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许武章
世事沧桑，星斗转移，人世间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和雄伟建筑，在历史的烟云之中湮没难觅，以至于提起曾经辉煌的过去，人们往往茫然，不知所云，寿安永济桥就属于被人们抹去的一例。
一、永济桥的位置所在
永济桥始建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是隋唐乃至北宋时期，架设在寿安县西约8.5公里洛河南岸灵山桥头村与北岸南湾村之间，它横跨洛河两岸，联系东西两京，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桥梁之一。该桥梁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隋唐社会、交通发展状况和桥梁建造工艺具有一定的意义。
以“寿安”名县，始于隋仁寿四年（604年）。因县治位于寿安山北麓，故将东魏天平年间（534～537年）的甘棠县改名为寿安县，至唐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幸兴泰宫（位于宜阳县赵保西下河），途径寿安城，见城南山脉如屏，翠柏蔚然，故题词“锦屏奇观”，锦屏山由此从寿安山中分析而出，独立为名。隋义宁元年（617年），寿安县城迁至洛河北岸的九曲城，即今天宜阳县香鹿山镇甘棠村。到了唐贞观七年（633年），又将寿安县城复移洛河南岸的锦屏山下。随后又经历了五代十国和北宋，一直以“寿安”称谓。到了公元1126年，伴随着“靖康之变”的发生，来自北方的女真族攻陷了当时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掳走北宋钦、徽二帝，建立了金代王朝，“寿安”县名也随即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恢复了“宜阳”之称。从公元604年“寿安”县名的启用，到公元1126年寿安县名的终止，“寿安”县名在历史上沿用了522年。进入元代以后，位于今日宜阳西部的福昌县并入到了宜阳县，从而形成了今日宜阳行政区域的主体。
寿安县东接东都洛阳，西连古都韩城，洛河自西而东穿境而过，境内有先秦乃至隋唐时期的崤函南道（进入宜境西称福昌道、东称甘棠道）、秦楚孔道（进入宜境称兴泰新道）等重要的交通道路，沿途建有不同时期的皇家行宫、驿站、桥梁、关隘、码头等设施，以此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交通体系，它是连接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的重要的交通纽带，位于寿安的永济桥就是这一纽带中最为重要的枢纽。
永济桥究竟建设于寿安县何处？这是人们长期争论的话题，也是此文探讨的重心。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不外乎有两种说法:其一为明代嘉靖37年学者李濂先生编写的《河南通志》，认为“永济桥，在宜阳县东十七里”。此观点叙述永济桥遗址在宜阳县锦屏镇周村与香鹿山镇李营村之间，光绪《宜阳县志·卷二·永济桥·考》对此写下了说明性文字：“永济桥遗址，故老相传在李家营村东，南通周村，北对八关寺，与李说正合。”并且列举出了确切的证据：“嘉庆间，洛水泛涨，冲损北岸，露出桥石无数。石皆方正，绾以铁卡，大者专车。桥板木多文梓，厚尺余，阔数尺，长一二丈，质色苍坚，作器甚佳。是后每遇大水，桥石往往塌出，今其故处，尚可仿佛。”其二为唐代李吉甫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该《志》认为“永济桥，在县西十七里。”以此观点类推，永济桥遗址应位于今天宜阳县锦屏镇灵山东的桥头村，北与柳泉镇的南湾村相对应。
永济桥的遗址一说在县城东，一说在县城西，二者相距17公里，两地均属于寿安县辖地，孰真孰假，难辨真伪。笔者经过查阅历史资料，筛选分析，认为位于宜阳县城西十七里的桥头村北的洛河段，即永济桥遗址所在，其理由如下：
其一，以历史名人渡桥为证。北宋年间，著名的哲学家邵雍，曾两度游览伊洛二川，一路走来，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名诗佳句，也详细地记载了游览的行程。尤其是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的游历，其行程记载更为详细。据宋代邵雍的《伊川击壤集》记载：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已是57岁高龄的邵雍，第二次深入寿安、福昌两地，再次游览了风光如画的洛河川。八月六日傍晚，邵雍出洛阳城西门，溯洛而上，当晚住宿于奉亲僧舍，夜听张道人弹琴。“七日溯洛，夜宿延秋庄上”。延秋庄位于今日宜阳与洛阳的交界处的洛河北岸，西距寿安城（今宜阳城）20公里，因延秋庄是当年友人为他置办田产的地方，这就是为何邵雍两次游览洛河川均在延秋庄逗留的缘故。“八日渡洛，登南山观喷玉泉，会寿安县张赵尹三君同游。”这里的南山指的是宜阳县锦屏镇东店村南的金牙山，此地西距寿安县城3.5里，金牙山下有龙王冲，冲内有喷玉泉，泉水从金牙山的悬崖峭壁上倾泻而下，形成了“中间一道长飞雪”（邵雍《八日渡洛登南山观喷玉泉会寿安县张赵尹三君》诗句）的壮丽景观，在明清时期被誉为 “龙湫喷玉”，为宜阳八景之一，唐代白居易、宋代司马光均有《题喷玉泉》诗句。此时邵雍赴寿安城而“渡洛”，如果永济桥位于寿安城东8.5里的周村与李营村之间的洛河段上，邵雍就不会乘舟“渡洛”了，而应该是骑马或步行“过永济”了。可见当时那里并没有任何桥梁，所以永济桥在周村、李营之间实属子虚乌有。“九日登寿安县锦屏山，下宿邑中”，在游览叠石溪（位于锦屏镇大雨淋村附近，今呼叠石齐）后，晚上宿于县衙。十日，在蒙蒙细雨中从寿安城出发西行，“十日西过永济桥，唐桥名”。指明了通过永济桥的日期和桥梁的建造时代，特别强调了“西行”二字，证明了永济桥就在寿安城西，而非寿安城东。其诗云：“十日西行过永济，时时细雨湿衫衣。多情会得山神意，犹恐行人欠翠微。”邵雍通过永济桥，到达洛河北岸，西行经过宜阳故城（今宜阳县韩城镇）而到达福昌县（今韩城镇福昌村）。在福昌游览了周围的三乡、女几山（今称花果山）后，沿洛河南岸折回寿安，后经寿安城东的牵羊坡，到达伊河川，游览龙门后返回洛阳，历时14天。那么，永济桥在寿安城西什么地方呢？笔者认为：宜阳县锦屏镇桥头村北的洛河上，即是永济桥遗址的所在。
其二、以当地村名为证。在永济桥南，有一个自然村庄名曰桥头村，此村因坐落于永济桥南头，而名桥头村。在永济桥北端，从甘棠路向南渡永济桥，形成弯道，人们据此而居，形成村落，名曰南湾村。桥南的桥头村和桥北的南湾村，见证了永济桥的兴废变迁，从而也证实了永济桥就架设在此处的洛河段上。
其三、以出土材石为证。大约在2011年的六、七月份间，在灵山桥头村洛河段修建橡皮坝时，在河床中出土了许多圆形木桩，木桩直径大约40公分左右，一头为圆锥形，可疑为永济桥木桩。并出土有许多青色花岗岩石墩，石墩厚度均为45公分左右，最长的有120厘米左右，短者也在90厘米左右，其宽度一般在95厘米至65厘米之间，此石墩的出现，与《旧唐书·卷四十七·职官二》对永济桥的描述高度一致：“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这四座石柱桥即“洛三,灞一。洛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灞桥也”，这四座在当时认为的巨大桥梁，都是由当时技艺特别高超的人设计建造。由此可见，出土的木桩与石墩，应为永济桥遗物无疑，可惜木桩出水后下落不明，石墩现摆放在灵山莲花公园内。2014年3月，笔者在锦屏镇灵山村民李志恒先生的指引下，将其摄照留存（见图）。
至于在寿安城东周村与李营之间的桥，虽非永济桥，但因处在永济、天津两桥之间，是否为曾经的“中桥”遗址？尚须进一步考证。
二、永济桥的历史地位
永济桥为何修建于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要从隋炀帝营建东都说起。
仁寿四年（604）七月，隋炀帝登上皇位，第二年改元“大业”。为了加强对关东与江南地区的控制，十一月隋炀帝下诏营建东京洛阳，诏书说：“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到了大业元年（605年）三月，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开始实施营建东都的规划设计和付诸施工等工作，新建的东都位于汉魏洛阳城西十八里处，处在瀍河以西，涧水以东，北依绵延起伏的邙山，南对巍峨壮观的伊阙，南北二者之间经过定鼎门街构成城市的中轴线，而洛水穿城而过，象征天河。东都新城规划构思巧妙，城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突出了都城气势。
永济桥是隋炀帝营建东都时最为重要的配套工程。现今的宜阳县境，地近洛阳，是隋炀帝开发东都的毗连地区。为了配合营建东都的开发，隋炀帝先后在今日宜阳境内修建了多处大型工程建设。一是开通莎栅道。莎栅者，即今日河南省洛宁县河底镇。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元年，隋炀帝营建东都时，“废二崤道，开莎栅道。”二是创建福昌宫。即今日韩城镇福昌村修建了福昌宫。并在沿途设立了一定数量的驿站。三是营建显仁宫。在营建东京的同时，隋炀帝命将作大匠宇文恺在河南郡寿安县营造显仁宫，显仁宫“南接皂涧（今宜阳城西李沟河），北跨洛滨”，其遗址位于今日宜阳县城中街学校至小西河间。当时曾“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四是在寿安西洛河上修建永济桥。《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一》记载：“永济桥建于隋大业三年（607），隋亡以后毁废。”特别是永济桥的建设，极大地配合了隋东都的营建工作，使东西二京来往人员和货物运输，通过永济桥而到达隋东都洛河南岸城区或都城长安，这样成功地缓解了两都之间的运输压力，极大地方便了洛河两岸来往商贾和过往人众，有效地加大了对关东地区的控制，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永济桥是隋西苑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时，还下令开工修建了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上林，也叫西苑，供自己享用。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隋大业元年（605年）五月，“在都城之西，东抵宫城，西临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飞仙”的区域内修建西苑，这里的“飞仙”应为“非山”之误。《元河南志》记载其“周长二百九十里一百三十八步。”据此推断，西苑范围北含邙山至新安县，南至宜阳县樊村乡前杓村境内的半坡山（一名非山、或曰厘山、或曰纵山、或曰半壁山），东接东都皇城，西至九曲（今宜阳县香鹿山镇甘棠村），面积方圆二百里。此苑亭台楼阁星罗棋布，离宫别院鳞次栉比，极尽奢靡华丽之能事。而永济桥正是处在西苑最西段，连接了西苑西端洛河南北地区，并且地近豪华的显仁宫，为隋炀帝的奢侈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永济桥是隋唐时期“官道”上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被纳入到了国家交通的管理体系。据开元二十五年编纂的《水部式》残卷记载：“京兆府灞桥、河南府永济桥，差应上勋官并兵部散官，季别一人，折番检校。仍取当县残疾及中男分番守当。灞桥番别五人，永济桥番别二人。”通过以上措施，即保障了永济桥的正常检修和守护，也保障了过往商旅的安全，从这些资料中也可以看出永济桥在中国交通史上所占据的位置。
三、永济桥的兴废
永济桥是隋唐两京之间的咽喉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故历史上的永济桥曾多次修建而又多次被毁。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为了营建东都洛阳的需要，在寿安西8.5公里处的洛河上修建了永济桥，该桥后毁于隋末战乱。到了唐王朝定鼎天下，于唐贞观八年（634年）又重新修复了永济桥，此桥是在洛河上排列船只，船船相扣，跨船铺板，搭成浮桥，以便渡人，故史料上称作“造舟为梁”。此桥长四十丈三尺，宽二丈六尺。唐代的一尺相当于今天0.296米，如此换算永济桥长119.288米，宽7.696米，桥面平坦宽阔，气势宏大，不失为“官桥”的气派。后此桥不知毁于何时？没有文字资料记载。
时光到了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中丞王怡以纠获赃钱，叠石重造永济桥，以代舟船，行人颇济焉。”其桥位置“在寿安之西。”（《南部新书》）。御史中丞王怡用纠察获得的脏银，在原址“叠石重造永济桥”，明确指出了永济桥为石桥，并且为“重造”。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六月壬午，“东都洛水泛涨，坏天津、永济二桥及提象门外仗舍（卫士的值宿），损居人庐舍千余家。”（《旧唐书·本纪卷八·玄宗上》）。永济桥又一次被洛水冲毁。
到了晚唐时期，永济桥已经不复存在，昔日繁忙的石桥变成了“永济渡”，这在晚唐诗人许浑的《早发寿安次永津渡》一诗中得到了印证。一日，晚唐诗人许浑从洛阳出发，夜息寿安城（今宜阳城）内，次日五更，顶星戴月，西行过永济，写下了《早发寿安次永津渡》：“东西车马尘，巩洛与咸秦。山月夜行客，水烟朝渡人。树凉风皓皓，滩浅石磷磷。会待功名就，扁舟寄此身。”诗人许浑，字用晦，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人，生卒年不详，据史料记载，他是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进士。由这首诗的尾联 “会待功名时，扁舟寄此身。”可知，诗人创作此诗时还没有得中功名，也就是说这首诗是写于832年之前。据此推断，在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年）前后，永济桥又一次坍塌被毁，变成了永济渡口。
不知何时，永济桥又予重修复建，到了北宋嘉佑、治平年间邵雍两次游洛川，均从永济桥通过，证实了此段时间内永济桥完好无损，可供行人正常使用。然而，到了北宋元丰年间，永济桥已不复存在，并且永远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至元丰六年（1083年），著名诗人张耒曾任职寿安尉。据光绪《宜阳县志》记载：福昌县“熙宁五年（1072年）省入寿安，元佑初（1086年左右）复置。”也就是在福昌县建制被取消约14年的时间里，张耒恰好在这段时间内任职于寿安尉，寿安尉的衙门就设立在撤销后的福昌县城，当时叫福昌镇。诗人在福昌任职的5年间，时常穿梭于寿安、福昌间，曾写下了七律《永济桥》：“墟庙无人吊毁垣，故桥遗址至今存。侵波野岸生新草，啮石老烫留旧痕。金殿有基藏兔穴，玉舆无路半樵村。甘棠古道轮蹄断，落日空山暮雨昏。”在这首诗中可知，昔日的永济桥已成“遗址”，散落在河床上的桥墩石，由于长期被洛水冲刷，留下了“啮石老烫”的岁月痕迹，从而可知永济桥已经坍塌消失。无独有偶，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先生，曾在元丰（1078～1085年）年间某一秋天，与挚友范景仁先生结伴西游寿安，写下了《寿安杂诗十首》，这在邵伯温的《邵氏见闻录》中已有记载：(司马光)“尝同范景仁过韩城，抵登封，憩极下院。”可见他俩由西而东，永济桥已存在，变成了渡口，司马光就此写下了《永济渡二首》，诗人这样写道：“洛水寒可涉，长汀柳飞叶。”这时的洛河，已无“永济”桥梁可行，诗人也只好卷起裤腿，冒“寒可涉”了。以此结论，北宋元丰之前，永济桥已经毁坏而不复存在，而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没有任何资料记载，应该说永济桥此时已经寿终正寝，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永济桥从隋大业三年（607年）修建开始，至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止，时断时续地经历了470多年的风霜雨雪。在这470多年间，作为沟通东西两京的交通枢纽，在古代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永济桥早已不复存在，但“永远周济行人”的美好寓意却永留人间。
参考资料：《宜阳县志》，［民国］张浩源、王凤翔等编纂；《伊川击壤集》，［北宋］邵雍著；《旧唐书·卷四十七·职官二》，［五代］刘昫撰；《唐会要·桥梁》［北宋］王溥撰；《隋书·炀帝纪》［唐］房玄龄等纂；《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一》，［唐］李吉甫撰；《旧唐书·地理志》，［五代］刘昫撰；《水部式》［唐］；《南部新书》［北宋］钱易撰；
作者简介：许武章，男，生于1958年4月，1975年元月参加工作，大专文化，河南省宜阳县柳泉镇鱼泉村人。原工作于宜阳县卫生局，现服务于洛阳好射手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任文化研究员。近年来，校注民国7年版《宜阳县志》，全书108万字，2012年12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撰写了《挑灯话三乡》《揭秘五花寺塔》《永济桥钩沉》《宜阳玉阳宫考辨》《柏坡村名考》《古刹汉山光武庙》《一代文星照三乡——金元文宗元好问寓居三乡始末初探》《万古诗坛子美家——简述金末诗宗辛愿生平轨迹与创作历程》《与宜阳有关的成语集锦》等地方文史研究性文章，先后被《洛阳佛教》《灵山海会》《宜阳文史》《金元泰斗元好问》等多家刊物采用。撰写了《汉山文化产业园解说词》，完成了《韩诗外传注译》《鹿鸣斋墓志铭集锦注译》初稿。2016年被聘为《洛阳生活导报》专栏撰稿人，全年供稿48个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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