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河 我参加工作，正值“文革”时期。 “文革”中，人人都要站队。我有位秦老师是造反派，地区医院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被“三结合”成为医疗组负责人。 我记得是1974年10 月中旬，有天晚饭后，我在科室看书，秦老师突然出现，神秘兮兮地问：你想坐飞机吗？ 原来新野沙堰粮库一位“文革”前的全国劳动模范突发脑梗。秦老师医院总值班，上报地区革委会，地区革委会又上报省革委会。最后决定用飞机转送郑州河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秦老师说，已经安排有医务人员，你只管跟着坐飞机去，明天再坐飞机回来，一来回能坐两次飞机呢！ 我当然愿意了！ 这就有了第一次乘飞机的经历。 当年的南阳飞机场归属民航第十六飞行大队（“文革”期间民航归属部队，驾驶员穿军装），使用机型是运五飞机。
图 运5 飞机
南阳机场就在地区医院北边不到2 公里的地方。救护车把我们送到飞机旁边直接登机。病员加两位家属，一位医护人员和我，总共5 位乘客，上机安排停当后关上机舱铁门随即起飞。
运五的机舱很小，两侧各有六把可折叠的铁凳，中间放一担架，坐在铁凳上的人脚就没地方搁。起飞时，发动机的轰鸣震耳欲聋，飞机上的金属门也被震得哗哗声响。
图 运五的机舱，据说飞机发动机空中停机可以用摇把手动启动（源于网络）
驾驶员和领航员坐在机头驾驶室，一位报务员坐在机舱前面。飞机起飞后，报务员拿出一盘硬糖发给大家说，吃糖可以防止飞机升降引起的耳朵不适，也可以防止晕机。
这天是个阴天，飞机起飞后，舷窗外面就是漆黑一团。
我第一次坐飞机，什么都新鲜，不耻下问。报务员善谈，有问必答。飞机上天后，发动机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但是人与人之间说话，仍需要大声。机舱里除了发动机的声音，再就是我和报务员的说话声。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报务员停止和我说话，开始与驾驶舱里的领航员不停地交流，有些行话我听不懂，似乎是说航线问题。报务员不时地与武汉广州方面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接受外面的指令再传达给领航员。
机舱里的气氛似乎变得凝重，我也知趣地闭嘴。
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舷窗外面出现月亮，把它身边的云彩照得雪白。这时候报话机里传来机场的呼叫和指示方位，飞机侧身并开始下降。隔着机头玻璃，可以看见下面机场跑道两侧的灯光。
我看手表，飞行时间两个小时二十五分钟。
我们把病人送到医院，再回到机场招待所已是深夜。我倒头便睡，第二天六点多就被叫醒，说是吃过早饭就返回。
跟着飞行员们吃早餐的经历令我印象深刻：牛奶、豆浆，雪白小馒头，焦黄大油条，咸鸭蛋和鸡蛋，餐后水果等。不要钱也不要粮票，随便吃。这些食物都是现在住宾馆的免费早餐，可在当年却是飞行员特勤灶标准，一般人想都不敢想。
早餐后乘机返回。
飞机飞得不高，发动机的声音似乎也没有昨天的大。我趴在舷窗旁朝外看，从云彩的空隙中，可以看到下面的铁路公路和农田。我问报务员下面是什么地方，他支支吾吾地岔开话题。过一阵子我又问，他才说刚过鲁山，进入南阳地界，就要到达鸭河水库。说话间飞机从鸭河口水库上边经过，从蒲山和独山上空飞过。
鸭河口水库到机场这段路上，飞机开始下降。从飞机上鸟瞰大地，成片晾晒红薯干的地景，令我震撼—— 凡是有田地的地方，似乎都撒下白花花的红薯干，其景色蔚为壮观。在那个时代，能看到这种景观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有机会乘小飞机，而且正好是晒红薯干期间）。
返程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我问报务员为什么和去的时间不一样。他告诉我，飞机在天上飞，需要申请航线，按照航线飞行。
以后我和报务员成为朋友，常有来往。熟悉后他才告诉我，去的那天晚上，是在云层中飞行，有段时间迷航。有规定，这种事情不能让你们知道，甚至飞机处在什么位置，也不能告诉无关人员。
当天下午有政治学习，念完报纸后大家闲聊，有人问我乘飞机的感受。我说飞机发动机声音太大，现在耳朵仍有不适。外科王家锡主任说，直升飞机声音才大呢！那年鲁山森林大火，烧伤伤员住部队医院，我乘直五去会诊，回来耳朵嗡嗡地响了好几天。
这都是将近50 年前的事情了！
前几年我还见有运五在天上飞，它的机翼似乎与我以前见到的不一样。我住的南航花园小区里的退休老飞行员说，运五机翼加装翼尖帆片，以提高飞机的爬升性能。
图 新型 运五飞机（源于网络）
坦白地说，第一次乘飞机，除了新奇，并不觉得舒服。再加上那次无知无畏夜行迷航的经历，让我不喜欢乘飞机。2002年我从郑州去上海，第一次乘现代化客机，虽然它的快捷和舒适度远超运五小飞机，我对乘飞机的兴趣一直没有提升。
我外出旅行，尽可能选择乘车。好在是现在有了高铁！
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兴旺发达，让我们出行有了更多选择。
初稿 2023-12-25
作者简介
王贺伟，笔名汪河。
曾经做过医生，喜欢读书。退休后封刀，在电脑上练习输入法。
属于一介不入流之文学爱好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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