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中的平衡

《平衡》讲述了一支名为“野牦牛”的武装反盗猎队伍，在其两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的带领下，纵横于可可西里腹地中与盗猎分子浴血奋战的故事。当然，在影视作品里面，陆川导演拍的《可可西里》尽人皆知，然而，不同于《可可西里》虚构的故事情节，从《平衡》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更为真实的力量。影片没有使用到任何的解说词，就算是在背景中也只是运用了少量的音乐，我们所大量感受到的只有可可西里呼啸而过的自然风声。这也是剧情片与记录片最大的不同，“真实”是一部纪录片所应该承担的一种职责，是它所应有的一种色彩。而《平衡》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它并不仅仅像一般纪录片记录了某些现实，它更多地是以一种人文关怀去塑造了片中人物动态的、活化的形象，去挖掘主人公命运悲喜之间的社会内涵。这部纪录片播出后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其后不乏电影人、学者们以镜头处理、创作线索等等专业的视角去看待这部记录片，而作为一名普通的观影者，却更愿意去以一种人文的思考去关注它。
影片赖以发展的明显的叙事线索有两条，一是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扎巴多杰的陈述和经历，二是关于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建立与发展，但其实还有着导演彭辉的情感线索隐含在其中。伴随着这两条明线和一条暗线，在《平衡》随即中展开了三对“不平衡”的矛盾——自然与人类间的不平衡、政府与小人物间的不平衡、善与恶的不平衡。
自然与人类间的不平衡。在纪录片的开头，镜头展示了广阔的青藏高原，巍峨的昆仑山脉，飞翔着的斑头雁，奔跑中的藏羚羊，这幅大自然的画卷为观影者呈现了世界第三大无人区——可可西里，没有多余的画面与赘述，简洁而大气。接着主人公扎巴多杰坐在卓乃湖前讲述索南达杰的故事，故事讲完随后镜头转到了环保志愿者杨欣在海南开会的画面，并借杨欣之口告诉我们“在1994年查获的藏羚羊的绒，有八百公斤，而且全部来自中国。平均一只藏羚羊的产绒量是一百到两百块之间，可想而知这八百公斤绒需要多少只藏羚羊”，这组残酷的数据与影片开头大气、肃杀的可可西里景色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随后，跟随导演彭辉的镜头我们看到了那一幕幕真实的画面：满眼遍地的藏羚羊尸体，厚厚堆叠的缴获的藏羚羊皮，扎巴多杰对失去母亲的小羊羔带着柔情与悲悯的呢喃叙述……无一人不被这些不加修饰的画面所震撼，无一人不被这些在充满人类物欲的利益链条下无辜死去的生灵所悲怆。而在人类利益和自然生态的不平衡中，却又存在着这样一种平衡——“野牦牛”队的英雄主义和柔情。这些康巴汉子身上流淌着的游牧民主英雄主义的血液，天生不畏惧的精神让他们仅凭着四把枪与盗猎分子在可可西里恶劣的环境里殊死搏斗，究其原因仅仅如扎巴多杰对小羊羔的陈述，是出自那份对于自然、对于生灵的那份柔情。也正是这种英雄主义与柔情扎巴多杰及他的“野牦牛”队这些人在捍卫可可西里整个大自然中不断做出努力，让观影者在内心深处对这“以命换环保”的事业产生强烈的价值认同。
政府与小人物间的不平衡。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在守护藏羚羊时物质资料的匮乏，政府本该有的资助却发不下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建立之后其基础设施的落后，甚至是扎巴多杰在北京进行募捐演讲时现场一名官员的呼呼大睡。这寥寥几个镜头和扎巴多杰面对着镜头的陈述，彭辉没有去解释，也没有做任何的价值引导，他把评判权交给观影者。小人物在恶劣的环境之中并没有出于自己的私利，而是应着心底的那份英雄主义与柔情，站在了整个人类的角度去实现那一种神圣的信仰，而政府在此时的不作为，甚至在一些程度上对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多方阻挠。这两者之间的碰撞与不平衡，这一种社会现实所带来阵痛令人唏嘘。虽然小人物如扎巴多杰在这种不平衡当中去寻找平衡，四处募捐，“对一两个王八蛋……我能忍”，但是在体制的夹缝中去寻求解决的路径，未免不让人心寒。
善与恶的不平衡。或许大家都会觉得在纪录片中善的代表是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而恶的代表是盗猎分子。但其实，没有绝对的善和恶，就连善的代表扎巴多杰也未能幸免，在他的陈述中，小时候曾因为逞英雄打死四只狗熊，但是后来才明白这一种英雄主义在自然当中自是“恶”的一种；在影片的后部分，他又说道，在一次巡山中亲自开枪打死一只藏羚羊为了使队员们活下去，这次的“恶”其实是在“善”的范畴当中，为了保护队友的性命，为了不伤害到其他的藏羚羊，夹杂扎巴多杰的心寒与无奈，但是在善恶的取舍之间，扎巴多杰仍旧选择做一个好人。而作为恶人存在的盗猎分子们，导演彭辉一直也很想走进这些盗猎分子的内心，去看见他们的所见所想。在杀害索南达杰后的第十七年，凶手终于落网，彭辉在采访他们的过程中也明白了，杀害藏羚羊仅仅是为了糊口，更甚者只是为了想买一件因为经济条件买不起的新衣服，这些最底层的盗猎分子们成为恶人的原因不是因为心中“恶”的想法，更多的，是被逼于现实的那些无奈和心酸，但是在善恶的取舍之间，他们的天平却倾向于恶的一方。其实，最恶的是那些处于利益链条顶层的“老板”和那些因为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做环保而阻拦了其利益对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百般阻挠的官员们。而以康巴汉子们的英雄主义与柔情，导演彭辉和环保志愿者们的热情，这些善是无法完全与恶抗衡的，需要的每一个人对于善恶间不平衡的深刻思考，以及，最实际的行动。
总之，《平衡》塑造了给观影者们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扎巴多杰的形象，也为我们揭露出一块社会现实的伤疤，而影片中所暴露出的人与自然、政府与普通民众的矛盾，甚至是体制的矛盾，不禁引发深思：我们如何在这些“不平衡”中去寻求平衡？彭辉导演的《平衡2》仍在继续，梁银权领导的“野牦牛”队仍在继续，那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