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2023年9月28日晚7-9点，“人大德国哲学青年大讲堂”第001期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主办。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王咏诗特聘副研究员担任主讲人，发表了题为“'先验人类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恰当刻画吗？”的精彩演讲。本讲的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科政副教授，评议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王小伟副教授。讲座在教二2409线下和腾讯会议线上同步举行，受到来自现场的数十位听众、以及线上百余位听众的热烈欢迎。
一、讲座环节
讲座伊始，王咏诗老师强调一种严肃的哲学思考一定会或明或暗地包含自我认识。人的自我认识既可以是哲学整体性思考之下的一个区域性副产品（人类学），也可以是隐含在哲学思考中的前提或推论。在此次讲座中，她将基于康德的思想资源，试图探讨在当代呈现出“非人”特征的各种思潮（如超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等）中重新赢获“人道主义”立场的可能性。康德对人道主义的理解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康德对形而上学和人类学关系的处理。其中关键问题在于辨明是否能将康德哲学视作一种“先验人类学”。为此，王老师从三个角度展开对康德哲学的解读：一、康德文本中的“先验人类学”；二、“人是什么？”作为奠基性的哲学发问；三、基于康德式视角看待哲学人类学的合理限度。
首先，王老师详细考察了“先验人类学”在康德文本中的定位。她指出，这一称谓在康德文本中仅仅出现过一次，即在关于人类学的“反思录”（Refl.903）中。在此，康德描绘了“科学的唯我论者”这一形象，将其比喻为“独眼巨人”库克洛普斯(Zyklops)，这种学者虽然博闻强识，但“缺乏第二只眼睛”：“第二只眼睛就应是人类理性自我认识的眼睛，没有这只眼睛我们不会有测量我们认识范围的眼力……还应该有知性和理性的自我认识。应该有先验人类学”。可见“先验人类学”作为“知性与理性的自我认识”，能够纠正唯我论者的错误。随后，王老师介绍了目前学界关于这则反思写作时间的三种观点：阿迪克斯（Adickes）认为这则笔记可以追溯至1776-78年；埃德曼（B. Erdmann）则将其归入康德“批判经验主义”的阶段，大约在1762-69年间；此外，欣斯克（N. Hinske）主张这则反思写在A版《纯批》写作之前以及人类学讲座开设之后的“沉默时期”，大约在1775-76年间。根据这些学者之间的争议，可见一方面，第一批判的写作和康德高涨的人类学兴趣之间确有某种联系，“先验人类学”并非某个随意写下的称呼；而另一方面，康德清楚意识到形而上学与人类学的距离，因此成熟时期的康德完全弃用了“先验人类学”这一称谓，并特别在其批判体系中指派了“实用人类学”的部分。
然而，康德人类学的先验诠释支持者们也有坚实的文本支持，亦即在《逻辑学》（Logik, AA9: 25）中，康德提出：“哲学领域可以归结为以下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道德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来说，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相关。”由此可见，用以回答“人是什么？”的人类学似乎不仅仅是批判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而是被拔高到了全部哲学一个至高的顶点，或者最基础的奠基地位。王老师强调，现象学传统及其思想辐射圈对康德先验哲学的人类学定性无疑强化了这一印象。她重点关注了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对康德立场的不同批评。海德格尔批评康德在基于“有限性”作为此在形而上学奠基之可能性的问题上返回了，从而错失了“此在的形而上学”；胡塞尔则批评康德的先验分析不够先验，其先验主体仅仅是一种人类学主义的主体，达不到先验主体普遍意向性结构所要求的彻底性。王老师考察这两种批评隐含一种共同的理解，也就是将“人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视为了先验哲学的根基或前提。于是，针对这一关键文本，王老师展开了对四个总问题的建筑术分析。结合威尔森（H. Wilson）和劳登（R. Louden）等学者对上述先验人类学诠释的反对观点，她指出康德在形而上学和人类学之间、先验和经验之间留出了足够的缝隙，这使得尽管前三个问题都归结为最后一个“人是什么”的问题，但这种关系并非奠基性的，而是目的性的。具体而言，形而上学追问的是可能性条件，讨论奠基性；而人类学追问的是人的实存，讨论目的性，二者不能混淆。为阐明这一点，王老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对养花来说，能够让植物开出绚烂的花朵才是旨归，但养花的努力却在于呵护根苗，修剪枝叶，防治虫害，一切功夫都在花外。
最后，王老师对康德人类学与现象学人类学做出了比较，并基于康德式视角分析了哲学人类学的合理限度。就康德对人类学的哲学定性而言，既迥异于其同时代的主流看法，也与现象学人类学的进展不同，他在写作第一批判时就明确这门关于人的科学不是思辨的，也不是自然科学式的，而是实践的。王老师总结道：康德哲学不适合在总体上被考虑为一种“先验人类学”，但其体系内对实用人类学的构想却有值得阐发的空间。
二、评议环节
在评议环节中，李科政老师首先高度评价了王老师的讲座。然后，王小伟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康德语境中，究竟人类学指什么？他指出，我们常识意义上的“人类学”属于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它的最大特点是研究经验性的人及其文化，其操作方法是田野的，研究对象是经验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人类学和先验人类学的关系呢？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作为“独眼巨人”的科学家就丧失人道主义了呢？他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跳跃”：康德强调需要第二只眼睛来审视自己的理性，这应该是在批评科学家们在认识论上的独断，但为何就因此约等于他们丧失人道了呢？这种说法对科学家是不公的，需要进一步澄清。
之后，王咏诗老师对王小伟老师的问题给予了回应。王老师指出，人类学在本报告中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另一种是所谓“人类学的”，把整个哲学的追问方式还原到某个点，即“人”，也就是“哲学人类学”。她认为康德哲学虽然与哲学人类学具有亲缘性，但跟这样一种追问方式仍然保有距离。康德最终还是把人类学视为了某种部门学科，所以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特别指派了“实用人类学”，将人类学从形而上学中剥离了出去，但这不意味着人类学思考与康德的形而上学思考没关系。康德理解的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与他的体系构想相关，他将人理解为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有限跟我们人的感性接受性有关，而理性则是一种趋于无限的能力，并且这样一种理性更多指向一种道德能力，两种能力不能混同。由此而来，他将人的实践分为了“技术上实践的”和“道德上实践的”，也就是人的自然部分和自由部分，而他对“人是什么”的回答就立足于这两种规定在人身上共舞的状态。换言之，人身上既有道德性的一面，也有技术性的一面，如果忽略了后者，可能会变成道德狂热者，如果忽略了前者，那就是“知性的僭妄”，从而产生各种迷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所理解的人类学就带有中介性的特征，能够把看似割裂的“自然学说”和“道德学说”粘合起来。此外，王老师结合电影《奥本海默》对科学家的人道问题予以说明。“哲学的眼光”更多强调对知识运用到世界上的那种能力，不仅仅是超然的旁观，而是参与到世界中去的目的论视角。王老师认为康德的立场充分肯定了科学家的探索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但仅仅有这些部门知识是不够的，知识本身并不允诺它何以能够恰当地运用于我们所处的世界。科学研究就其真理性和严肃性而言是要尽量排除人的因素，保持为超然的旁观，当科学家在考虑其发现或发明是否有益于人类福祉时，他的身份其实就已经转换了。一般情况下，二者并不冲突，只是功能不同。康德所担心的科学中“人道的丧失”并不是指科学家的知识探索就是不人道的，而是担心科学探究超逾自身的限度，完全以自然的方式去讨论道德，甚至无视自由和道德，仅仅将人视为适应性的动物，碎片化、机械化地对人以及人类社会进行思考。这种不将人整体上视为目的的做法至少在康德看来这是不可取的。
最后，王老师还耐心回答了线下和线上听众的提问。晚上9点整，本次讲座在观众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新闻中心 王雨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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