稳定，黄初二年（221年）三月，魏文帝曹丕便再次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可是，这次“初复五铢钱”的政策仅仅执行了7个多月，到了同年十月，便又“以谷贵，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史料中的“初复”应该是指恢复了上次曹操确立使用东汉五铢钱的制度，但是为什么这次“初复”政策只行用了短短7个月呢？史料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笔者推测此次恢复五铢钱可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钱币出现了减重情况，形成了市场上的“谷贵”，于是文帝才不得已停止用钱，恢复使用谷、帛等实物进行交易。
这一次政府公开指定市场上以谷帛等实物进行交易，使得钱币基本上丧失了交换职能，布帛等实物货币广泛流通于市场之间，市场中甚至出现了使用“湿谷”、“薄绢”等投机取巧行为，而且越发猖狂，不能禁止。于是，在司马芝等人的建议下，为了达到“国丰刑省”的目的，魏明帝于太和元年（227年）夏四月乙亥再次“行五铢钱”。
学术界认为这次“行五铢钱”应该是政府铸造了新的钱币。1982年，安阳市西郊出土一批南北朝窖藏钱币，共计2885枚，年代从西汉文帝铸造的“四铢半两”钱，到南北朝流通的“四柱五铢”、“五金”钱，跨度达700余年。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批窖藏钱币涵盖的品种很全面，从西汉至南北朝时期，大部分见于史料记载的铸币均有发现，因此价值极高。工作人员在整理这批钱币的时候，把一种铸造粗糙、未经修整、外廓压盖住一部分钱文的五铢钱认定为曹魏五铢。随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西省南昌高荣墓相继出土大量两汉三国时期钱币，其中就发现这种外廓压盖住钱文的五铢钱，由于能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和下葬时间，学者们开始怀疑这种五铢钱可能就是曹魏五铢。1996年，中国钱币学会在马鞍山召开了“曹魏五铢问题论证会”，河南省钱币学会也成立了“曹魏五铢课题组”，这两次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曹魏五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基本上认定这种直径在2厘米左右、重量为1至1.5克，钱体轻小、穿孔广大、不磨边缘、轮压钱文、铸造粗劣的五铢钱为曹魏政权所铸造（图3）。
图3 曹魏五铢正背面
此次铸造的五铢钱流通时间较长，据史书记载，“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这也说明，曹魏政权自此确立了金属铸币的本位制度，对国内经济的恢复发展有了一定促进作用。但是，曹魏五铢并不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重量既不能达到面值所规定的“五铢”，而且较东汉末年流通的五铢钱也轻了不少，因此曹魏五铢依然是属于可以引起通货膨胀的劣币。
| 虚值蜀币 后患无穷 |
同样面对通货膨胀的困境，南方的吴蜀政权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应对。刘备初入成都，面对当地物价上涨的情况，采取了继续铸造虚值货币的办法试图恢复，事实上却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虽然铸造虚值货币暂时使得国家府库充实，但这一举措造成的危害却是长期性的，也最终导致了巴蜀地区货币制度的完全混乱。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初入成都，《三国志·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载：“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从上引史料来看，刘备仅仅听从了刘巴的建议，铸造了直百五铢钱（图4），便在数月之间就解决了军用不足的难题，这究竟是一种具备什么魔力的钱币呢？
图4 蜀汉“直百五铢”
直百五铢是蜀汉政权铸造的第一种钱币，就其所规定的币值来看，属于虚值大钱无疑。以上海博物馆收藏出土的“直百五铢”钱币实物为例，体型最大者直径27.16毫米、重10.2克，最轻者直径25.07毫米、重2.5克，平均重量在5克左右。这种新铸钱币重量不过等于东汉五铢钱的四五倍，但规定面值却作价百倍使用，这就意味着刘备以数量极少的铜换取了民众手中40多倍的物资。在“军用不足”的环境下，刘备通过铸造这种价值极度灌水的钱币，仅仅几个月便达到了“府库充实”的效果。原本成都地区经济环境已经有了恶化的趋势，加之这次铸钱带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其经济状况肯定是不容乐观的。
依据考古学界取得的成果，蜀汉政权除了铸造“直百五铢”之外，还发现有面文为“太平百钱”（图5）、“定平一百”（图6）、“直百”、“五铢”、“直一”等几种钱币。这几种钱币也是重量不一、形制各异。以“太平百钱”为例，早期铸造的体型较大者正面钱币文字为篆书体，背面修饰有水波花纹，一般重量为7克左右；晚期钱币文字改为隶书，背面平素，重量减至3至4克；更有发现体型轻薄者，仅有0.4克，由于钱体直径只有13毫米，因此正面文字也缩写为“太平百金”。“定平一百”与“直百”钱应是蜀汉政权统治晚期通货膨胀达到最高峰时期的铸币，这两种钱币大都体型薄小，一般重量都不超过2克。即使这样，这些钱币依然标有“直百”、“一百”的面值，足以想象蜀汉政权统治下的区域通货膨胀之严重程度。“直一”与“直百”形制相当、重量相仿，但规定面值却相差百倍，其混乱情况可见一斑。
图5 蜀汉“太平百钱”正背面
图6 蜀汉“定平一百”正背面
| 民众缴铜 东吴造币 |
孙吴政权建立稍晚，但同样经历了货币困境。东汉末年，临湘地区就已经出现钱币与布匹共同流通的杂乱局面，而且这种金属货币与实物货币共用的状态一直持续贯穿孙吴政权的始终。与此同时，国内还面临着盗铸现象猖獗的问题，《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这一年是嘉禾五年（236年），孙权首次铸造钱币。第一次所铸钱币就属于“当五百”的“大钱”，说明之前孙吴地区的经济环境已经开始动荡。而且伴随而来的还有两个相关措施，一是诏令民众上缴铸钱所用的铜料，官方计算其价值购买；二是设立专门监管盗铸钱币的机构，防止民间的盗铸现象。
孙吴政权所统治的江南地区本来是属于铜矿资源丰富的区域，正如周瑜所说“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武昌地区更是成为当时最具盛名的冶铸中心。据陶弘景《刀剑录》记载，黄武五年（226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必定需要十分丰富的铜铁资源。然而仅仅过了10年，国家开始铸造钱币之时，竟然需要民众缴纳铜材，说明当时国内铜矿缺乏、矿产资源管理废弛。国家从人民手中购买铜料去铸造钱币，这在我国货币史中也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两年之后，孙权再次铸钱，这次更换为面值更大的“当千”钱。《吴书·吴主传》载：“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两次所铸钱币均为大面额的虚值货币。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实物为例，“大泉五百”（图7）体型最大者径31毫米、重11克，最小者径27毫米、重5.2克；“大泉当千”（图8）最大者径48.99毫米、重15.4克，最小者只有26毫米，仅重3.6克，甚至出现了“当千”钱比“当五百”钱更小、更轻的情况。一枚不足10克的钱币却要兑换上千枚五铢钱，其价值灌水程度可想而知，带来的结果必定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另外，考古曾出土面文为“大泉二千”与“大泉五千”两种钱币，国家博物馆就收藏有这两种货币实物。这也说明了，孙权陆续铸造了4种虚值大钱，其价值萎缩程度一次比一次高。
图7 东吴“大泉五百”正背面
图8 东吴“大泉当千”正背面
由于所铸之大钱属于虚值货币，造成了市场混乱，广大民众也都极不情愿使用这种货币，政府不得不于赤乌九年（246年）宣布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废除，并将这些钱币重新收回，复铸为器物。自此之后，孙吴地区的市场交易便出现了钱币与布帛等共同流通的混乱状况。
造成三国时期货币制度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论是董卓小钱的长期流通，抑或是吴蜀两大阵营大量铸造的虚值货币，都对当时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但是，这些影响恶劣、铸造工艺粗糙，有的甚至连铭文都没有的钱币，对于生活在当下的钱币收藏爱好者们来说却可称得上是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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