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脏补泻

《素问·藏气法时论》：“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写之。”“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写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写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写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写之。”

五脏各有天性，遂其性则欲，违其性则苦，本脏所苦为泻，本脏所欲为补。盖指水润下作咸，火炎上作苦，木曲直作酸，金从革作辛，土稼穑作甘。五味而言，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以酸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以酸补之，以甘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以甘补之，以苦泻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补之，以辛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以咸泻之。虽然苦者直行而泄，过苦则伤气，须咸以佐，辛者横行而散，过辛则伤皮毛，须苦以佐。酸者束而收敛，过酸则伤筋，须辛以佐。咸者止而软坚，过咸则伤血，须甘以佐。甘之一味，可上可下，土位居中而兼五行也，过甘则伤胃，须酸以佐。淡品无味，五脏无归，专入太阳，微利小便，过利乃伤，须统五味而消息之。知其数者，其于苦欲补泻益得共平，而心肝脾肺肾各尽其性矣。 

（1）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因此，肝欲散应理解为：发散是肝本性的需要，是一种生理状态的需求。肝在五行属木，具有木的升发条达而恶抑郁的特性。辛味具有发散的功效，顺应了肝木的升发特性，因而补肝；酸味具有收敛的作用，与肝发散的特性相反，所以泻肝。正如吴昆说：“肝木喜条达而恶抑郁，散之则条达，故食辛以散之。顺其性为补，反其性为泻，肝木喜辛散而恶酸收，故辛为补而酸为泻也。”其他如张介宾所说：“木不宜郁，故欲以辛散之。顺其性者为补，逆其性者为泻，肝喜散而恶收，故辛为补、酸为泻。”姚止庵所说：“此言一脏补泻之例也。肝何以欲散也？盖肝者木也，木性生发，喜畅而恶郁，故肝郁则病，经曰：'木郁则达之’是也。欲散肝郁，莫如用辛，辛既能发散肝郁，是散之即所以补之也。然味之入肝者，酸也，以酸治肝，正宜云补，而此反云泻者何也？凡病在某脏，欲用某药以治之，而苟不得其气之相习者以引之，则必拒而不得入。故欲治肝病，必用味之酸者以为引，而后肝病可治也。是酸之为味，虽以收敛为功，而亦有宣泻之用焉。”以上论述都是这个道理。 

（2）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

吴昆的解释为：“心病则刚燥矣，宜食咸软之”，张介宾解释为“心火太过则为躁越，故急宜食咸以软之”，两种看法都从心的病理状态层面上解释；对于“甘泻之”的解释也是如此，此种解释十分不妥。比较而言，姚止庵的理解更胜一筹：“善于软者，莫过于咸，咸者水也，以水治火，则火自息而心自宁，故软之即所以补之。然软之为言柔也，心火易亢而欲其柔软也。若欲折其上逆之势而使之下泄，则又宜用甘，甘性缓而善于泄热也”，体现了心的生理状态下顺其性为补，逆其性为泻的原则。 

（3）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

脾五行属土，土性温厚以载万物，故吴昆说：“脾以温厚冲和为德，故欲缓”。张介宾说：“脾贵充和温厚，其性欲缓。”甘味具有缓和、柔缓的功效，顺应脾性之缓，苦味于甘味相反，故张介宾说：“宜食甘以缓之。脾喜甘而恶苦，故苦为泻、甘为补也”。

（4）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肺与金秋相应，秋天呈现收敛的气象。因此，肺也以收敛为其性，正如吴昆所说：“肺以收敛为德，主秋令者也”。酸味具有收敛的作用，辛味具有发散的作用。因此，酸味具有补肺的作用，辛味具有泻肺的作用，即张介宾所说：“肺应秋，气主收敛，故宜食酸以收之。肺气宜聚不宜散，故酸收为补，辛散为泻”。

（5）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

肾藏精，主闭藏。肾欲坚，实际上是肾的坚固肾精。正如张介宾所说：“肾主闭藏，气贵周密，故肾欲坚。”对于苦能坚肾的理解后世医家比较倾向于“苦能泻热而坚肾，泻中有补也”，这实际上是“泻火存阴”、“以泻为补”之举。这种解释仍然是把肾欲坚理解成为一种肾火炽盛的病理模式，显然并不符合《黄帝内经》的原始逻辑。《黄帝内经》时期所说的“苦坚肾”就是认为苦味具有补益肾阴、肾精的作用，从而达到肾精坚固的状态。如吴昆所说：“盖苦物气寒以滋肾也。苦能坚之，故谓补”，而“咸能软坚，故谓泻”。 

2、论述五脏病理之施治

（1）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肝在五行属木，按照五行-五味-五脏相对应的关系以及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肝苦急，为木太过，宜选用五行中相克之属性金性之辛味加以克制，而此处选用甘味，却作何解？《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将肝比喻成将军之官，是说明其脾气急，容易产生肝气太过，气急，肝阳上亢，使人性躁善怒。正如全元起云：“肝苦急，是其气有余。”显然苦字应作病患讲。肝苦急，是说肝气急的一种病理状态。甘味具有缓和的作用，因此，可以用于治疗肝气急，即吴昆所说：“肝为将军之官，志怒而急，急则自伤而苦之矣；宜食甘以缓之，则急者可平也”。运用甘味治疗，主要是考虑到肝的病理特点，从而选用针对性的药味进行治疗，而非简单的五行相克。姚止庵所说“盖肝为将军，多气善怒，相火寄焉。其证其脉，病则必急，是其常也。治肝之法，先泻后补，是矣。”也是这个道理。

（2）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收是收敛之义，根据语句对应，这里的缓应作缓而散之义，并非单纯的缓慢之义。“心主全身之血脉”（《素问·痿论》），心气虚，宗气不足，则鼓动全身血脉之运行缓而无力，心气散逸。正如全元起所说：“心苦缓，是心气虚。”心主神明，在志为喜。过喜则耗气，心气散逸。酸味具有收敛的作用，宜用于收敛散逸的心气，即吴昆所说：“心以长养为念，志喜而缓，缓则心气散逸，自伤其神矣。宜急食酸以收之”。

（3）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正常状态下，脾为胃行其津液。病理状态下，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津液失去正常的运行敷布，停留而为水湿，成为水肿、痰饮，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反之水湿内停，阻遏阳气，又会影响脾的功能，所以《素问·宣明五气》说：“脾恶湿”。苦味可以燥中焦脾湿，因此，脾有湿，可以食苦味而去之。正如吴昆所说：“脾以制水为事，喜燥恶湿，湿胜则伤脾土，宜食苦以燥之。”姚止庵说：“脾者土也，土虚则不能制水而湿胜，湿胜则濡泻，濡泻则脾愈虚，故脾病常苦于湿也”，亦是此理。

（4）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黄帝内经》认为，“诸气者，皆属于肺”。肺主气表现为肺对气的肃降功能。肺的肃降功能说明肺气以下行为顺。如果该功能失常，则会出现肺气上逆，表现为咳逆、喘促；或者影响水液代谢，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而形成水肿，这些都是实证而非虚证。因此，全元起说：“肺气上逆，是其气有余”。吴昆认为，“肺为清虚之脏，行降下之令，若气上逆，则肺苦之，急宜食苦以泄肺气”，认为“泄”的含义实质上是“降泻”，是降逆下行的作用。这与后世所说苦味的功效有所不同，如姚止庵给出了另一种解释：“盖肺主诸气，无病则顺而下行，病则气上逆矣。然上逆之故，多本于火，利用苦寒以泄其热，则转逆为顺矣”。显然，姚止庵是为了迎合后世所公认的苦味具有“泄热”的功效而加以曲解。若抛除后世医学知识所带来的主观导向，吴昆的解释更为合理，这也许是先秦医家对苦味功效的原生态认识。

（5）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肾为水脏，以燥证为病患。吴昆说：“肾者水脏，喜润而恶燥，若燥，则失润泽之体而苦之矣。”姚止庵说：“日用而日竭者水也，故肾苦燥。燥则津液枯，腠理闭，上下之气不通矣。”此句关键是对于辛可以润燥的理解。细心比较可以发现，此处《黄帝内经》原文较其他处有所增补，即在“急食辛以润之”之后多了“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9字。其目的在于说明辛润与其他药物功效不同，即辛润并非辛味本质功效，而是通过“开腠理，致津液，通气”的机制而实现的。辛味所治疗的燥证是由于气的运行受阻，无力推动津液运行，津液不能输布于肾而导致的肾燥。辛能“开腠理，通气”，从而推动津液的运行到达肾脏（“致津液”）而除燥。正如张介宾所说：“其能开腠理致津液者，以辛能通气也。水中有真气，惟辛能达之，气至水亦至，故可以润肾之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