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艰难中成长
第一节 家族溯源
文/朱秋霞
1917年7月1日，高锦文出生于孝义县杜村乡西梁庄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山西省孝义县位于吕梁山脉的中段东麓，由于山多地少，交通不便，历史上一直比较落后，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煤、铁、铝土等资源的开发，孝义县摘掉了贫困帽子，成为山西省县域经济排头兵。
西梁庄村不大，村民都是贫苦农民，杂姓较多。一孔孔窑洞依山而建，放眼看去，七零八落，高矮不一。
山道弯弯，沟壑纵横，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一条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是西梁庄村与外界联系的必经之路。山区小道交错，一个个岔路口通往一个个小村庄，陌生人初到这个地方很容易迷路。
在山崖的断裂面，可以看到黄一层黑一层的分割线，黄色的是黄土，黑色的是煤炭，过去由于条件所限，人们不具备开采煤炭资源的能力，没办法依靠天然的煤炭资源获取财富。林地多，耕地少，靠天吃饭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收入自然十分微薄，常年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
在高锦文的记忆里，村庄周围的山上自然生长着漫山遍野的酸枣树和野核桃树，一年四季都有美丽的风景。村南有一条小河，河里常年有鱼，西梁庄村的人们秋天上山采野果，夏天下河去摸鱼，在这种原生态的环境中成长，使高锦文的内心永远保持一种自然本真。
根据现有信息，高家祖上仅能追溯到高锦文祖父这一代，高祖祖籍陕西的具体地址现已无从查找。据说，清末时期，高祖带领全家离开陕西的原因是逃荒，说明当时陕西遇到了灾荒，为了活命不得不离开故土。
据史料记载：陕西省地处中国北部黄土高原，是中国干旱多灾的省份之一，历史上旱灾频仍。
1900年，陕西遭大旱，高祖不得不举家逃荒卖艺（高祖会唱油鼓）来到山西，定居于吕梁市孝义县杜村乡西梁庄村。
高祖带领一家人选择在吕梁山区落脚，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山区由于山峦阻隔，兵匪一般过不来，比平原地区相对安全，另外山区人口稀少，在山坡上随便开一片荒地即可谋生，就这样，他们放弃了流浪卖艺的生活，在吕梁山区定居了下来。
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从中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过去有些人宁愿在深山里过清贫日子，也不愿意在闹市中寻富裕生活的原因了。
高锦文的父亲高生福（约1889—1969）成年后入赘本村宋姓人家。妻高宋氏（解放前去世，生辰年月不详）育二子（大儿子高锦文和二儿子高锦章），收养一女儿。
高生福年少时跟随父亲卖艺，学唱了很多戏曲，养成了唱戏曲、讲戏文的生活习惯，中国传统戏曲体现了普通百姓最朴素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感染和熏陶了高锦文的心灵。在父亲的影响下，高锦文自小就崇拜行侠仗义的英雄，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正直豪爽、疾恶如仇的性格。
吕梁山区土地贫瘠，收入微薄，日子艰难，家中没有钱供他们兄弟读书识字，高锦文四五岁就跟着大人上山干活。为补贴家用，一到秋天，少年高锦文就每天都带着弟弟到山上打酸枣和山核桃。他们把一个个青核桃用小石块砸掉青色外皮，把泥土一样颜色的核桃装入柳条编织的箩筐中，红彤彤的山枣和山核桃一部分被父亲挑到集市上卖掉换回油盐等日用品，一部分储备起来作为全家人过冬的食物。
捡柴火、采酸枣、摘核桃，这些乡野淳朴的生存方式熏陶了高锦文，善良的本性和天然的生长环境，使他成长为一个淳朴厚道、品行端正的人。
艰苦的山区生活锻炼了高锦文吃苦耐劳的能力，身为长子，他自知有一种责任心在肩上，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1933年，十六岁的高锦文跟随同村人到邻省陕西打工。
在陕北打工期间，高锦文耳闻目睹了太多的苦难民生，穷人穿着破衣烂衫乞讨，甚至卖儿卖女，富人坐着人力车安然自得，他的心灵大受震撼，在他生长的环境里，大家都是一样的穷，哪有这样的不平等啊！他感到十分的压抑和痛苦，萌生了为民众打抱不平的念头。
注：清末民初到抗战之间的军阀混战，使民众陷入生存边缘，教育家于右任先生于1931年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报告指出：“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
长期生活在贫困压力之下，人们没有任何生机可寻，精神状态极其萎靡不振，对任何事都麻木不仁，到了敌人迎面打来一拳，都没有力气还手的地步！
地大物博的中国如此积贫积弱，外国野心家跃跃欲试。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公然炮轰沈阳北大营，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沦陷区的民众如蝼蚁草芥一般，任敌人宰割，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1933年，陕北民众在刘志丹的带领下反对剥削压迫，纷纷拿起了武器，建立了陕北苏区。
无论什么时候，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都不可分割，社会动荡，民生凋零，国将不国，家又怎能安康？无数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纷纷走上了报国从戎的道路。
高锦文虽然不识字，但心像明镜一样透亮，对当前人们悄悄流传的“穷人要想翻身，必须得闹革命。”、“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人人平等，讲民主自由。”等等说法很赞同，他对红军早就心向往之了。
1935年9月，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0日，毛泽东让侦察连长梁兴初去搞点“精神食粮”。在哈达铺一个小小的乡邮所，梁兴初找到了几张旧报纸。毛泽东则从一张《大公报》上获取陕北也有红军的报道。接着，他再一次作出了重大决策，改变原先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把红军长征的最后落脚点放在陕北。
1935年9月下旬，陕甘支队突破敌人渭河封锁线，占领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到陕北去，巩固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陕北人们喜笑颜开，千家万户把门打开，就如歌中所唱：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千家万户哎咳哎咳呦把门开，哎咳哎咳呦快把咱亲人迎进来，咿儿呀儿来吧呦”
此时，日本野心勃勃，正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策划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刻发出了《给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宣传红军宗旨，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支援红军作战。社会反响极大。
在扩红运动中，高锦文深受感染，与同村的其他三位年轻人一起，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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