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世界天翻地覆地颠倒，而他始终试图以一个人的姿态勉强站立，这是我对日瓦戈医生的印象。我第一次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大概二十四五的年纪，虽然之前对大部头的俄罗斯小说比较熟悉，但还是觉得读不下去，叙事比较松散，对话无关情节，俄罗斯小说家总有一种讨论人类命运的偏好，而且讨论起来没完没了，虽然我有充分的准备但还是搁浅了，眼睛从字面飘过，脑子里想的是“除了一个婚外恋的故事，这位大哥到底想说个啥？”
再看这本书我已经结婚生子，生活被琐碎的日常包围，有时候会忽然感到一种结结实实的甜蜜和幸福，有时候又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为家人努力工作，把孩子养大，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热腾腾的饭菜，换取她们漂亮的连衣裙和可爱的小鞋子……这一切让我觉得生活充满力量，似乎什么都不必害怕。我忽然想到这一种愉悦的情绪似曾相识，是的，《日瓦戈医生》！
“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我们还收获了二十袋土豆，所有的土豆都收藏在地窖中最大的粮囤里……冬妮娅腌的两桶黄瓜也放进地窖里，还有两桶她泡的酸白菜。新鲜的卷心菜一对对地系在一起挂在房梁上，准备过冬的胡萝卜埋在干沙子里。沙子里还埋着收获相当多的萝卜、甜菜、芜菁、而阁楼上还堆放着不少豌豆和青豆。草棚里存放的柴火够烧到明年春天。我喜欢在清晨时分或冬日黄昏，手里举着一盏微弱得马上就要熄灭的灯，去揭开地窖的小门，门刚一打开，一股根茎、泥土和雪的温暖气息便扑面而来。”
让我再罗列一遍：土豆、腌黄瓜、酸白菜、卷心菜、胡萝卜、豌豆、青豆还有足够足够的柴火，我忽然在想，我是不是看到了这世界上最温暖、最幸福的字句？这是日瓦戈医生日记里的摘录，如果我们仍旧觉得这样的描述稀松平常，那么，把眼睛放开去，看看那一个时代壮阔的历史背景——革命，翻天覆地的革命，推翻一个腐朽的政权，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在抛头颅洒热血慷慨激昂的年代，这一位在医生带着他的家人离开因革命难以生存的城市，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躲到遥远的西伯利亚乡下。在别人歌颂革命、歌颂牺牲的年代，他热情地歌颂土豆和卷心菜，并为充足的柴火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有一句赞美英雄的话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对于日瓦戈医生或许该说成，“虽千万人，吾不往矣！”我不去，你们的革命我不想参与，我只想过正常的生活！这是一个落后的人，倦怠的人，多余的人，跟英雄叙事截然相反的人，然而，这是一个真正的人。
“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动荡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普希金）写道：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砂锅汤。”
妨碍生活的不是生活本身所蕴藏的苦难，不是艰辛劳累，不是命运中无常的变幻，而是一些远远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是那些建立新世界的“理想”，那些寻找未来、寻找黎明的不切实际的梦幻。这些东西因为太过于高邈而成为空洞的辞藻，当我们把这些华丽的辞藻剖开，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切切实实的福祉，而是战争和永远的物资短缺。
然而他为家人工作、“一大砂锅汤”的理想还是破灭了，热血沸腾的时代容不下偏安一隅的人，战争从城市的街头扩展到广袤的乡村，扩展到辽远的西伯利亚，甚至无孔不入地侵蚀大自然，天地之间没有一处可以正常生活的地方，这样的年代只有两种人是合理的存在，一种是战士，一种是敌人。因为医术高明，被红军游击队抓去当军医，他被迫开始介入战争，直面杀戮或者被杀。
当他拿起枪，近距离地观察敌人的时候，“他觉得有一半脸孔他都熟悉，曾经见过。他们使他想起过去的中学同学。也许这些青少年是他们的小兄弟？另一部分人他仿佛过去在剧院里或街道上的人群当中遇见过。他们一张张富于表情的、讨人喜欢的脸使他感到亲切，就像见到自己圈子里的人一样。”
“像自己圈子里的人”，“像朋友家的小兄弟”，这是他对敌人的基本判断。我们习惯于“看见”张牙舞爪凶狠残暴的敌人，我们何曾“看见”过像自己小兄弟一样的敌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使得一方必须杀死另一方？如果说在“我军”与“敌军”之间还有某些对立的你死我活的东西存在，那么，在一个一个具体的“我”与“他”之间、在与对面那些不认识但容貌亲切的小兄弟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仇恨可以构成互相杀戮的理由？难道就是那些空洞的不切实际的辞藻吗？对日瓦戈医生来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理由。在别人看到“敌人”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真实的“人”，即便真的有邪恶，对面那些懵懂无知的“小兄弟”绝对不是邪恶的载体，他们对自己所拥护并为之效命的那些理念、那些辞藻一知半解或者干脆一无所知，杀死他们跟杀死自己家的小兄弟有什么区别？所以，当他不得不开枪的时候，他选择对着枯树开枪。
“怜悯心不允许他瞄准他欣赏并同情的年轻人，胡乱朝天射击又太愚蠢，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他选择……对准枯树开枪，这便是他的射击方法。”
对准枯树开枪！我们被仇恨灌溉，从小听说的是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电视里播的是手撕鬼子一类荒诞丑陋的剧情，我们有哪一部作品，有哪一个故事能穿过仇恨对立、你死我活的立场去审视一下人本身？当我是一个人的时候，对面的那一个难道不是人？
即便再三地避免，但还是有人在子弹出膛的瞬间跑到他的目标前面，有一次他打死了一个小伙子。战斗结束之后，他先料理自己这边的伤员，发现有一个死去的小伙子胸前挂着母亲缝制的护身符，上面是一段迷信中可以躲避子弹的经文。然后他又走到对面那个被他打死的小伙子身边去，发现脖子上也挂着一个母亲缝制的附身符，打开一看，一模一样的经文！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是否可以意识到，在战争中死去的，或许不是正义的代表也不是邪恶的化身，而通通只是母亲的孩子！
他无法忍受战争，无法忍受在战争中变异的人，也无法忍受对家人和爱人的思念，于是他从游击队里逃出来了（逃了四次，终于成功了）。他是一个执着的逃兵，如果从我们惯常的价值判断出发，当逃兵是懦弱的、可耻的，但是，对于日瓦戈而言，战争是绝对的恶，杀人是绝对的恶，逃避战争、逃避杀人非但无愧于尊严和良心，反而是在奔向符合尊严与良心的、真正的人的生活！
当他重新回到原来的居住地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他，战争使生活无以为继，而他没有消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会不会回来。她们获得一个机会去异国他乡过平静的生活，于是她们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他。妻子离开之前给他留下这样的信：
“……尤拉，尤拉，亲爱的，我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再相见了……这就像发出拖我上刑场的信号。尤拉！尤拉！”
他的家庭毁灭了，撕心裂肺！同样的，他的爱人——或者说情人——拉拉也失去了丈夫。拉拉的丈夫是一位走出家庭的革命者，坚毅、勇敢、睿智，简直是某种理念的化身，他在战争中取得非常卓越的战功，一度成为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但是，他抱定革命尚未成功的念头，拒绝以真实身份和自己的妻女见面，为了获得胜利，不惜对准她们生活着的城市开炮。而他作战的对手、他要消灭的敌人是小时候同一个院子里长大最要好的伙伴，他们曾一起玩过无数遍的打仗游戏，现在，换成了真枪真炮。拉拉说，“他们是燧石，不是人，除了原则就是纪律。”
面对双双失去的家庭，日瓦戈问拉拉，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家庭破碎，使最亲的人彼此分离？拉拉的回答很长，但精彩极了，篇幅有限，我只能引用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唉，问题仿佛出在人们自己身上，性格相同或者不相同，有没有爱情。所有正常运转的、安排妥当的，所有同日常生活、人类家庭和社会秩序有关的，所有这一切都随同整个社会的变革，随同它的改造，统统化为灰烬。日常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都毁灭了……我同你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遮掩的，我们现在在它的末日同样一丝不挂，无家可归。”
因为改造世界而毁灭了一个世界，所有附着在这个旧世界上的一切秩序、一切生活，上班、买菜、相爱、争吵、早餐的咖啡、孩子的作业，全部像虱子一样被抖落个干净，人也被抖落下来，无家可归。
“我告诉你吧，如果……帕沙（拉拉的丈夫）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我身上的一切都会猛地一振。我抵挡不住过去的召唤，我抵挡不住忠诚的召唤……”
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伟大的充满理想的革命对她而言比不上家里窗口的灯光，哪怕在世界的尽头，她爬也要爬过去！我们常常身不由己，被外于自己、高于自己的整体力量裹挟着，奔向不知通往哪儿的“未来”和“远方”，为了那些崇高的、似乎可以称为生活意义的东西而抛弃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抛弃晚上的灯光、淡米色的窗帘、正常而劳累的工作，我们抛弃这一切看似琐碎的东西，去奉献一个光辉的宏大的未来，到头来，未来不知在何处，而生活已经破碎到不堪入目，孤孤单单的人在世界的尽头被剥夺所有，一丝不挂、无家可归。
“我还赶上了上个世纪的和平，信赖理性的声音是愉悦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的手里是罕见的，是极端例外、不寻常的现象。那谋杀来说吧，只有在悲剧里、侦探小说和报纸新闻里才能遇见，而不是在日常生活里。可突然一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跳入流血和嚎哭中……这种杀戮是合法并受到赞扬的，致使大批人因发狂而变得野蛮……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
一个一个真实的人以及他们真实的生活被从常识中剥离出来，抛入辞藻的统治之中，常识告诉我们，杀人是邪恶的，是可怕的，亲人是最珍贵的，爱亲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天然的情感。但在辞藻的世界里，杀人是正义的，是革命的必要手段；杀人勇猛的被称为英雄，可以对着妻女开炮的钢铁般的人是正义的化身。世界因此而颠倒，血流成河，爱与信赖荡然无存。人以为自己做着伟大的事情，从此不再做君主的奴隶，可是下一秒钟，立刻成为革命的奴隶，并且为了换一种新的奴隶身份而付出了全部的代价！
最后我想做一个对比，我们都很熟悉保尔柯察金的名言：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这样，在临终的时候，
他就能够说：
“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
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如果说保尔的一生是在不断地走向革命、走向所谓的人类事业，那么，日瓦戈医生恰好相反，他从“人类解放事业”的辞藻中默默转身，拼尽一生的努力，耗尽全部的热忱与悲苦，去追寻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的生活！普普通通的微不足道的生活！正如我们的北岛所言：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日瓦戈医生，为追寻普普通通的人的生活，付出了全部的代价！
封面图片是《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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