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过年还算有些“年味儿”，这是因为有大批返乡的亲人回家团圆。
而今，北京是往世界大都会发展方向的城市，八百多年的古都不过是惟一留下的卢沟桥而已，其它人文建筑也不过是就那么几个惨淡装修过的景点儿，生活在京城的人群从几辈子的居住区离开成为五环外的边缘移民，而市中心绽放出中西合璧新鲜过年景象不断的冲击着人们，也改变着逐渐被边缘化的老北京人群……
且不言鞭炮如何死灰复燃，就是想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汇聚一起，归结这个吃个团圆饭的机会却还要进饭店，这是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的表现吗？其因果应是居住环境的改变，居民拆迁出市中心的缘故吧。与此同时亲情以及共同参与过年的礼俗却少了许多！这是为什么呢？安居在市区的新北京人又是如何顺应旧俗，把原有的风俗取舍改变成新俗呢？归根结底还是生活在北京城的老人们有着不欺生的好传统，使得无论那里的外省人到北京都可以为所欲为，尽情地在自己的生活习惯中借鉴推动着更新的生活习俗。因此，如今这个年月儿的风俗习是那句古话儿：“苟日新，日日新！”
置办年货
旧时北京一进腊月的闹市便拥挤不堪，西城的西单、西四、白塔寺、护国寺，东城的隆福寺、鼓楼、东安市场是最大的年货市场，还有自东直门一直向西的北新桥、交道口、鼓楼东大街都是最热闹的年货摊。纵向街道由西单往西一直到西四、新街口，东单、灯市口、东四也都是商业最为发达区域，宽街到交道口，地安门到鼓楼，这些地方除了浮摊小贩还有固定商铺招揽年货生意。外城的崇文门外花市，磁器口到蒜市口，前门外一直到天桥，珠市口到骡马市，菜市口、报国寺等处也有商铺和临时的浮摊儿，琉璃厂的厂甸、火神庙还以经营图书、古玩、珠宝等著称。
腊月的称号是因为在一年之末的这个月祭祀时要腌肉祭祀，因此称这个月为“腊月”，此时唯有梅花盛开，因此也有“腊梅”的名称。春节是一系列的家祭活动最高峰时期，之所以要置办年货就是在初一到初五的这几天各个商铺不营业，因此要把一周所用之物置办齐整，这些东西都是与祭祀有关系。
如今的年货就是围绕一个字的“吃”，不是最近的网络语言把好吃的人叫做“吃货”吗！虽不与年货有关，但这个“货”字也够人遐想出其深刻含义。过去采办年货多祭祀的必须用品，此时的香蜡铺会迎来一年中的最红火时期。地安门的“金驴记”香蜡铺是北京最著名的香蜡铺，我曾与其后人牛家瑶先生谈起过他家的情况，说每逢过年时他家的生意不知有多么红火，看着他的表情总有一种自豪感，可惜的是刚到1950年腊月就被迫歇业啦！其原因不言而喻，移风易俗的新朝是不能允许封建迷信存在，而香蜡铺这个为祭祀而设置的民俗行业自然不能生存啦！
门神以唐朝名将尉迟敬德与叔宝秦琼为最后的定制
腊月初八是送信儿的腊八儿粥，自此时就要准备扫房祭灶的诸相祭祀。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开始设摆供桌开始，到正月十五的上元节则是祭祀最频繁之时。在《春明采风志》载：“凡年终应用之物，入腊，渐次街市设摊结棚……门神、挂钱、字画、对联、佛花、鞭炮、蜜供、元宵、鱼虾……风筝、纸牌、走马灯、拈圆棋、江米人、太平鼓、童玩之物，买办一切，谓之忙年。
年菜供品
北京城旧时的范围不大，但是南北城的风俗却有所不同。一般是北城好铺张、讲排场，南城多是会馆文化，既细腻又含蓄，平民们则是带有关厢农耕文化的习惯。清代的北京城区满、蒙、汉三族旗人与南方人和京畿四处的北方人五方杂居，各种风俗的交融就体现在不同风俗的祭祀中。因此像什么鹿肉、江鱼、榛子、松子、干香菇、干猴头、松蘑、关东糖等都是来自东北关外的关东货，这些客商们都在朝阳门外的关东店儿批发这些货物，久而久之这里便有“关东店儿”地名。祭祀菜品中必要的水磨年糕、糖年糕、冬笋、玉兰片之类属于江南，必须在前门外或菜市口等地批发的才地道，其它如瓷器、南纸、竹器、漆器等亦是如此。
关于年菜也是有讲究的，总结起来是：鸡鱼猪羊肉，海蜇、大虾钱儿，素咸食、豆酱、酥鱼、甜酱瓜儿。晾肉劈儿、排骨、鱼冻儿、卤煮鸡什件儿，芥末墩儿、酥海带、甜菜是炸枣儿扦儿。这都是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五一般人家必备的菜肴，在这几天里妇女不拿刀铲做新菜，只是将年前制好的菜肴加热而已。年菜必须要在除夕前准备好，制作年菜的材料也必须是隔年的“年货”。府邸、宅门儿的年菜由荤素两大类构成，荤菜除各种新鲜肉类、山野珍味、软炸食品外还有山鸡丝炒酱瓜丝、肉丁炒咸黄瓜丁、肉丝炒干佛手丝等荤咸食。贫民过年必备的应景菜和富贵人家应上的四碟年菜相同，这些年菜就是生活条件再差的北京人家也能对付着做出来，这四样是：芥末墩儿，炒酱瓜丁，豆豉炒豆腐，豆儿酱。除了这四样小菜以外，其它的年菜就有什么上什么了。
如果说春节的主题是祭祀，其实就是人群家族之间的情感问题。情感与亲人的情谊还要有一部分寄托於信仰，旧时北京城区与近郊开放的庙会多达五十个。从此种商业与信仰有关便可以看出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而且还是异彩纷呈的信仰。在这五十个开放的庙会中有三十四个道教庙宇，在这十六个佛教庙会中，有些还是名为佛教庙宇实为道教的庙会。在这些庙会中出售祭祀用品也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线香、锡箔、门神图、灶王马儿以及供佛的纸花和上供的月饼、蜜供等。如今能看见自己写的对联或是门神就算不得了啦！天津杨柳青木板水印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的门神年画，一般家庭在福、禄、寿、喜、财诸神像前供品罗列五六层，几乎在春节期间每日祭拜香火不断。
祭祀品种中的“百分”神马儿最为重要，如今在雍和宫附近的佛教用品店中却难得一见。这是一张印有天地三界诸神诸佛法相的神马儿，腊月除夕的大年夜迎接诸神下界，就是这张“百分”的力量才能接神。家中有佛堂自然顺理成章的祭祀，要是没有佛堂的在院中放上钱粮盆和天地桌，上面摆各种钱粮黄钱、千张以及百分神马儿。为了生财还要在桌上供上自己行业的劳动工具，瓦匠摆上瓦刀、生意人摆上算盘账本等……除夕的子时一到便开始接神，主祭者就是家中最高辈分的家长，怹把敬神钱粮焚化，再把百分神马儿从供桌上请下，放到钱粮盆中烧尽并点燃引着鞭炮。
无极之年
1950年以后，北京春节的风俗骤然变化，特别是在1957年以后的春节。街道家委会要求各家各户要用“艰苦朴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过春节，在大年除夕演出或播放歌剧《白毛女》成为春节必要的标准节目。此时还要求文艺工作者们对春节的习俗批判，揭露旧社会的恶俗倡导简朴过春节移风易俗。老舍在《北京的春节》描写道：“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腊纸马儿的钱。现在，大家都不迷信了，也就省下这笔开销……也许，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大家劳动终岁，也应当快乐的过年。”从这段话里我们有一种无奈，或许在任何历史事实面前都难以回答。在“文革”中的春节简直就是一段煎熬的长夜，有时连鞭炮都是按照人口限制出售的，其它生活必需品就不用说有多么紧张啦！
1978年以后的春节传统过年习俗逐渐松动，此时旧俗革除已久不但没有恢复到位反而由打着民俗旗号的策划者们瞎出主意，结果举办了诸多没有庙的“庙会”活动，这一伪民俗却成为北京经典过春节的代表风俗啦！
1980年以后的电视春晚俨然成为全国性的新年民俗，大年夜除了吃喝就是围着电视节目看热闹，除了开心逗乐儿就是歌曲、魔术，挺好的大年春节就这么着稀里糊涂地过去啦。因此，近年来北京的年味儿越来越淡了，家庭祭祖仪式风俗的取消是没有年味儿的根源！而今的春节只剩吃喝玩乐，在如今物质丰富的今天吃喝玩乐也不一定非要留在在春节呀？可是呢？我们普通的平民们房屋一间、地无一垄，虽有物权法存在却不能从祖上承袭产业，我想当今没有祭祀的必要亦不为过。
现在，庙会策划者们搞了什么传统仪式和仿古表演，许多大城市的寺庙在腊八儿节恢复施粥，但这些并没有建立在虔诚信仰以及自然成俗的基础上，料应是试图吸引公众作秀出风头而已。
如今购买年货网购又成了新时尚，超市为了招揽生意把家具、电器等归纳到年货做广告真是岂有此理！过去“年货”的定义应该是初一到破五基本没有商铺开店，因此要提前准备生活用品与礼品。再有就是在除夕守岁就是度过“年”，而年是个不吉祥的圣兽，因此才有大年初一新见面就要拜年一说。既不能早拜，也不能晚拜，必须要在年前贮备上供的食品，过年后食用的祭品称之为“年货”。宗教庙宇也赶着过年准备年货，并且在庙口舍粥念经祈福消灾，在年前贮备的供品食物也称之为“年货”。
无祭年货
春联也应该也在年货之列，当时称之为“书春”。写春联多是私塾的老先生，他们一进腊月就找好合适的商铺请求在门前设摊，通常不会收费只是为此商铺写几幅春联代替笔润罢啦。摊位多是在阳光充足避风的地方，支上桌子摆放文房四宝以及牛角片制作的裁刀，再把不同尺寸的大红纸裁好，还要有个招子或是在桌前写上“书春”、“换鹅”、“点染年华”、“翰墨结缘”、“借纸学书”等文眼招牌。北京的春联摊子最集中的在鼓楼以及东四、西单一带，前门大街、琉璃厂的南纸店前也有不少。春联的内容很丰富，但最重要的是以俗为俗，春联撰写的不宜太文雅或是乖张。东西城的平民人家虽然生活平平，大多追求书法清秀、词义文雅的对子，一般是：“一榻清风书叶舞，半窗明月墨花香”以及“光前须种书中粟，禄后还耕心里田”。在关厢以及庙会等处书写对联是为了迎合进城办年货的农民以及手工业者，以“抬头见喜”、“立春大吉”、“肥猪拱门”、“人寿年丰”等一类俚俗热闹的文辞大受欢迎。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私塾的老师率领学生书写对联，还有人专门喜欢用小孩儿写的对联，这也是意味着生机盎然。
听说今年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搞得新创作很为难，四下坚固的文艺政策以及层层审批的麻烦，使得有些节目拍摄后还不能通过播出，这应该是年年要出新的结果吧。其实，年年的春节习俗都会有着微妙的变化，这就是传媒大发展后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越来越淡化的必然！此时方知《道德经》中的：“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方，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
社会风俗的发展规律是谁都不可阻止的，我们心中的年味儿何时回归亦是周而复始，恐怕只有回到中国原来的那种农业社会才会找回原来年味儿的那份情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