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药并用，综合治疗
医针虽小，然收效神速，具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故古人有“一针二灸三服药”之说。《灵枢》八十一篇，素有“针经”之称。故针灸为中医学重要学科之一，在农村缺医少药的地区，更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
我早年即拜王步举先生为师，深研《灵枢》《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中重要篇章，熟读其中“百症赋”“标幽赋”“马东阳十二穴歌”和《医宗金鉴·针灸心法要诀》之“经脉循行歌”“穴位分寸歌”。数十年间，常以此而起沉疴，愈急症，收益甚多。
然针灸之学，易学而难精。首先应明理论，所谓“业医不明经络，开口动手便错”。有人以为针乃小技，有何理论可言，这是偏见。若深研《灵枢》《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等，即可知其高深，非下苦功不可。故学针灸，不能只学某穴治某病，甚至着眼特效穴，而应从脏腑经络学说入手，理解脏腑、经络、腧穴之间的密切关系。“腧穴”绝不只是局限的一个点，而是由点到面，由面到经，内而脏腑，方能收到较好效果。
针刺时，不仅要重视刺手的作用（右手），更应注意左手（押手）的作用。《难经》谓：“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即是强调了押手的作用。得气感应，先从穴下反射到押手上的一瞬间，刺手针下的沉、紧、酸、麻、胀感随之而至。
对补泻手法，常将“迎随”“呼吸”“提插”等手法融合在一起，喜用“烧山火”“透天凉”两法，分别治疗虚寒症和热性疾病。用担法透穴治面瘫，针药配合治破伤风，均取得立竿见影之效。内科医生如会针灸则如虎添翼，自能提高疗效，且易巩固。
1962年我参加编著《中国针灸学概要》，以便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学习参考之需。并分别译成日、俄、英三种文本，公开发行。1975年国家在上海、南京、北京分别成立国际针灸培训班，以此书为教材，先后为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上千名针灸医生，已成为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即不再从事针灸，专做内科以及妇、儿科疑难病的治疗和科研工作，以内科最深奥，为各科之基础，不如针灸易于推广和普及。
博采众长，广交师友
“书到用时方恨少”。在临床过程中，接诊的病种广泛各科均有，我深感学识之不足。1951年我到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内容以西医课程为主，中医只有一门。通过一年半的学习，使我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只有团结合作、取长补短，才能提高疗效。
毕业后，我被分到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同）中医技术指导科，从事中医学术交流、推广、整理提高工作。经常到全国各地出差，各地名家辈出，在学术和防治疾病上，都有很高造诣，这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天地，使眼界大开，更感自己所学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凡有一技高于已者皆虚心向其请教，使我的学术水平和医疗经验大为提高。广交了大批良师益友，他们都是学有专长、不同流派的大家，虚心向他们请教，经其少加指点，则疑问顿释，真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因此，通过长期与他们接触，使自己日有所进，月有所益，积沙成塔，根基渐厚，养成兼收并蓄，善汲百家之长，毫无门户之见的良好学风。
五方异治，随俗为变
《灵枢·岁露》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说明人与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整体。因此，在治疗时，必须重视气候、地理、患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故《素问·异法方宜论》提出：不同地域，所发生的疾病不同，其治法亦异，而各种治法又各有其适应证。
因而强调一个高明医生，必兼有众长，才能达到治疗各得所宜的境界。随着中医药学逐渐走向国际，三因制宜的治疗思想就更显得重要。《灵枢·师传》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确是至理名言。
1983年我到泰国进行学术交流和医疗工作，求诊者甚众，遍及各阶层，通过与大量患者接触，询其生活起居，形志苦乐，观其形态色泽，问其所苦，因而了解其发病原因，为辨证论治提供了可靠依据，疗效也为之提高。
曼谷地处东南亚，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时虽阳历11月，仍着夏装，早晚降雨，中午晴朗，烈日下逼，地气上蒸，湿度较大，闷热异常。室内温度高达32℃左右，外出汗流夹背，腠理开泄，衣衫尽湿；而汽车、室内有空调设备，居则冷气习习，凉爽宜人，然寒凉骤至，毫毛闭塞。
这种忽冷忽热，室内外温度之悬殊变化，使人之机体卫外功能难以骤然适应，久之则卫外不固，表阳虚衰，免疫功能低下，致患者经常感冒，鼻塞鼽嚏，咳嗽咽痛，肢体关节酸楚，纳谷呆滞，精神倦怠等证交至。有的少年儿童，因此而身体不长，成为现代空调所致的侏儒症。
在衣着、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为解除炎热而贪凉饮冷，汽水加冰，久之阴寒内盛，损伤脾胃之阳，致寒邪凝滞，纳化失常，而脾胃病作矣。加之过食肥甘厚腻，耽于酒色，肾精亏虚，心脏病、消渴病等亦随之而至。
男子短衫短裤，妇女赤足短裙，肌体暴露而少防护，卒遭酷热之袭，复受寒气之侵，脾虚湿盛而中阳式微，土壅木郁而失调达，则痹病、带下、月经不调、不孕等病纷至沓来。
同时该国雨水较多，地理潮湿，经常涉水淋雨，从事水中作业，而湿疹、皮肤病屡见不鲜。可见，地土方宜对人体发病有着密切关系，医者岂可忽视，而不深入研究哉。
《史记》中详细记载了古代医家扁鹊的医学成就，他不仅精于中医基础理论，而且兼长针灸、妇科、儿科、老年病、五官科等博学才华，并重视预防医学以及随俗为变，以适应患者客观要求的技能。
如他在虢国，用针灸治愈了太子的“尸厥”证；过邯郸，闻贵妇人，则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而为耳目痹医；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这种根据不同地区所出现的不同疾病，而随着患者客观要求，随俗为变的事例，突出说明了一个医生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通晓各科的业务知识，才是一个高明的全科医生。
我认为不论在学习中医或临床治疗，关键是学好基础理论之后，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时令、季节、所居地理条件、患者的体质禀赋、生活习惯、心理情志、症状表现、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分析，进行辨证论治，而不宜死搬硬套，削足适履，才能使中医药真正为世界人民的防病保健事业做出贡献，发扬光大。
勿囿病名，辨证论治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特别是一些沿海城市，人们工作意识浓厚，步伐加快，致有些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发病年龄有逐渐提前之势；加上人民寿命普遍延长，我国不少城市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药源性疾病和难治病有不断增多的趋势，迫切要求医者以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眼光，见微知著，及早进行研索，始能防于机先。在临床过程中，参考现代医学检查数据是必要的。但中西医学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对疾病认识观察的方法不同，因而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西医从微观入手，偏重局部病灶；中医强调人与自然整体观，偏于治人，各有所长，亦可有不足。为此，在辨治时，仍宜根据中医理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不宜被西医病名所囿，而束缚自己的思路，影响疗效。
我曾于1974年3月28日会诊一位61岁男性老年患者，半月来高烧38.8℃，胃纳呆滞，右胁下可触及小鸡蛋大之包块，经各方检查，确诊为胆囊管结石，结石混合型。外科医生认为胆囊管已被阻塞，胆汁不能外流，已膨胀到小鸡蛋大小，胆囊已无收缩能力，不可能将结石排出，须手术治之。患者以年老体弱，不愿手术，加上用我所处方中药治愈了半月的高烧，故一再要我诊治。
鉴于患者年高体弱，不宜攻下排石，采用补消兼施法，即以补中益气汤培补中气，佐以金钱草、鸡内金等化湿消积之品，终于将结石排出，通过检验，结石为树皮状结石，这在所治大量结石患者中，实属少见。其次，以益气养阴、调补心肾法治愈“椭圆形红细胞增多症”；宣肺开窍、理脾化湿法治愈“发作性睡病”；益气养阴、化痰软坚法治愈“突眼性甲亢”；清金化痰、滋阴降火法治愈高血压“左眼底视网膜动脉硬化、玻璃体周期性出血”等，不再枚举。
余如中医书籍上没有记载，只要遵照中医理论进行辨证，即可治愈的病例，亦属常见。如养血柔肝法，治10岁女孩“指甲不长”；以中医湿病、外科理论为依据，治愈钢水灼伤、瓦斯爆炸的严重灼伤工人；以山岚瘴气中人理论，治愈“严重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以泻南补北、滋阴降火法，治愈“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等，都是现代医学确诊，治前治后复查证实痊愈之病例，尽管有的仅是一例，不是大样本，这正说明中医注重个体的重要性，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坚持中医诊疗特色，提供了科学依据。
重视湿邪，辨治有方
我通过多年临床实践，逐渐认识到，湿病不仅南方独多，北方亦不少见，提出北方亦多湿邪论。湿为土气，寄旺于四时，其他季节亦常见到。湿邪发病具有隐袭性，湿邪为患，正如《刘纯医学全集·玉机微意》所言：“伤人于暝暝之中”。因其发病缓，症状较轻，无风寒之凛冽，无火热之炎暄，初起不易注意，引起重视则病时已久，病变亦深，或波及它脏，就诊时又因它脏病证障人眼目，易被忽视。
湿邪症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重浊性：湿为阴邪，其性重浊黏腻，所以湿邪为患，多有四肢沉重、周身倦怠、头重如裹等症。其二湿性秽浊：湿性秽浊，因此常把面色晦滞，带下腥臭，大便黏滞不爽，小便短黄或混浊，苔腻苔垢，作为诊断湿病的重要依据。其三迁延性：湿病病程具有迁延性，湿性黏腻，胶着难祛，无热邪清之即除，风邪散之则去，寒邪温之可消的特点，常喻为“如油入面”。故湿邪为患，一般病程迁延，症状缠绵，变化较缓。其四易阻滞气机：故湿病多见有胸闷、脘痞、腹胀等中焦气机阻滞之症。
湿邪影响面广，湿性弥漫无形，无处不到，内而脏腑，外而躯体，四肢百骸、肌肉皮肤，均可侵犯。湿邪兼夹症多，吴鞠通以其切身体会，发出“盖土为杂气，寄旺四时，藏垢纳污，无所不受，其间错综变化不可枚举”之感叹。兼证除影响他脏所出现的症状外，还可兼寒、兼热、兼暑、兼风、兼痰、兼气郁、兼饮邪、兼停食等不同。
临证时必须详为审视，认真推敲，方能悉其端倪。湿病的临床表现十分复杂，辨别湿病，要善抓主症。湿性重浊黏腻，易阻气机，故湿病以其症状的重浊性及气机阻滞为主要表现。如头重如裹、肢体酸楚、倦怠嗜卧、脘腹痞胀、妇女带下量多等症，则说明有湿邪内蕴。进一步察其面色、舌苔、脉象，如见面色晦滞不泽，舌苔滑腻、脉象濡缓滑细，诊断基本可以确立。
治湿之法，应注意通、化、渗，通即宣通三焦气机、调理脾胃升降；化为注意湿邪的转化，或温而化之，或清而化之，芳香化之；渗即甘淡渗湿、清热利湿等。临证以综合运用为多。
治湿病，理气为先。湿性黏腻，首当疏畅气机，而疏畅气机，应着眼于肺脾二脏。我辨治湿病，在详为辨证的基础上，无论苦温燥湿、清热祛湿、淡渗利湿、或扶正达邪，均在方中佐入一二味宣降肺气、化浊醒脾之品，如杏仁、桔梗、苏梗、藿梗、荷梗及藿香、佩兰、白豆蔻、枳壳等，以起到宣肺气、醒脾运、畅三焦，有利于其他药物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些药物药量虽少，在方中所起的作用却十分重要。治疗湿病，药不在多而在精，量不在大而在能中病，贵在轻灵活泼，恰中病机。所谓轻灵，即药量不宜过大，药味不可过多过杂，量大药杂味厚气雄，难以运化，脾胃不伤于病而伤于药。所谓活泼，即药物要选辛散芳香流动之品，不可壅滞滋腻，壅滞则涩敛气机，滋腻则有碍脾运，助湿生痰。
轻灵之药多轻清宣肺、芳香流动之品以活泼醒牌，调畅气机，推陈致新。余常云补而勿壅，滋而勿腻，寒而勿凝，疏其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肺气畅，脾胃健，则湿邪可祛。即便味厚气雄之药，使用方法不同，亦可改变其性。大黄味苦性寒，能泻热毒、破积滞、荡涤肠胃，俗有“将军”之称，一般湿病中本不宜用，但如小其量而后下，取其推陈致新之功，而不用其苦寒破泄之力，且配杏仁以肃降肺脏与大肠之气，故闭结得除而脾胃不伤，此乃用药轻灵之又一法。
湿浊中阻，要脾胃同调。湿邪为病，最易损伤脾胃，水湿停聚。脾胃以膜相连，互为表里，脾运胃纳，一升一降，相反相成。余治此证，处方用药虽有偏重，但多兼治，如化脾湿必佐以开胃，药如砂仁、陈皮、枳壳、香橼皮等；祛胃湿多佐以运脾，药如佩兰、藿香、白蔻仁、薏苡仁、茯苓等，使其相得益彰，亦有“先安其未受邪之地”之意。我重视湿邪，治好了许多疑难病症。
严谨求实，敢于创新
科学研究，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设计严密选题新颖，具有前瞻性质，创新精神，再通过科学仪器设备，进行深入、细微的实验观察，归纳分析探求客观可靠的数据，才能总结为文，给人以启迪。
我遵循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原则，崇尚脾胃学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的枢纽，人以胃气为本，故治病要注重调理脾胃。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疾病的病因病机也有了殊多的改变。我从人们的膳食结构、生活条件、生活习惯的变化入手，深入研究了现代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病、痛风等疾病的发病机制，认为饮食失调、损伤脾胃，是这些现代病发病的关键因素。
脾胃损伤常见气虚、血少、湿蕴、痰阻、瘀血、气机紊乱等病症。辨证要着眼于发病的根源，调理脾胃是其治本之道，即“调中央以通达四旁”。我博采张仲景、李东垣、叶桂等各家之长，调理脾胃，重在升降相宜而顾其润燥，升脾阳、降胃气、健脾益气、清养胃阴、调畅气机，法取中庸，勿劫胃津，勿伤脾阳，气机通畅，脾胃健运，胃气来复，诸病自除。
胸痹病，上溯经典，下及各家，汲取现代研究成果，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调理脾胃法治疗胸痹的理论和方法。调理脾胃法治疗胸痹突出了中医整体观念，治病求本，辨证论治，调理后天之本以治疗心病，具有独特的见解，治疗分为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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