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难承认“野蛮人”的贡献

中原筑有墙的龙山文化定居点很少发现青铜器，只有到了像二里头三期那样的夏遗址城池，最早的整体铸件的酒尊才被铸造出来。中国在公元前第2千纪发展出一套金属制造技术。这是与西方接触的结果，而不是单独的创造。这种文化转变是双方互动及本地创造的结合过程。

——杰克·古迪《金属、文化与资本主义：论现代世界的起源》

▲ 二里头三期出土的铜爵

中国与欧亚走廊（节选）

杰克·古迪

中国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从很早开始，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就能制造石刀，与之相反欧洲和非洲此时却是石斧文化发达。此外，“北京人”知道怎么用火，这有助于将石头劈开做成石刀；懂得用火是做陶器窑炉的基础，也是1000年后进行金属制造的关键。最初火被用来烹饪、取暖和防卫；但在其后的新石器时代火被用于烘烤粘土以制造陶器，而窑炉的出现才为这个工艺的完成提供了条件。中国的农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黄河流域出现了粟米，长江流域出现了稻米。该地区从狩猎和采集向定居农业的转变时间约在公元前第6或7千纪。在长江流域，人们在同一时期对稻米进行了种植试验，公元前第4千纪这种植物就成了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个中介人们从近东获得了青铜冶炼术，这项技术在公元前第3千纪末期的甘肃和新疆已经很成熟：“中原地区突然出现的早期青铜器，是受到中国西北地区影响的结果。”直到最近非洲的农村地区烧制陶器不仅是用窑炉，他们也在一个开放式的灶台上放上陶罐，上面铺上树枝进行烧制，这种做法生产出的是普通陶器；而在中国，我们很早就知道，在西河支流的半坡遗址有6个窑炉。加热增温技术在新石器晚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用于生产石器和后来的铸铁的高温加工方法。

达到高温是一项很重要的技术，这项技术很久之后才向西传播。世界上第一个上釉的石器（stoneware），也就是“原始瓷器”，是在中国的南方通过这种方法制造的，时间是在“商代中期”，当然到了汉代这项技术获得了很大的改进。其中的一项改进是使用了粘土，这种土氧化铁含量低。南方在地理上是个不同于北方的很独特的地域，那里拥有大量相对难熔的材料，适合制作石器。然而要花上很长时间，有些地方甚至要用7000年，去发展他们的窑炉技术，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才出现了可以生产真正高温石器的技术。高热陶器起初只能在南方生产，有几个原因，包括能制造出陶器和瓷器的粘土所具有的特性，玻璃化硬质器皿要放在1200摄氏度上烧制，而烧制瓷器需要的温度更高。从商代开始人们就使用白粘土（高岭土，又叫“中国土”），尽管瓷器的真正出现是在唐代。值得注意的是在制造陶瓷时，同一个地区的一些定居点也在进行青铜铸造的生产，因此这两种生产活动之间存在着互动。在中国，人们通常用块件铸型技术进行金属成型铸造，而这种技术来自陶器装饰技艺。尽管中国的冶炼术发展较晚，但其熔炉采用了许多技术，还发展出了高温陶制造技术。需要高温的铸铁似乎也在南方发展起来，同时锻铁技术也传到了北方。

位于山东的新石器时期的龙山文化已经出现了用陶轮制作的、高温烧制的蛋壳黑陶。张光直写道，山东的这种新型新石器文化显示了好几个突出特征，包括陶器“薄、硬、有光泽、颜色黑”，明显不同于仰韶的彩陶。黑陶文化与中国的第一个历史朝代商代有关，并发展成商文化；商文化包括甲骨文化，这种甲骨是早期中国文字非常重要的载体。新石器社会从公元前约3000年开始，已经有证据表明这个时候有了精耕农业，还有祭祀、稻米、花生（美洲），以及饲养水牛、猪、狗和羊。

商代早期对金属的使用规模已相当大了，文字书写传统从公元前16世纪中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1世纪。文字是在陶器和小青铜盘上的刻写符号之后出现的。商文化的特点是，陵墓（可能是王陵）中出现了大量的精美青铜器、战车，这些战车明显是高加索类型的。这些在安阳王陵出土的车辆时间范围最早是公元前1250年，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青铜器皿。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金属制造的先驱者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较北边，有证据表明公元前2150年至前1750年之间已经出现了青铜铸造业。

公元前第3千纪和公元前第2千纪，战争不断增多，人们修建了复杂的城市定居点，其后发展出了青铜铸造工艺。这些可能发生在铜石并用时代之后，但大量遗址出土的原始的红铜或青铜制的工具却暗示了其他可能。尽管金属的熔化工艺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这种工艺不久之后就被改进成了早期的高温陶瓷技术。中国人的青铜器铸造体现了以新石器时代工艺为基础的造型技艺的复兴。根据巴纳德（Barnard）的研究，“中国的铸造工艺是陶器文化的直接产物……不仅在陶器文化的窑炉和青铜时代的熔炉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身份关联，而且人们也能看出其中许多技艺的延续性。”当然它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工艺流程，涉及一整套大规模的、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还有采矿工、燃料采集者、陶艺工人和铸造工人等参与到其中。商代时青铜器也很昂贵，朝廷主要将其用于礼仪目的，所用的器件形状都很大。随着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高温石器或瓷器的生产需要的高温类型要能熔化铁和铜，因此在金属被引入高温生产领域后不久，人们造出了铸铁，尽管起初从西方传来的是锻铁的技术。这个技术上的发展意味着铁的和平利用的范围更为广阔，特别是在农业方面，铸造工艺的应用使得铁制器具的价钱变得更为便宜。

金属制造工艺通过北部的，可能还有中亚的路线从安纳托利亚/伊朗地区传到了中国，这点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从伊朗传到印度的时间还更早。车尔尼克关于苏联冶炼术的研究著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发现了乌拉尔以东地区金属使用和采矿的证据；从俄罗斯的视角来看，金属的使用和矿藏的开采改变了欧洲和亚洲的关系。张光直在欧亚关系对蒙古地区新石器文化影响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这条走廊的重要性。这些研究论述强调了欧亚东部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接触，论证了冶炼术在这个地区的最初发展。这些接触有助于人们把关注的焦点从中国的中原地区移开，转向欧亚大陆之间的联系，人们把这些联系汇聚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各地交往的畅通，也是由于各地都存在着类似的人工制造的物品。轮式交通、冶炼术的出现及马匹的使用和饲养证明思想的传播和重要社会变革的传播的发生是跨越整个地区的。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从早期一直到公元前第2千纪中期，在这个期间人们假设说印欧语的k语群的人们（吐火罗人）迁移到了塔里木盆地，这是说这种语言的人向东迁徙的一部分。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文化也和西方的青铜文化有关。另外，这些人的遗骸与其说像蒙古类型，还不如说和地中海类型相似。民族迁徙似乎与文化的变革有关。

中原筑有墙的龙山文化定居点很少发现青铜器，只有到了像二里头三期那样的夏遗址城池，最早的整体铸件的酒尊才被铸造出来。中国在公元前第2千纪发展出一套金属制造技术。这是与西方接触的结果，而不是单独的创造。这种文化转变是双方互动及本地创造的结合过程。另一方面向西的移动传播在后来更多了。李约瑟推断出中国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对欧洲技术进步的许多影响，诸如火药、鼓风炉、雕版印刷、一种桥梁建造样式，甚至还有机械钟（这种钟13世纪下半叶第一次出现在欧洲，虽然这种钟的欧洲类型要依靠螺旋弹簧提供的能量，它的特征是逐渐发出嘀嗒的响声）。后来这一切的互动恰逢和平鞑靼时期的出现（这是由蒙古帝国所开创的时期），“商人们可以在卡尔卡松到堪巴禄克之间行走”，欧亚走廊变得非常开放。

青铜器也见于四川的三星堆（约公元前1600—前1000年），这里的器物类型与黄河流域中原政权的商代晚期王室中心安阳出土的大不一样。安阳发现的青铜器与王室有关，通常用于礼仪，多数发现于墓葬之中；而四川的这些器物却是出现在祭祀坑里。但其青铜铸造技术是仿效安阳的，特别是型模（section-mould）技术。而这种技术在陶器制作上很常见，它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开始的二里头文化。有一些商代遗址甚至比安阳时期的还要早，它们存在于公元前1400年之前；有一些出现青铜铸造痕迹和青铜器的遗址是在郑州出土的。这两个中心相互离得很远，但金属贸易的范围很广，距离上远到长江，从更远的北方一直到南方，三星堆有些金属甚至是来自云南。但后来，随着殷商人影响地域的扩大，贸易也在增长，人们甚至能从更大的地域范围获得铜和锡。然而，对生产的影响可能来自更远的地方。1992年岷江上游的牟托附近的发掘揭示，四川和远处的文化有接触，也就是说，和草原世界有联系。商代青铜和中亚的金属有些相似点，但也只是公元前15世纪的安阳时期我们才发现这些器物形状上和中国本土的工艺有相互影响，这反映了定居者和北方游牧民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中国人很难承认“野蛮人”的贡献。

摘自《金属、文化与资本主义：论现代世界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