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王朝，夏朝是否存在一直备受争议，出现争议的原因在于：因为最早记载夏朝和大禹的是西周时期，与夏朝至少隔了600余年，无法作为证明夏朝存在的得力证据。
正因如此，别说西方学者否定夏朝存在了，即便国内不少知名学者，如胡适、顾颉刚、郭沫若等都否认夏朝存在，认为夏朝纯属子虚乌有，只是周朝人虚构的一个王朝。其中，顾颉刚还认为“大禹是条虫”，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那么，夏朝到底存不存在呢？其实，从目前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记载来看，夏朝不是不存在，只是我们还没有揭开它的面纱罢了。
《史记·夏本纪》是司马迁对先秦诸多夏朝记载的一次集大成者的总结，提出了夏朝完整的帝王世系表，以及夏朝的重大政治事件，犹如我们的家谱一般。
问题在于，司马迁总结的夏代世系到底可不可靠？尽管无法直接证明，但殷墟甲骨文考证出的商代世系，与《殷本纪》中记载的几乎一样，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
这一推理的最大逻辑漏洞是：周朝人会不会虚构了一个夏朝，并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夏朝世系，以至让司马迁误以为真。客观的说，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周朝人虚构夏朝和帝王世系目的何在？
目前，考古发现的疑似夏朝的遗址很多，其中有三个非常重要。
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就非常符合史书中的“禹都阳城”记载，不论是古本《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封禅书·正义》记载，都显示大禹在阳城建都，地理方位高度吻合。而且，考古发现距离王城岗遗址15里地方，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韩国阳城（出土文字记载），显然“韩国阳城”的叫法并非偶然。
二，安徽蚌埠市涂山南麓的禹墟遗址，与史书记载中的“涂山之会”高度相似。首先，两者都叫涂山；其次，涂山之会是诸侯大会，所谓禹会诸侯，此前是大禹治水和禹征三苗，此后大禹建都阳城。在禹墟遗址上，考古专家发现超大型祭祀平台，和35个参会诸侯插旗的坑洞。
三，河南的二里头遗址，被很多专家认为是“夏墟”，里面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等文物，风格与商朝大不相同，但可惜的是，二里头遗址没有出土文字，导致判断该遗址无法成为证明夏朝存在的关键证据。
这些遗址无论从时间和规模上，还是从建筑、文物等风格上来看，都与史书记载上的夏朝高度相似，但缺少文字证据的硬伤依然存在。
夏朝存在之所以成谜，有一个关键因素是甲骨文中无“夏”，或者说商朝人没有记载夏朝。尽管我们可以用商朝频繁迁都，直到盘庚迁都于殷来说明商朝官方文献可能大量丢失，或甲骨文只是占卜问鬼神的卜辞，不记载历史，或商朝人本身粗鄙不重视记载历史等来说明，但作为一个后来者，却对前朝毫无记载，这的确说不过去。
不过，在北宋宋徽宗时期，山东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宋穆公后人，齐灵公时任齐国正卿），上面铭文追述宋人祖业：“隙成唐，又严在帝所，溥受天命，删伐夏司，败厥灵师，以少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不仅提到了夏朝，也提到了大禹。
众所周知，武王伐纣之后，将纣王兄长微子分封在了宋国，因此宋国人是殷人后裔。叔夷钟的铭文，与史书记载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2002年，收藏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一件青铜器，后被命名为“遂公盨”（见上图），盨盖缺失，内底铭文10行98字，是西周中期遂国的某一代国君“遂公”所铸的青铜礼器。
遂公盨中虽然没有提到“夏朝”，但却提到了大禹治水，以及因其德政而被推举为王的记载：“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
这一青铜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
史书记载大禹开启了夏朝，因此证明了大禹存在，虽然无法100%的说明夏朝存在（因为大禹存在不代表夏朝一定存在），但却是一个得力证据。
其实，如果换成是欧美历史上的王朝，以目前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证明，夏朝存在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但换成中国就备受质疑。
不过，真的假不了，我们相信夏朝一定存在，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进一步证据罢了。用事实打脸，希望未来有考古发现让西方学者彻底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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