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牛大学：捧出2位诺贝尔得主、171位院士，至今是教育史上的传奇！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九零后」，他们毕业于中国教育史上仅仅存在了八年的最穷大学，却个个是数一数二的大师级人物。
5月29日，一部由他们这群「九零后」出演的影片正悄然上映。他们就是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杨振宁、王希季、许渊冲、潘际銮等16位昔日西南联大毕业的学子。
回望烽烟中、翠湖边的求学岁月，那是无数国人为之向往的「梦中的大学」。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时的课表，网友们瞬间酸成柠檬精：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大师们从全国各地汇聚到一起，照亮了那个战火纷飞的乱世，也培养了新一代的大师。
在西南联大的毕业生里，诞生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这所存在不过8年的大学，至今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窳陋而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
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尘，再次走入83年前那个群星照耀的时代，用心去感受什么才是真正的「文人风骨」。其实早在2018年，由央视出品的纪录片《西南联大》，就已经在各大视频平台爆火，至今仍保持着9.4的高分。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已经99岁高龄的翻译家、《呼啸山庄》的中文版译者杨苡，毫不犹豫地就报出了自己在联大的学号——N2214。老人笑着说：「我这人数学很糟，可是就记得联大的学号。当时的玩笑是'P字好，T字香，N字没人要’。」P、T、N分别代表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个大学的学籍身份。而在西南联大成立后进入学校的学生，则统一以字母A作为学号首字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先后沦陷，京津地区的大学立即着手南迁。当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的本科生赵俪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夜深人静之时，砸钉之声响彻在大楼里。」一箱箱古籍资料、实验器材，就这样跟随着教授们一路辗转数千公里，在长沙临时大学落脚，最终来到了昆明。清华物理学教授赵忠尧，趁着夜色潜入日本人占领的清华大学，将中国当时唯一的50毫克镭藏在咸菜坛子里，一路从北京贴身抱到昆明，在火车上几天几夜不敢合眼。以胸膛被灼出两道血印的代价，保住了当时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北平城破、父亲陈三立殉国后，果断拒绝了日本人的教书请求，连夜奔赴昆明。却因此错过了治疗视网膜脱落的最佳时期，导致右眼失明。从小在城市过着优渥生活的闻一多，抛下了洋房汽车、教育局的职位，徒步3000多里从武汉赶到了昆明。
面对家中年幼的四个孩子和妻子的不解、埋怨，他只能说「学校太困难了。我走了，将来，云南见吧。」还有不少学生和教授成立了湘黔滇步行团，从湖南一路走到昆明，北京理工大学吴大昌还曾骄傲地回忆道：「我得了当年步行团的步行矫健者奖牌！」 当身为图书馆馆长的朱自清一路护送着数箱书籍，终于来到昆明时。众人高兴地谱歌一首，名为《开箱歌》，他们高声唱着「箱子里放着杜甫和陆游，他们又陪着我们逃一次荒。」
就这样，中国各地的大师、学子，历经颠沛流离，终于在陌生的云贵高原，邂逅了自己的大学。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以「常务委员会」三常委的身份共同领导。这所在日军的轰炸机下建起来的学校，堪称是中国教育史上生存环境最恶劣的大学。
宿舍，是建在坟地上的茅草屋，小小一间挤满40人，翻个身都难。食堂的 「八宝饭」，是红米、稗子、谷子、麸皮当中掺着石子儿、老鼠屎……
学生用的课本，往往是上一届学长学姐的手抄版，几乎没有一本新的。
战前吃穿不愁的教授们，一个个为了填饱肚子想尽办法。闻一多不得不给人挂牌刻印给人刻印，一个月能喝到一口剩茶便算「开荤」了；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了给病妻治病，每天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就连校长梅贻琦和夫人都得上街摆摊，卖米糕来补贴家用。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他无奈地说：「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一听这话，扭头便走。但风雨中的西南联大师生，并没有被艰苦的生存环境吓退。没有温度表和量雨筒 ，教气象学的李宪之教授，便让学生用手指蘸水，来感应风向——「哪面比较凉，风向就是哪边。」望着一次次在轰炸中被摧毁的校舍，张伯苓坚定地说：「再炸，再修！」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分散住在昆明城的各个角落，每天步行几十里路去上课是家常便饭。但他们说：「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华罗庚在蚊虱成群的牛棚里写出了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钱穆完成了《国史大纲》、陈寅恪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吴宓用英文写成了《世界文学史大纲》、吴大猷写成了《多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这些大师们不仅为中华民族传承着珍贵的文化遗产，还登上了各自的学术巅峰。这一切的一切，一再印证了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四个字！19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一位国外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
在这里，你会看到华罗庚教授和几个学生谈笑着走进一间空教室，就开始解题竞赛。他们在黑板上飞快地书写着，不时地发出「你错了」、「诸位，不是这样的」的争论。华罗庚会在一旁静静地听他们辩论，半晌后，笑着说「十二点了，先去吃点东西，我请客！」在这里，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闻一多一人就在联大开设了十多门课，古代神话、唐诗楚辞、诗经、先秦两汉文字等。在这里，教授们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闻一多和罗庸都开课讲《楚辞》，观点截然不同。后来，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教授之间彼此切磋，如「摆擂台」一般精彩纷呈，兼容并包。国文课更是推出了时髦的「轮流教学法」， 每位大师分别教两周，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金岳霖轮着给大家上课。 曾经台下的学生、如今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再度回忆起这一幕，感慨的说：这是世上最伟大的国文课。 教授们的教学习惯也各有千秋，既独特生动，又不失大师风采。
比如闻一多的课，学生可以和他一起抽烟，一起唱《桑塔露琪亚》。古典文学家罗庸有着骨子里的浪漫情怀，经常凭窗远眺，深情地念着「你看，外面就是长安」，仿佛简陋的纸窗外，就是1300年前的大唐。
学校从不限制学生只能修一个专业，只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所以，你会看到杨振宁和邓稼先在树下一起念古诗，一人背诵，另一人拿着书纠正。工学院的学生，为了听闻一多先生讲《楚辞》，哪怕穿越整座昆明城，也要去。而我们印象中成熟稳重的大师们，在1938年西南联大开学时，尚且青春蓬勃。那年，沈从文36岁、闻一多39岁，钱锺书不过才28岁。他们很容易与年轻的学子打成一片，课堂不仅限于教室之内。和沈从文、朱自清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学生杨苡，就常常会收到沈从文拿来的各种名著，并叮嘱她「要用功！」办学8年，8000余名学生中，只有3882人能顺利毕业。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至今还记得自己在联大的唯一一次挂科。一次机械学考试时，老师要求结果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但他因计算尺限制，便没在意这回事，结果被打了零分。这次「教训」让他受益终身，一辈子严谨治学。王老曾激动地说：这些从战火中走来的教授和学生，他们薪火相传的不仅是文化根基、治学态度，更是中华文人的爱国风骨。他们是共和国乃至世界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璀璨明珠。在2017年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 坐在第一排正中的是一生投身于科学事业，为中国早期车辆工程学科的创立做出重要贡献的36级校友吴大昌。他右边坐着物理系学弟、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左边坐着机械系学弟、 「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除了这些被人们记住的名字，还有许多浴血斗争、消逝在烽火中的联大学子。抗战期间，联大先后有1000多名学生参军。12位联大学生走入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成为战斗飞行员，至少七人壮烈牺牲。1945年7月31日，年仅19岁的外文系学生缪弘，在胜利前夕倒在了收复广西平南丹竹机场的战役里。
缪弘生前曾写过这样一首诗：「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在西南联大，像鲁迅先生做赞美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比比皆是。联大的校歌有这样一句话：千秋耻，终需雪。中华兴，须人杰。为抗战出力、为建设出力、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出力，是每一位西南学子终身秉持的热望。
如今，我们终于可以信心十足地念出朱自清先生，在大轰炸期间写出的美好愿望：「轰炸是火的洗礼，咱们的民族，咱们的国家，像涅槃的凤凰一般，已经从火里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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