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曾经的讲学地福州濂江书院举行祭祀仪式，现场数十位身着素雅汉服的萌娃按照传统礼仪规范敬拜朱子，诵读《朱子家训》。
陈 璧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注重家教、家风的养成和传承。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能影响家庭成员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传统风尚，世代相传，绵延不绝，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灵魂的延续。
家风随家族产生逐渐形成
家风，是农耕文化的产物，源于古代乡土亲缘社会。从那时起，家族成为构成社会的细胞，家风不仅是一些具体的条文规定，更成为家族的精神“图腾”。
家风家训的雏形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大家庭。氏族的族长负责氏族家庭成员的生产和生活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并通过对家庭成员进行传统习俗的训练来巩固家长的统治。宗族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氏族的遗风，在这一时期，个体家庭开始出现，但它们没有从宗族系统中游离出来，而是依附和隶属于宗族。宗族作为血缘共同体，不但有共同的宗庙、宗邑、墓地，而且有共同的财产。
《礼记·祭统》中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尊祖祭祀活动能够强化同宗族成员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以便形成同姓同德、同德同心、同心同志的社会群体心理和观念，维护宗族制，共同保卫宗族的整体利益。这一时期尽管存在个体家庭，但这些个体家庭的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是与整个宗族家长实施的教育一致的，一个宗族的家风家训是统一的。
这一时期和家风培育有关的名人当属伊尹。《墨子·尚贤》说：“伊尹为有莘氏女师仆。”伊尹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见之于甲骨文记载的教师，他当了商汤的老师，同时兼任汤王子弟的师保，也就是王家的家庭教师。伊尹认为人的性格、品质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习惯中培养形成的，所以他十分强调“慎终于始”，也就是说教育要及早进行，并且要有始终如一的持续性，一刻也不能放松。他把王家子弟的家教故事看作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惟天无亲，克敬惟亲。”也就是说，只有自己克敬、克明、克诚，才能取得臣民的忠顺和亲近。
百姓家庭孝道之教最重要
国人家风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化和细化体现，尤其集中呈现了中华文化的儒道思想，每一种家风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华文化作出了诠释，如很多家风中都包含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内容，也有不少家风遵从道家亲近自然的思想，讲求从容不迫、不慕名利等。
“孝”在中国传统家风中认知度很高，远在周朝时即十分重视社会教化，周公倡导庶民之家进行“彝教”。所谓“彝教”，就是对平民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周公认为平民的家庭教育主要是“明人伦”，其中孝道之教最重要。这对后世的平民家庭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儒教的传播，“孝”渐渐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
儒家学说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其中儒教提出“严父慈母”的家风原则。孔子认为，政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秩序的建立，伦理是建立在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之上的，因此家庭的伦理道德教育是对国家政治的保障。他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家庭的孝悌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体家庭的和睦和巩固，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乃至与家族一脉相关的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所以，孔子强调孝悌之教，重在伦理情感的培养。如儿子当父母在时，不应远游，又如子辈赡养年老的父母，应当把情感的笃真放在首位，不单是让父母衣食有着落，更重要的是使父母感到儿子赡养他们是尽了孝心。所以孔子说孝敬父母在于“色难”，和颜悦色，礼貌恭敬，表里如一，才是真正的孝顺之道。
《论语》记载了孔子关于教导学生凡疑难不决之事要请教父母的言论。孔子认为，父母的经验足以指导子辈的行为，父母应当替子女的行为结果负责。父母应当以身作则，当好子女的表率。如果其身不正，就必然把孩子带坏。孔子说：“里仁为美。”认为子女的成长与周围的文化道德环境有关系，父母应当注意“居必择邻”，同时对孩子交友也应予以指导。
孔子强调“孝悌”的目的在于通过家庭教育手段巩固家庭及家庭成员的伦理关系，完善家庭等级，从而将家庭伦理关系外延到社会人际关系，继而转化至政治道德领域，使国在家的基础上建立统治秩序。
书香家庭鼓励子弟多读书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精神，家训也多鼓励子弟读书，然后“学而优则仕”。
《颜氏家训》是公元6世纪后期我国诞生的一部有关士大夫家庭的家教经典。《颜氏家训》告诫子弟，动乱年代更要学艺读书。“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
《颜氏家训·教子》提出早期教育的主张，认为儿童的早期教育应在婴幼儿时及早开始，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果等孩子的性格已经形成，再施教就困难多了。要求仕宦之家不要溺爱孩子，也不要用粗暴的手段来管制他们，这样的结果是父母丧失威信，也无教育效果。父母应当“威严而有慈”，这样子女畏而生孝。长辈要做子女的示范，一切脏秽之词和粗暴无礼之言禁绝不讲。
历代名臣，几乎没有不注重家风家训的。范仲淹的家教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范仲淹字希文，唐代名臣范履冰的后裔。由于他心怀壮志，发奋攻读六经，精通儒经并兼善辞章，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进士出身。范仲淹自登上仕途以后，不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为宋王朝尽心尽职，而且以此作为家教铭训，教育子孙。范仲淹长子纯祐，10岁时即读诸子百家书，文章也写得十分漂亮。为了帮助教育家胡瑗在苏州办地方官学，范仲淹把纯祐送到州学，让他来作州学生尊师勤学表率，使苏州贵族子弟尽改不尊师教的恶习。
当时，范仲淹在苏州为官，家庭教育的条件自然优越，之所以让儿子入就州学，一方面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胡瑗革新州学教育，另一方面希望以自己的家教来表正属官。范仲淹的儿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都因受到良好家教而德才兼备，为众官僚所称道和效仿。尤其是次子纯仁，范仲淹不仅自己着意栽培，而且他还请门下贤士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人精心辅导。纯仁常学至夜分，夏天在帐子内燃灯读书，帐顶被熏成黑色。后来纯仁考取进士，官至丞相，终生继承父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品德，为世人称誉。 范仲淹以廉洁勤俭、大公无私的品德造就仕宦家风，其影响是深远的，后来司马光等人就曾以《家范》训诫子弟，很多内容是效仿范仲淹家教的。
南宋理学家朱熹世代书香，祖辈多出朝廷命官，不过朱熹出生时家势已渐没落，父亲失官居家，以教书为业。朱熹在父亲的教导下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文化和道德教育。相传他5岁开始读《孝经》，7岁时对八卦的推演很有兴趣，9岁时开始学习圣贤之学，读《孟子》，慨然有奋发立志成为圣贤的抱负。10岁时粗通了《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朱熹父亲朱松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他不仅用儒家经典教导朱熹，而且常对朱熹讲授古今成败兴亡的历史，教育和培养他关心民族社稷兴亡的思想。朱熹14岁时，父亲病逝，临终前嘱他去拜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为师。这三人都对二程的理学有相当深的造诣，朱熹在他们三人的精心指导下，学业长进很快，19岁即考取进士，登上仕途。
家书抵万金
杜甫有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用家书来教诫子弟，自汉代以来就成为我国古代仕宦之家传承家风的一大传统。
汉代名臣给子女写家书、手谕教诲的不乏其人，如刘向曾给少年得志的儿子刘歆写《戒子歆书》，信中就言词真切地教导儿子在为人处世时，要做到“恐惧敬事”，不要“轻侮诸侯”，牢记前人的教训：“吊者在门，贺者在闾。”
东汉名将马援，远在交趾(今越南北部)任职，知兄子马严、马敦好讥议时人，交结侠客，十分不安，于是连忙写家书训诫：“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劝告子侄要学习敦厚周慎、谦约节俭、廉公有威之人，不要效法豪侠好义、招人惹祸之人。
汉末魏初名臣王修，曾在暮年为魏国大司农郎中令。他的儿子在外地做官，王修很是放心不下，写下了言真意切的诫子书：“汝今逾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见举动之宜，效高人远节，闻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告诫儿子在外为官要交结良友，以友辅德，说话办事，都要“情实道理”。
蜀国丞相诸葛亮的《诫子书》，可谓千古流传的佳作，世代仕宦之家多以此作为座右铭。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不仅给自己的儿子写信劝诫加强道德修养，还给外甥写信教诲做人的方法。他在《诫外甥书》中写道：“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告诫子辈要交相知之士，不要交结势利朋友，因为“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只有相知之交，才会友谊长存，历夷险而益固。 （摘自毕诚著《中国古代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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