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夫妇与汪子嵩夫妇合影
在现当代哲人中，汪子嵩与他的老师贺麟都曾备受中国哲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与他们的学识、著作有关：汪子嵩讲授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在古希腊哲学研究方面深有造诣，其主持撰写的《希腊哲学史》称得上中国迄今为止研究古希腊哲学史的最重要著作；贺麟则既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是西方哲学研究专家，其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被称誉为西方名著在学术界影响持续最久、迄今不衰的首选译作。
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曾担任的重要职务密切相关：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中国的哲学系只剩下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包括贺麟、冯友兰、金岳霖在内的所有高校的哲学教授都集中到那里进行思想改造的时候，汪子嵩作为总支书记、哲学系副主任，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党政负责人；而贺麟则在解放前深受蒋介石重视，主持哲学编译会工作，还担任过北京大学训导长，代表国民党管理学生。
他们的思想观念曾经是对立的，但说来奇怪，二人的师生关系一直颇为融洽。他们时而交错、时而融合的实践与思考，构成一道非常独特而又富有代表性的风景，颇能予世人以启发。
师生的不同态度
在汪子嵩的书架上，有一本书摆了50多年却从没有翻过，而一旦经过岁月的洗礼，人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并开始翻阅此书时，才发现其真正价值。这本书，便是贺麟的代表作《文化与人生》。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纪念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的会议上，汪子嵩发言时首先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 1947年暑假，我回上海探亲，接到贺先生从北平来信，要我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替他领取新出版的这本《文化与人生》，并代他将书分寄给一些人。我遵命做了，发现他寄赠书的名单中，除了教授学者外，还有国民党政要，包括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等人。贺先生不久前曾去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和这些人有过接触；蒋介石还亲自接见过贺先生，贺先生向他提过建议，我正在工作的西洋哲学编译会的经费，就是由蒋介石批准拨付的。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但由于我自己思想的'左’，所以虽然将书照寄了，但我自己却不想看它，所以这本书在书架上摆了三十多年，我却一直没有翻过。”
既遵照老师的吩咐，代老师将书领了出来，并寄往多处，同时自己却根本不愿意翻阅，这显然是一种矛盾。提起这种矛盾，当从西南联大说起。
1941年，20岁的汪子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他学习勤奋、才思敏捷、记笔记最认真、学习成绩往往也是班上的第一名，是师生们公认的好学生。四年级的时候，汪子嵩选了贺麟开设的“黑格尔哲学”课，总是与另外四位同学一起，晚上到北门街的贺麟家中上课。
贺麟虽是著名的西方哲学专家，但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那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情怀。这位清华学校毕业、后又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很早就把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与此同时，他着力于中西哲学的比较参证、融会贯通，以汲取西方哲学的精华，推进儒家哲学的现代化，希望借此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他一心谋求学术救国，曾受邀到蒋介石任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在蒋介石约见时介绍西方古典哲学、贯通中西思想、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的想法，试图以此推动中国的文化事业，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重视。1941年加入国民党后，贺麟更被国民党视为“西南联大开展国民党党务的中坚力量”。不过，贺麟终究是一位崇尚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学者。他虽然发表过一些与政治相关的文章，还在抗战期间向官方争取到经费，成立了“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但他与那些只想谋求官位的人截然不同。正如他撰写《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样，他之所以也介入政治，是希望自己的研究乃至自己所带动的学术文化，能给危难中的中国带来源头活水。正因为如此，他对学生（包括与自己政见不同者）的态度与大多数国民党官员截然不同。
贺麟为人宽厚，有长者之风。有一次，汪子嵩和另外几位同学又去上贺麟的课了。他们对老师常将黑格尔哲学与王阳明哲学联系在一起很不理解。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客观唯心论，王阳明思想是主观唯心论，怎么能联到一起？黑格尔思想和朱熹的理学还可以联系，怎么能联系到王阳明的良知呢？”。这一次，这几位同学不仅向贺麟提出问题，而且还与老师争辩起来，让老师有点不大高兴。然而，贺麟随后的处理方式是令人敬佩的。诚如汪子嵩所说：“贺先生是宽厚的儒者，他知道我们这几个学生当时的政治倾向和他不同，但还是尽量给我们帮助。等我们再去上课时，贺师母亲自煮点心给我们吃。”
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汪子嵩早在1940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西南联大也秘密参加进步学生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贺麟自然也不知道汪子嵩的这种身份，而只知道其政治倾向与他不同。
学养的力量
抗战胜利后，经过大半年的准备，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分别返回平津，汪子嵩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继续学习，并成为北大助教，还加入了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贺麟女儿贺美英曾著文称：“当时编译委员会的人员有汪子嵩、邓艾民、王太庆、杨祖陶、黄楠森等人，当时他们还是北大助教。父亲和他们关系都很好。他们有时到我们家里来与父亲讨论工作和稿件，父亲也经常到他们院子里讨论问题。那一时期，他们组织翻译了20多种西方学术名著。”在此期间，贺麟担任北大训导长。
到了1948年北平即将解放、贺麟面临重大的抉择（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南下还是留下来等待共产党进城）时，汪子嵩终于把自己是中共党员的身份提前告知了老师，并劝说老师们留下来。
鉴于贺麟的身份，地下党领导担心一旦贺麟得知汪子嵩的身份，汪子嵩会出现生命危险。这个担心是很正常的，因为贺麟只要一个电话，就完全可以把汪子嵩抓起来。而汪子嵩则确信，即便贺麟不同意留下，也绝对不会出卖他。对于此事，贺麟本人有这样的回忆：
1949年北平临解放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到胡适家来，两人商量了出走的事。不久，两人就先后飞往南京去了……我不知道共产党地下组织是否已经劝告胡适、梅贻琦不要走，但我自己是有这个经历的。一个叫汪子嵩的学生曾经代表地下党组织找我，劝我留在北大，不要到南京去。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没定，可能走也可能不走，谢谢你们。”不过我是动了心的。据说，当时北大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要汪子嵩别暴露党员身份，以防意外。汪说：“不要紧，我相信他不会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叫人来抓我的。”也有人劝我以走为好。但我想，我又不干坏事不犯罪，干吗要走呢？而且这么多书怎么带走呢？我也懂点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党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知道共产党也还需要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期间，有四次机会我可以飞南京，我都没有走。经过反复考虑和思想斗争，我终于留下来了。
在历史转折关头，人的选择必然有多样性，善与恶也会出现激烈的纠缠和斗争，人心是很难预测的。可是，汪子嵩为什么那么相信贺麟呢？一方面固然与贺麟一贯保护学生的态度有关：他虽然是国民党“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但在任期间，多次压下国民党当局要求开除进步学生的信，对于国民党特务报来的黑名单，也总是置之不理。相反，他多次出面，保释出很多进步学生和青年，还掩护过樊弘等进步的民主教授，还发表过《论党派退出学校》等文章。这些都说明，贺麟绝不是一位只知道谋取政治利益的官员。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与贺麟多年的交往中，汪子嵩深知自己的这位老师：“将哲学看作人生的修养，认为'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有这样学养的学者，自有一种强大的自在的独立的力量，怎么可能出卖自己的学生呢？
反过来，有学养的学生，自然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出卖自己的老师。
北大哲学系
1949年2日，汪子嵩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留校担任哲学系讲师，不久担任北大党委会统战委员、校委会秘书。1952年院系调整，汪子嵩被任命为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哲学系副主任。
贺麟选择留在北平后，排除杂务，将已经翻译了一半的黑格尔的《小逻辑》拿出，集中时间继续翻译。到1949年国庆时，贺麟终于将这部哲学巨著全部翻译成中文，以此“作为对新中国的诞生的献礼”。而这本中译本的问世，也成为贺麟作为新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一代宗师的“一个永放光芒的标志”。此后，贺麟继续在北大哲学系授课，也曾随北京大学土改团到农村参加土改工作，积极适应新中国的变化。院系调整后，贺麟、汪子嵩的师生情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职务关系却有了变化。
汪子嵩回忆院系调整后的工作时说：“将清华、南开、燕京、辅仁、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大，他们的任务不是对学生进行教学，而是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这样，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一个特殊的系，单教授就有二三十位，其中许多是解放前著名的哲学家，担任过各校的文学院长和哲学系主任。但无论多有成就的学者教授，都必须接受思想改造……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到哲学系的，成为这项任务的实际执行者。……在当时，我确实是自愿积极地执行教师思想改造这一工作，也在努力地做好来自不同院校教师的思想稳定和关系协调工作。而另一方面，在运动中，我想尽可能地保护被触及的教师，减轻他们的政治压力……如安排他们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和某些专门化课程，组织他们编辑或编译中外哲学思想史料，参与中央编译局委托的某些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咨询服务等等。”
据《文化与人生·贺麟先生学术年表》可知：1954年，贺麟在北京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课程，并有文章面世。1955年，贺麟调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担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这样在工作关系上就与汪子嵩不在一起了。但师生间的交往与情谊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晚年的选择
汪子嵩对贺麟一直十分敬重，而贺麟对汪子嵩也很是感激，曾说汪子嵩两次解救了他。一次是北平解放前夕劝说他留在北方；第二次则是在“文革”期间为他写说明材料，证明他是清白的。
晚年的贺麟、汪子嵩，既是师生，又称得上知心的朋友。但有趣的事，这对师生的选择总是有些错位，即便到了晚年。
80岁的贺麟在抓紧时间做学术研究、培养学术后备人才的同时，主动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汪子嵩则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发挥重大作用后，重新回归学术，在近三十年的光阴中完全沉浸于古希腊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主持并参与撰述了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研究中最重要著作之一的《希腊哲学史》（4卷本，400多万字）。尽管师生二人的思想、人生选择并不完全契合，但他们具备的学养却是相同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最终成就了师生相知、相惜、相扶终生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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