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分裂的原因

 

 

伊 拉 克 教 派 结 构 的 历 史 生 成

　

伊拉克的教派矛盾主要是逊尼派与什叶派在意识和行动层面的彼此抗拒，其教派结构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在思维意识和行动实践等层面的矛盾体认。这一结构的生成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殖民主义的外界参与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实践理论进程中的世界观冲突。所以，伊拉克教派结构的生成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和历史－文化形态。

（一）伊斯兰教内部分裂的延续是伊拉克教派结构生成的历史意蕴和文化氛围

伊拉克教派矛盾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回顾中东宗教发展史，教派矛盾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作为一种为真主效忠为基本标识的思想意识，统一、团结和生机勃勃的政治实体是先知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的基本前提。但是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既没有留下儿子，也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因此，穆罕默德去世以后接班人归属问题，成了伊斯兰教分裂的历史根源，也就是说政治势力的较量和争夺权力的斗争是产生宗教派别的主要基因。拥护先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的一派自称“合法主义派”，在阿里的儿子侯赛因殉难后发展为什叶派，而承认四大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继承者的则是逊尼派。

伊拉克是什叶派产生的故乡，以教派矛盾突出、典型而著称。伊拉克南方的什叶派圣城纳贾夫是阿里陵墓所在地，卡尔巴拉则是阿里次子侯赛因的殉难地和陵墓所在地。在伊拉克政坛上，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历来是影响伊拉克政坛的三大族群。占穆斯林人口少数的逊尼派主要生活在伊拉克中部和西北部地区，什叶派穆斯林主要分布在南部和巴格达西部地区。在中世纪，伊拉克曾交替经历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王朝的统治。如什叶派的白益王朝、伊尔汗国、黑羊王朝，逊尼派的塞尔柱王朝、白羊王朝、萨法维王朝等。在两大同质教派的交往史上，曾屡屡发生战争流血冲突。在公元972年的冲突中，据说有1. 7万人死亡，300座商店和22座清真寺被焚毁。[1]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式又因近现代时期的殖民主义挑拨而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二）英国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使伊拉克教派矛盾进一步恶化

1917年，英国占领伊拉克。为了将伊拉克构建成为英国在印度殖民主义的天然延伸，1921年8月23日，英国决定将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这三个省强行粘附在一起，支持逊尼派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为国王，建立伊拉克王朝国家。[2]英国这一行动将各行其是的两大派别统一到伊拉克民族国家这一旗帜下，客观上增加了教派冲突的机会和可能。同时英国实行了支持逊尼派、排挤什叶派的“分而治之”策略，造成两派矛盾的潜在激化。在反对签署《英伊条约》的风潮中，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政治家关系出现破裂。1923年，一些什叶派宗教领袖前往波斯，作为向逊尼派政府施压的标识，但是毫无效果。1924年，它们归国后不再参与和过问政治。随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缘政治中风起云涌，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逊尼派主张的泛阿拉伯主义成为阿拉伯民众的理想追求，逊尼派成为阿拉伯地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侧重于伊拉克国家主义的什叶派则逐渐滑落到政治结构的边缘。

（三）作为现代性象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作为传统力量象征的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认同是伊拉克教派矛盾形成的根本内因

在逊尼派看来，阿拉伯民族主义有其无与伦比的魅力。但是，什叶派对这一主张根本没有任何兴趣。在他们看来，认同宗教比认同民族更具有价值认同上的优越性。埃及学者萨阿德·埃丁·伊卜拉辛在《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建国》一文中指出，“在纯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文化和语言是国家、社会和公民资格的政治认同支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因此，所有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继承阿拉伯文化传统、并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的人都是‘阿拉伯民族’的正式成员，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而不论在宗教、种族或教派的归属上有何不同”。而伊斯兰主义的什叶派则从信仰的角度来界定群体的认同归属。“阿拉伯世界中的两种不同的认同范式按各自对政治共同体的定义，排斥那些恰恰为另一种认同范式所包容的民族群体。”[3]在这里作者已经暗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对立关系命题。二者的格格不入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以及对内强化认同，对外严格排斥的特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双方观念的迥异表现在四大认同挑战：第一，以超民族、超地域、超国家，伊斯兰教共同信仰为基础的“乌玛”（宗教社团）认同挑战阿拉伯民族主义以语言、地域、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认同；第二，以“认主独一”为基本理念的真主主权认同挑战以民族国家为体认的国家主权认同；第三，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挑战以世俗化为特征的行动理念；第四，以实行《古兰经》和教法为法律实施基准的伊斯兰法挑战以现实理性为基点制定的世俗法条。什叶派激进的伊斯兰神权纲领理念与逊尼派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加剧了伊拉克教派结构的内在张力和分崩离析。

　

复 兴 党 政 治 与 伊 拉 克 教 派 矛 盾 的 发 展

　

尽管伊斯兰教是伊拉克国教，但是复兴党政权长期以来奉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并没有给什叶派提供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氛围。前复兴党政权禁止宗教干预政治，对什叶派宗教院校、宗教出版物严加控制和检查。这些世俗法制理念和行动箍制着什叶派宗教神学外壳，及其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什叶派穆斯林对当局的政策十分不满，并形成一批主张通过伊斯兰革命推翻复兴党统治的抵抗组织，但均遭到伊拉克政权的严厉打击和无情镇压。

（一）复兴党世俗的民族主义理念与实践经常与主张神权政治的什叶派产生冲突，加剧了伊拉克教派结构的动荡

在复兴社会主义理论中，泛阿拉伯主义是其主体精神和基本理念。其实质内容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民族高于国家，这是其理论基石；第二，复兴阿拉伯，这是其重要内涵；第三，阿拉伯统一，这是其核心观点。在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泛阿拉伯主义也只是得到了逊尼派阿拉伯人的认同，而什叶派从来没有表现出积极的热情。他们认为自己与其说是阿拉伯人还不如说是伊拉克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爱国（伊拉克）这一具体问题上，什叶派是真正的爱国者。[4]在什叶派看来，与埃及或叙利亚的泛阿拉伯主义统一或联合，会淹死在逊尼派的惊涛骇浪之中。[5]复兴党上台以后，其政治实践是构建逊尼派宗教主义理念为主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实体的最终目的试图将什叶派的意志容纳其中，逐渐消除伊拉克教派问题。但是，其现实后果则是将什叶派排除在国家整合的主流之外。正因如此，以色列学者奥法拉·本戈欧（Ofra Bengio）认为复兴党在处理教派问题上是“唯我独尊、互相矛盾、极端主义和暴力倾向的。”[6]复兴党控制的政府中，什叶派人数寥寥无几。如1977 年，在革命指挥委员会和内阁部长中，逊尼派占55％，什叶派仅为21％，1958－1968年为30％。[7]

复兴党试图通过强硬的世俗化政策，利用军队和暴力加速教派融合，其结果导致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激化。复兴党政府没收了纳贾夫的宗教基金，禁止举行宗教游行，取缔宗教学校，停止电台电视中的诵经节目，取消学校里的宗教课程。1971年什叶派发动叛乱导致双方的冲突公开化，伊拉克政府镇压并驱逐了9万波斯人到伊朗。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这无疑是伊拉克教派结构分裂的一股强大冲击力。1979年2月，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都发生了亲霍梅尼的示威游行，被复兴党政府无情镇压，包括处死了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穆罕默德·巴其拉·萨德尔（Baqir Sadr）和他的妹妹。同年7月12日，复兴党革命指挥委员会中的两个什叶派代表被驱逐。海湾战争结束时，什叶派发动了第一次大起义。由于美国未出兵援助，什叶派遭到了政府军的残酷镇压，仅在卡尔巴拉和纳贾夫就有3万穆斯林阵亡，并有数十万难民出逃，200余名宗教人士被杀或逃亡。[8]伊拉克教派矛盾恶化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二）复兴党政治精英也经常通过弘扬阿拉伯历史传统和文化寻根行动、强调伊斯兰宗教认同的宣传，来缓解教派结构脆弱的困境

复兴党政府在镇压什叶派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采用了一些缓和措施：

首先，强调什叶派地区民间文化的复兴。1969年，在什叶派的纳西里耶（Nasiriyya）地区举行了伊拉克流行诗词节。1976年，复兴党在什叶派聚居的巴士拉、撒马瓦（Samawa）等地区建立“国家民间文学剧团”，弘扬什叶派地区的民间文化。复兴党这种文化寻根活动的深层意图在于渴望通过对阿拉伯历史的弘扬，激发什叶派的民族情感，弱化教派隔阂。

其次，宣扬伊拉克国家认同，淡化教派结构的分裂特性。1984年，乌卡达尔（ukhaydar）节日[9]的开幕式上，伊拉克政治精英强调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同源性，有意识的模糊两派的界限。伊拉克的副总统说：“今天阿拉伯的英雄萨达姆对敌人（伊朗）拔出的宝剑，其做法同伊玛目阿里当年的剑是相同的。伊玛目侯赛因所指挥的大军和其英雄的后裔侯赛因·萨达姆所执行的方案相同。”[10]

最后，对伊斯兰教信仰的强调。两伊战争期间，伊朗霍梅尼指责复兴党的无神论属性，煽动伊拉克国内什叶派的叛乱。作为回应，伊拉克政府通过强调伊斯兰宗教认同来安抚什叶派。萨达姆不断的对伊拉克什叶派说：“复兴党不是在无神论和伊斯兰教之间持中立态度；我们倾向于伊斯兰教方面。” [11] 海湾战争以后，伊拉克复兴党的话语中“伊斯兰”的特征越来越突出。萨达姆在讲话中对《古兰经》的引用越来越长，称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解放”科威特也成为宗教意义的象征。伊拉克复兴党这种新型伊斯兰教诉求的转型得到了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的欢迎。他们惊讶于世俗的伊拉克复兴党对真主的公开颂扬，萨达姆成为真正的“圣战斗士”和圣战旗帜的捍卫者。这种宣传在1991年1月初的巴格达峰会上达到顶峰。一些伊斯兰激进分子称萨达姆为穆斯林的哈里发。[12]

（三）伊拉克什叶派与伊朗的关系密切，并一直得到了伊朗的支持

从历史视野来看，伊拉克什叶派一直与伊朗存在着友好关系。在复兴党统治期间，伊拉克什叶派的起义一直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伊朗的援助加剧了伊拉克教派结构的离心力。1979年6月，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率领信徒前往伊朗，向霍梅尼祝贺伊斯兰革命胜利。1982年秋，什叶派领袖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基姆在德黑兰成立了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实为什叶派流亡政府的雏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伊拉克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在上世纪80年代都曾经在伊朗长期流亡。他们和伊朗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伊朗政府的庇护。就目前的伊拉克总统贾法里本人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他因被伊拉克情报部门通缉被迫流亡伊朗10年。在伊朗期间，他一面在什叶派圣城库姆学习什叶派理论，一面组织实施针对伊拉克军队的多起跨国袭击事件。2005年7月16日，贾法里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伊朗。伊拉克和伊朗缓和了历史上长达几个世纪的敌对态势，实现了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合作”模式的转型。从身份认同资源角度来考察，这是两国什叶派同源宗教认同顺理成章的结果，但对于逊尼派来说与伊朗合作是不可思议和莫名其妙的。

　

伊 拉 克 战 争 后 的 教 派 结 构 与 政 治 分 裂 危 机

　

在发展政治学中，国家建构主要指发展中国家树立新国家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地向整个社会渗透国家权力、建立现代政治体系的过程。归纳起来，伊拉克的国家建构难题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第一，认同性问题，即如何把领上范围内种族、宗教、历史各异的人群整合为一个新的“国家民族”，并培养出对现行国家政权的效忠意识。第二，协调性问题，即如何将伊拉克国内的石油资源在各个利益单元之间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促使国家经济结构的有效、公平运作。第三，稳定性问题，即伊拉克能否建立起治国安邦的政府，构建合法认同的政治实体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共同情感体验和文化心理。但是，在这些层面的有效解决中，伊拉克教派结构的合理构筑是首当其冲的现实命题。一般学者都认为伊拉克是亚国家形态，即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归属情结超越于统一的伊拉克国家集体认同。特别是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基本呈三分天下（逊尼派、什叶派和库耳德人）之局。美国“大中东民主化”战略使伊拉克长期压抑的教派矛盾得以释放，成为伊拉克国家整合的结构性难题，其结果总是导致脆弱国家的政治分裂危机。

（一）教派矛盾导致伊拉克政治认同的缺失

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其中什叶派穆斯林占60%，逊尼派穆斯林占40%。[13] 从教派分布的地理方位来说，南部是阿拉伯什叶派，主张泛伊斯兰主义；中部是阿拉伯逊尼派，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拉克著名学者萨利姆·马塔尔（Salim Mattar）曾经写道：“研究伊拉克历史的任何学者都会发现，伊拉克局势的持续紧张和暴力不断，其最实质的根源是国家政治认同的脆弱。”[14] 也就是说伊拉克缺乏地缘政治学家所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基石，即共同的领土、宗教、语言和种族等要素。因此，历届伊拉克政府都试图构建一种政治认同，来加强民众的整合力。哈希姆王朝时期，伊拉克国家教育突出强调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试图通过建立军队，完善国家机器，改善教派矛盾，加强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认同，但是收效甚微。其最终结果是军人干政、政变频繁，成为中东政治中的又一乱局。复兴党上台以后，这种促进国家认同的宣传越来越强。但是，效果仍不明显。到1982年，伊拉克复兴党的统治精英仍然痛斥“教派分离主义、种族主义和部族主义将统一的社会撕成碎片。”[15]目前，伊拉克国内两派的冲突实际上还是伊拉克教派矛盾导致政治认同缺失的客观反应。

（二）“黎巴嫩化”的政治结构导致逊尼派和什叶派权势错位

尽管伊拉克已经建立了一套现代权力控制体系（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但是其政治重建后的政治结构正在逐渐显现出“黎巴嫩化”模式。在前黎巴嫩，总统由马龙派教徒担任，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议长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政府部长以及议会席位也是根据各民族与教派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分配的，而这个比例是根据1932年人口普查结果确定的。随着黎巴嫩人口结构的改变，要求重新分配权力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酿成了1975年至1990年内战。按照人口结构分配权力，前景难料。人口结构是一个变量，不同的民族和教派的人口出生率不一样，一旦一个民族和教派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提高，它必然会提出扩大自身权力的要求。“黎巴嫩化”的政治模式对于教派结构复杂的伊拉克政治发展尤为不利，其客观后果则是加剧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在目前的伊拉克新政府中，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一手遮天，昔日的掌权者逊尼派受到排挤。如在2005年4月28日组成的临时政府中，逊尼派只得到了5个无足轻重的职位。议会表决结束后，逊尼派议员米沙安·朱布里说：“看到本届政府如此怠慢伊拉克人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逊尼派阿拉伯人，我感到非常痛心。”主管宗教基金的逊尼派领导人阿德南·杜莱米声称，逊尼派在新政府中“受到排斥。”[16]

（三）教派矛盾成为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中最主要制约因素

首先，逊尼派与什叶派、库尔德人在国家的价值取向、政体和资源分配方面的矛盾并非一时可以化解。在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什叶派政党占有多数议席，逊尼派也首次拥有一定数量的席位，这使得双方矛盾有所缓和。但是双方的矛盾并非缓减，更何况一些什叶派官员和军警利用其地位对反美的激进逊尼派分子进行或明或暗的压制和镇压，而基地则是有目的地暗杀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因此一些观察家认为伊拉克已出现内战的迹象，这并非空穴来风。伊拉克要消除过往独裁的伤痛，建立真正民主的机制和架构，实现各民族、教派的和睦共处，避免“黎巴嫩化”的结局，教派问题的解决仍是至关重要的关键。

其次，什叶派支持对地区权力的加强，逊尼派则竭力反对联邦制。伊拉克宪法导致了一个软弱联邦制度的诞生，联邦制将成为伊拉克为来基本国家架构。对于多年中央集权的伊拉克，联邦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的提出来自于什叶派。2005年8月11日，什叶派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公开表示在“伊拉克实行联邦制”，并得到了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西斯塔尼的认可。逊尼派反对分散政府权力和联邦制度并非完全基于缅怀过去统治伊拉克的美好时光，而是有着充分和务实的经济理由。实际上所有伊拉克政府的收入都来自石油的情况下，对于那些没有充足石油收入来源的省份来说，它们的前途是黯淡的。但是，新宪法中没有保证逊尼派地区可以获得石油收入的内容。相反，它还强烈暗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最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思潮代表伊拉克两种迥然相异的发展道路。在中东政治生态中，影响最大的两大精神资源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由于历史惯性的影响，作为过去居统治地位的逊尼派成为伊拉克统一的捍卫者。逊尼派阿拉伯人反对政府权力分散和实行联邦制，主张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分散政府权力加上铲除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相当于逊尼派完全丧失权力，从而使他们担心自己将永远成为二等公民。而目前政治上得势的什叶派政党一直主张扩展伊斯兰教在政府中的作用，它们认为《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应成为未来治理国家的基础。在什叶派控制的南部地区，伊斯兰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宪法规定的范围。如在巴士拉：禁止饮酒，不许听音乐，妇女外出要披上长袍。正如当地一位妇女所说：“过去是萨达姆，现在是宗教政党和民兵。对他们来说，妇女微笑都是一种犯罪”。[17]伊拉克什叶派的崛起以及远离世俗的政治宗教化倾向，与逊尼派的固有观念渐行渐远。

　

余　　　论

　

目前，伊拉克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矛盾的恶化使得伊拉克政治局势向内战的趋向演化。伊拉克政府于2006年2月28日发表声明说，因萨迈拉什叶派穆斯林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遭炸弹袭击引发的教派冲突已造成379人死亡、458人受伤。尽管当前的情势下，伊拉克两大教派的领导人还能控制局势，伊拉克内战在还不至于发生。但是，伊拉克教派结构的恶性发展将会使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关系走向处于扑朔迷离态势。这一国际政治现实距离伊拉克现行政治结构重建所急需共同体意识和国民共有观念相去甚远，更遑论对现行国家制度的认同了。在教派矛盾难以遏制的情势下，伊拉克国家的文化整合更加艰难，中东的地区政治生态会悄然生变。

今后伊拉克教派问题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互动和合作，如美国和国际社会等外部势力的调解方式和程度，伊拉克国内安全问题的改善限度等等。最关键和重要之处在于逊尼派和什叶派如何理智地洞察教派意识和国家利益在当前政治结构中的地位，矫正教派主体观念和民族主体思维的现实坐标。不论伊拉克教派结构多么脆弱，矛盾多么激烈，但是国际政治的“内核”凸现的仍然是国家利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大师摩根索曾直言不讳的指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至此，对于伊拉克民族国家而言，只有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能够以坦诚的态度面对矛盾和分歧，以伊拉克国家利益为标识彼此妥协教派矛盾，去寻求伊拉克国家的繁荣和复兴，才是保证伊拉克政治重建正常进行直到实现国家稳定的重要前提和条件。黑格尔曾经说过：“只有形成了国家的民族才会有更高的品格”。也只有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首要考量，弱化教派意识观念，伊拉克才可以在国际政治舞台和国际关系博弈的纵横捭阖中，提升自己在国际地位的“质量”和“档次”，拓展古巴比伦文明昔日的辉煌，实现民族国家重建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