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是个大教育家。他不仅当过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的第一流教师，而且筚路蓝缕地创办了国际一流的新亚书院，他也从学者的角度就整个国家的教育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从理论到实践，他对教育都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走出“实利主义”、“模仿主义”的误区
中国的教育，曾长期陷入短视的“实利主义”和盲目的“模仿主义”之误区。
所谓“实利主义”，是指一切以实用与利益为目的，不考虑短期的“实利”其实应该以长期的“素质”为根基。
所谓“模仿主义”，则是依葫芦画瓢，不真正理解国外的先进教育先进在何处，也不结合本国的实际，盲目模仿，自然也起不到好的效果。
钱穆的教育宗旨，总是将教学与做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早在1942 年发表的《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学教育》一文中，钱穆就针对当时教育中“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的弊病，提出“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的口号，提倡主要“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如此，文化教育可以纠正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味模仿西方的弊病，而人才教育则不仅学习自然科学，而且在政法经济文哲历史艺术诸门皆能兼容并包。科学教育，则仅仅应当是人才教育的一部门。
做人重于读书
在新亚书院期间，钱穆也在不断向师生陈述自己的这一教育宗旨。表述方式虽有所变化，但核心内容不变。
1956 年1 月17 日，钱穆在农圃道新校舍奠基典礼的讲词中强调：“我们的教育宗旨，不仅建立在传授学生们以某项必备的知识上，同时我们更注重在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理想上。”所以，在知识教育、文化教育、人格教育中，钱穆认为人格教育最重要。他说：“一般青年，跑到学校，在他们的意想中，似乎只注重在习得几项智识，获得一种资历，将来好在社会上谋求一份职业。这是近年来学生进学校的共同目标。但我们想，一个人不仅应在社会上好好谋求一职业，更应该在社会上好好做一个人。他必须懂得如何好好做一个人，他才能懂得如何好好做一件事。事业更重于职业，而人格则是一切事业之基本。因此我们的教育理想，不仅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求知识，同时也注重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好让他们懂得如何凭借他们的智识，来为社会服务。我们希望指导学生，做人更重于读书，事业更重于职业。”
站在世界的立场，始终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放在首位
关于“文化教育”，钱穆始终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放在首位。
但在新亚书院时，他的视野比以前更为开阔。
他对学生讲：“我们学校的教育对象，是中国的青年。中国有他自己一套优良传统的文化。但今天的世界，已是在走向大同的路上，中国人不能关着门做中国人。中国人必得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来做一个人。因此每一青年，我们该指导他们，如何了解世界人类文化所包涵之大意义，及其大趋势。”（钱穆：《农圃道新校舍奠基典礼讲词摘要》）
青年学生应知道的四件重要法宝
1959 年3 月2 日，钱穆在第17 次月会举行艺术专修科第一届毕业授凭讲词中，重申新亚书院教育宗旨，只不过是从学生的角度引入的。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
每一个青年在学校，应知有四件重要的法宝。
首先第一件是知识，此一件法宝，一半得自教授之传授，另一半须由自己去探讨。
第二件法宝是技能，此一件法宝，则几乎全须赖自己练习。
第三件法宝是自己的品格，这一法宝，更需要自己修养，自己锻炼，而且与第二法宝不同，因其不能与人以共见，只藏在自己内心自知之。
第四件法宝是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一件法宝，更无凭据，无把握，有待于出了学校以后之逐步努力、逐步完成。诸位要能建立理想，便该从广大的知识中觅取。
诸位当知，任何一专门学者乃及一普通人之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理想乃及学术思想，全需在社会大群之现实境况与夫文化大体系之繁复机构中，而有其意义与价值的。
我们学校之宗旨，重在人文精神，便是要诸位从认识第一件第二件知识与技能之修习外，进而获得第三第四件法宝，即自己人格之锻炼，与自己理想之建立。
总而言之，在钱穆的思想中，教育必不能舍本逐末，而教育宗旨也必不能只是高调提倡而与实际教学相脱节。
（以上主要文字，摘自笔者所著《低学历的五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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