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美德的话语表达智慧
话语表达以人为本，符合人性基本要求，尊重人伦价值观念。人生在世，总要面对生老病死问题，“孝”“慈”观念既能维系亲情又兼具养老功能，满足了人心底对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渴望。又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朋友有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基本社会关系调整规范的表达方式，体现的是每一个人都期望的和谐社会关系内在要求。如仁、义、孝、悌、德、俭、勇、耻、礼、智、信、天理、良心等基本观念，深入浅出，无论贤愚老幼皆能迅速接受。
道德观念生活化表达。传统中国道德建设基本路径是道德生活化，即将道德基本要求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方式，进而习惯成自然。因此，生活化表达是极为重要的方式。北宋名臣司马光制定的《司马居家杂仪》明确每天子媳起床后要先省问父母(当然不是让我们生搬硬套)，“父母姑舅起，子供药物，妇具晨羞”。做好饭后，“妇请所欲于家长，退具而共之”。到了晚上，“父母姑舅将寝，则安置而退”。父母有病，“子妇无故不离侧，亲调尝药饵而供之”。平时服侍父母，出必告返必面，容貌要恭敬，出入起居谨慎扶卫。《朱伯庐治家格言》更是涉及生活各个方面：“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道德观念层次性表达。针对不同对象，道德观念的表达是不同的。对于读书人，其表达“学术性”较强。如清乾隆七年郑之侨为鹅湖书院订《壬戌示诸生十要》，其中要求学子衣着端庄是这样表达的：“士子读书乐道，淡泊宁静，悃愊无华，亦何必修饰衣冠以至骛外而鲜实。然衣冠者所以摄其心志也。衣冠不肃，心志之惰慢可知矣。”而明代思想家吕坤专门针对幼儿编写了系列《小儿语》，用儿歌教导幼童如何做人。如“宁好认错，休要说谎，叫人识破，不当人养”，“见了财物心喜，做贼从此做起”等。实际上层次性表达还表现在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如同样是戏曲，针对读书人阶层的昆曲与面向乡野村夫的地方小戏就有着很大不同。
道德观念民俗化表达。春节晚辈要给长辈磕头拜年、拜祭祖先，清明祭祖等都传递着孝的观念。明清时期北京城较大商号，过年都在廊下挂满纱灯，所有纱灯都绘有“二十四孝”、伯牙摔琴、曾子杀彘、范张鸡黍等各种故事。人们观灯娱乐之际同样润物细无声地接受着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美德表达智慧，特别是生活化、层次化、民俗化表达方式，实际是儒家道德观念世俗化体现，而这种世俗化恰恰是儒家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体现，是道德观念接地气表现方式，其载体为家训家规、村规乡约、行规行约、书院规章、蒙学读物、儿歌童谣、会社规约、各类戏曲、各种民俗、民间俗语等。正是这些创造性转化，使道德观念不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教条，而成为百姓的生活观念。
传统美德表达智慧的现实借鉴
对历史上传承的道德观念表达术语进行梳理，对于人们已然普遍接受烂熟于心的道德术语应该继续沿用，以保持话语表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于这些术语表达的内容，可以丰富甚至修正，以当代价值观改造之。另外，注重道德话语表达的简洁性，尽量用最贴近百姓生活、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越简单明了越容易深入人心。其实当代也不乏这种表达的范例，诸如“为人民服务”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既简单明了深入浅出，又含义深刻。
加强生活化表达。一是对于先人留下来的优秀的生活化表达方式，如《朱柏庐治家格言》《居家杂仪》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鼓励民间以此为家训传承家风。如著名的山西王家就坚持“法司马训”。二是支持民间制定家训、村规民约等民间规约，在民间规约中融入生活化表达。三是优秀蒙学读物要进课堂，在学生守则中将道德要求具象化。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在学校门口置一面镜子，镜上箴言是：“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个学生到这儿都要照一照，从容貌到内心进行净化。四是在市民守则之类的公共规则中将道德观念具体化、具象化。真正做到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以习惯促自然，实现道德生活化。
注重层次化、民俗化表达。一是在家训家规、村规乡约、学生规则、市民规则等表达载体中根据不同群体对象，语言表述要大众化人性化，避免口号化。二是挖掘整理儿歌童谣、民间歌谣、民间故事中传播道德的内容。如民间曾经广为流传一首歌谣“老来难”，对传播孝道起了重要作用，但这类儿歌童谣、民间歌谣、民间故事近年来有被湮没风险。应当大力挖掘整理，以新形式包装传播。三是采取措施支持地方戏曲发展，重视地方小戏在道德传播中的地域作用。四是注意利用影视、微博、微信、动漫等新媒体创新道德表达形式，这也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体现。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家风”节目就是这方面典型。五是在节日中倡导恢复某些礼仪，发挥民俗在道德传播中的无形作用。
(摘自《学习时报》201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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