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说小引
《中庸》开章便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性也者，人各有异，性即理，合天理者合“道”也，道心在焉。承继先秦思想家关于性之“善恶有无”的种种思想，宋明理学家将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在张载的思想中，性是天地以及吾人存在的本源。“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有之得私也。”（《正蒙▪诚明篇》）
近人牟宗三先生认为在儒家思想中，“气质之性”有所偏，其发之于外，而“天命之性”中正平和、至诚无息，其含于吾人之内，故“天命之性”必通过纠“气质之性”之偏而显之于外，其最高境界是“天命之性”流贯于吾人生命行为中，二者融合无间。
这一由“不自知”到“自省自觉”的过程比较漫长。在通“性”的前提下才有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南宋朱熹强调“性即理”，指出“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答陈器之》，《朱子文集》卷五十八)；发展至文成公王阳明先生“龙场悟道”于幽邃长夜中大呼“吾性自足”之圣叹，原来一切问题都可以内在解决。遂有：“心即性，性即理。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夫心之体即是天理也。”这一“天理”对吾人心体而言即是灵昭不昧、周流不息、刚健明觉的中正之仁。继而阳明先生发明了“良知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传习录》)他以“默坐澄心”的修行方式体会于“未发之中”，这一“未发之中”便是吾人心体之至善，是吾人心体中极其纯正祥和、清明自觉的浩大力量。近人熊十力先生在《体用论》中言：“古言性者，犹云生命。吾据大易以乾为生命，即生命与心灵为一，是生生不息的一大势力。性即是吾人与天地万物共有的生命。吾心之仁即此生命之发现。”……于是乎，在过往先贤圣哲穷经皓首地诘问中，对“心”“性”“理”以及“气”进行着旁支的延伸。纵观也只有阳明先生“心学”提出的“万物一体”“知行合一”堪能担“发明本心，当下受用”之旨。阳明先生一直强调“致良知”须在事上持久磨砺，而“艺术”之事是再好不过的注脚。
（二）“心学”之功
“艺术”对于国人遵循“中和”属性，“中”为体，“和”为用。《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蕴含了中国人血脉流动的“写意”气质。而在我们的文化视界里，一个“写”字，义理无穷，“写”同“泻”同“点”同“划”同“画”等等相关联，充分展现“宇宙仁心”“良知元机”的“无先无后”“无缓无急”，打破时空局限，进入永恒。由此，“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太极周易之理便尽在石涛所主张的“一画”之性里了。
哲学是时代的文化灵魂，反映时代人文的内在脉搏，并指导着文艺家的创作方向。具体而微梳理脉源，在中国画领域，自南宋的梁楷、法常、玉涧到元四家，再至明代徐渭、陈洪绶渐次开启弘扬着吾国吾民“抒意畅神”的性格特质。以至于清代的石涛、八大、扬州八怪、吴昌硕，再至近现代以来的齐白石、潘天寿等树立了几座高峰。先贤圣哲们以淳淳心性顺应万物，循《易经》“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先做得了干干净净的“真人”。故而一个个神清气畅，精明自觉，“笔墨”在他们手中瞬间化气成线，动情成墨，心在意生，“神品”“逸品”相继迭出。
在此有必要重笔一下徐渭这位天池山人。徐文长受“陆王心学”影响颇大，他在晚年自为的《畸谱》中，把他一生所景仰或师事的人物列为“师类”，一共有五，当时活跃的心学人物便有三：季本、王畿和唐顺之。季本是徐渭的恩师，对其影响最大。季本，号彭山，浙江会稽人，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据徐渭《畸谱▪纪师》：“嘉靖廿六年丁未(1547)，渭始师事季先生。”“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矣。”徐文长二十七岁拜季本为师，即叹迟见先生，枉费二十年之憾。依此可证，徐渭也算得上阳明先生的再传弟子。王畿，号龙溪，浙江山阴人，与徐渭同乡，而且王畿是徐渭的远房表兄。在《徐渭集》中，有《答龙溪师书》一札，主要记载他与王龙溪探讨诗歌创作的问题。
在徐渭的良师益友中，还有一位重量级别的心学人物钱德洪先生，钱号绪山，亦是阳明先生生前最看重的学生。徐渭作有《送钱君绪山》一诗，诗中“文成旧发千年秘，道脉今如一线悬”，肯定了钱德洪在王门诸子中的地位。徐渭心仪阳明先生几近膜拜境地，他把“心学”称之为“圣学”，并且把王阳明和孔子、周公相提并论，并且高度评价了王阳明的书艺乃“以人掩其书”！接触“心学”的都会顺口说出“明心见性”，即对“真”的追求是王门的一个显著特点。王龙溪曾言：“千古圣学，只有当下一念，此念凝寂圆明，便是入圣的真根子。”“吾人心中一点灵明，便是真种子。”而徐文长一生对“真我”的强调，显然是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产物。在他看来，人立天地间，名利得失空一场，重要的是保持“真我”。因见“真我”而达“至诚”便明“万物一体”之理。发现“真我”便是致出了澄明的“良知”，为万物立基，也是世人安身立命之根本。
据考证，徐渭真正成为一个画家应该是在他出狱之后，也许是戏剧、诗文不足以抒其胸中块垒，便转而书画，而正是书画衬托他的诗文歌赋熠熠生辉，均从“天性本心”流出，通情统一。徐渭认为“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则始于学，终于天成。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于人也”，可见他反对陈陈相因，抄袭古法。徐渭的画不模仿他人，也不借本改造，直接采取“出乎己”的方法，“直截根源”“尽性立命”，这当然也取决于他卓越的天赋异禀。依此论证，徐渭受阳明心学影响颇深，成为书画史上罕见的大“狂”，绝不受陈规旧习羁绊，这与同朝代李卓吾的“童心说”，“公安派”三袁的“性灵说”、戏剧大师汤显祖的“唯情说”互相辉映。
谈至此也不得不提老莲陈洪绶，因为这有中国画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徐、陈二人同属绍兴人，徐渭去世后5年陈老莲出生。而且在绍兴被清军占领前夕陈老莲曾在青藤书屋短暂留守过。两人都少负奇才，一生坎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绘画风格却迥然不同。究其思想根源他们均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遵从“良知”“澄明本心”体悟天道，在意个体感官和直觉经验，投入到艺术创作上便呈现出强烈个性风格与情感色彩。陈老连当年曾跟随刘宗周先生学习“性命之学”。刘宗周，别号念台，学者称蕺山先生，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人物。蕺山先生从《大学》“诚意之道”出发，对王阳明的“良知”说提出了质疑，他的这种不拘泥师说的为学风格，还有在本质上崇尚个性自由、忠实于真情实感的治学精神，一直影响着陈老莲。刘宗周针对当时的政治现状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则同而和”的思想，更使得陈老莲铭记在心。
在宋代，官方所推崇的是程朱理学，在民间则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程朱理学的出发点是“天”，陆王心学的出发点是“心”。阳明心学在明代晚期得到全面发展。所以重温历史，我们会发现：徐渭、陈洪绶正是在明代中晚期，在成熟的阳明心学理论影响下，都各自尽情尽性地自觉书画实践，他们也便因自己的经历和才华，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后人留下了经典的个性鲜明的艺术瑰宝。
由此，可以论定，阳明的“良知”学说是实践的学问。“离事无心，离心无事”，在事上用工，是王学的真血脉。回顾历史，日本的明治维新，韩国的崛起，中国的曾国藩、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都深深受到阳明先生的思想影响。此真乃“当下受用”之“圣学”也。
（三）当下受用，重在践履
人活一世贵在发现“真我”，而悲观的是芸芸众生大多外执于物，成为了一具具不知存在“真意”的臭皮囊。因“不自知”，则泛滥于世的学术活动大多乃层面低级、观念叠加之俗学，是远离“真理”的“偏见”之学，是搬弄文本概念的“伪善”之学，是人云亦云的“官学”皮毛，误导人心，蒙蔽良知，何来“真实意义”？我们需要澄明的“德性”与“真知”！
再言当今艺术格局，中国艺术若展现“正大气象”，必然回归中国绘画所独有的“写意精神”。在世界艺术多元、复杂丛生、碰撞密切的前提背景下，从艺术精神的高级层面讲，“同情”“同感”“同气”“同信”的重要性日益迫切，这便需要艺术家还复“澄明无碍”的伟大“本心”，一颗感通天地之“仁心”。若达至这样的修行，艺术个性中也包蕴了“共性”，这“共性”便是艺者“良知觉照”下的“正能量”，一种魅力四射的“魔力”，这种魔力能很快探悉并驾驭世界所有艺术门类之共同交合的陌生地带，倾情渗入人类高华朴素之情感，并继续沿着艺术轨道“成己”“成物”，绽放出凌驾于“知识说教”之上的智慧光芒。中国艺术家的第一口文化奶已决定了你骨血浸淌着“正心诚意，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识基因，剩下的只是“小我”与“大我”间的反复变幻。这便是我们炎黄子孙在“天命之性”召唤下的“良知”探道，充满激情的气象无刻不在！所以，中国人的“问道”精神乃是“澄怀味象”“托物言志”，是诗是词是曲，是“此地无声胜有声”，是“精骛八极，万象在旁”“黄钟大吕，天籁之音”……极其的内敛含蓄又极其的华丽与张扬。
面对绘画艺术，从形质、形象上讲，禅门所说的“不住相”，“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与绘事的“似与不似、绝似绝不似、虚室生白、计白当黑”等有其相通处。佛门的“相”粗浅理解就是具体的外观“物像”，存在于“有色界”“欲界”中。所谓“心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哲学意义上的“体用不二”，这“相”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感知下的“拨弄光景”，是“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尘。禅门经过戒修、闭关、入定等方法首先跳出“欲界”还出本心“清净”，用“良知”心体觉照，“红尘”中的“五毒”“八苦”统统为“有情世界有为法所生假相”，“舍利真身”性自“空净”，正所谓“缘起性空，真空妙有，诸法无我”。
由此，“良知”是体，“住相”是用，用中见体，体中觉用。有色相亦无色相，本来一体。无所谓执迷，更勿虚妄。所以，中国绘画史所谓之“禅画”，其画面并不在乎物像真假，更不在乎物像之繁难。全靠一缕“无上妙香”贯穿其间，使得顿入“真如自在”境界。返观中国画的写意性，一个是“写”，一个是由“意”“思”而演绎的“象”，这“象”不是“具体物像”，介入了主观意识的“臆造”，亦是通过作者在与事事物物对话交流过后，在“格物致知”前提上，打开“本心”，让万事万物尽倒映在“良知”觉照下，它们在“良知”里是个什么模样那就是了。这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稍形而下一点，以艺载道，“良知”对画者来说就是“仁智礼义信”，就是“忠孝悌”，就是众生眼中的“君子美德”。而君子眼中的“有情世界”势必“缘物抒情”，情自“性”起，先由“气质之性”对“自然物像”，再“致良知”由“天命之性”对“观照应景”，进而由“景”成“象”，由一生二，生千生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处处见性见体见用，又“非法，非非法，非非非法”进入无限自由与生机的“大写意”世界！天下与万物“无对”之大境由此而生！
就这样，中国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理想中的“真我”与世俗肉身努力的“假我”互为体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住相又不被相所迷”，以“有相”入“无相”，在“入世”与“出世”间觉“世间”。
于是，又随悟成“形”，因缘成“象”，艺术创作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之高度。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高手潜隐，代不乏人。中国当代艺术界，亦有高手，他们玩转“点线面”，脱略打破“物象”“形体”乃至“印象”，一超直入“灵魂域”，其画面散发出无尽的魅力与涟漪。无论如何，中国艺术家是以天地之心为心的，是包容与博大，中华民族是浪漫而自强的民族，涉及艺术必然“天健地坤”“中正内敛”“当下受用”，并在“受用”中感受永恒。也因此，五百多年来“心圣”王阳明先生的“良知”学无时无刻不观照着国人的灵魂，以及艺术家们的成长。只是，我们麻木得太久了。
（四）小结
所谓“性命攸关”，无有性，哪有命？无有性，哪有根？复性合艺，道器合一，彻下而返上。此“性”非彼“性”，此性乃道性、佛性、天健地仁之性。正所谓：
无形无相，全体透空
应物自然，西山悬磬
虎啸猿鸣，水清河静
翻江倒海，尽性立命！
己亥夏月于京畿问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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