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记忆与路标（43）
1944年，英国作家毛姆出版了他的著名小说《刀锋》，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而且受到弗吉妮亚·伍尔芙夫人那个严峻的批评家的称许。
《刀锋》故事是写一个参加第一次大战的美国青年飞行员拉里·达雷尔。在军队中，拉里结识了一个爱尔兰好友：这人平时是那样一个生龙活虎般的置生死于度外的飞行员，但在一次遭遇战中，因趋救拉里而中弹牺牲。拉里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弄不懂世界上为什么有恶和不幸。复员后，拉里既不肯进大学，也不肯就业，一心想探求人生的终极。为此，他丢下未婚妻来到巴黎；两年后，和未婚妻解约，又从巴黎遍游世界各地，最后到了印度，找到了印度的吠陀经哲学。于是了悟人生，把自己的一点薄产分散给亲友，自己返回美国，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出租汽车司机，打算隐身人海，以终天年。
有人说，拉里的蓝本就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刀锋》出版时，维特根斯坦还活着。所以，毛姆在小说开头说：“书中角色的姓氏全都改过，并且务必写得使人认不出是谁，免得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看了不安。”
维特根斯坦就是哲学界的隐士。
1906年，维特根斯坦进入柏林—沙罗顿堡工业大学学习工程技术。实际上他一生都对机械饶有兴趣，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制作了一架缝纫机器而备受称赞，甚至在晚年他还能花上整天时间察看放在南肯辛图博物馆里他喜爱的蒸汽机。1908年，他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当研究生，从事航空学的研究，并由此对数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说维特根斯坦曾向某人请教论及数学基础的文献，后者向他推荐1903年问世的罗素的《数学原则》。正是这本书极大地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后来的发展。1911年秋，他根据弗莱格的建议，到剑桥就学于罗素。
维特根斯坦当在读完第一个学期后，跑来问罗素：“请你说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罗素答道：“我亲爱的朋友，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说：“因为假如我是一个十足的白痴，我将再回去读我的航空工程学。如果我不是白痴，我就希望成为一个哲学家。”罗素说，不妨利用假期写一篇哲学方面的论文给他看，然后才能回答。第二学期刚开学的时候，维特根斯坦交给罗素一篇哲学论文。罗素只读了他论文的开头一句话，就对他说：“不，你不应该成为航空专家。”
就这样，维特根斯坦开始专心于哲学，而他的哲学又对他老师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两人的相遇，引起了20世纪西方哲学界的革命性变革。罗素称这场相识是他一生中“最令人兴奋的智慧探险之一”。
1912年，他的父亲去世了，维特根斯坦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他不慕浮华，宁愿过一种朴素的生活。于是，他匿名捐赠了许多钱给贫困的奥地利艺术家和诗人，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大诗人里尔克和特拉克尔。后来把他的财产全部都给了他的两个姐姐。他自己生活非常俭朴有时甚至过分。他不讲究吃，好象吃什么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即使总是同样的饭菜也没关系。他不讲究穿，不能想象他会打着领带或者戴着礼帽。他的住所陈设也非常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帆布靠椅，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任何一种装饰品都要从他周围拿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维特根斯坦本来可以免除兵役，但他作为一名自愿兵参加了奥军。他一直要求调到更危险的前沿阵地，这使司令官非常为难。他希望靠近死亡或许会使他远未得到满足的存在出现一点起色。他蜷伏在战壕里，背上紧贴着死亡的黑暗。他总是在帆布背包里放上一个笔记本，一有空就把想到的问题记到上面。他写的常常是一些格言式的句子或者不连贯的章节，有时几小时凝神苦思却写不下一个字来，有时却又写得飞快。正是这些零散的思考，构成了他的哲学的最初形式。这些内容现在已作为《战时笔记》出版了。他的本子上一半记私人日记，一半记哲学思想，为了防止身边人偷看还特地采用了密码反过来写作，即把A换成Z、B换成Y、C换成X，以此类推。
有一次他在战壕里读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幅描述在一次汽车事故中事件的可能次序的略图。这个略图启发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是实在的图象”的思想。这幅略图在这里就起着一个命题的作用，也就是说，是对事物可能状态的一个描述。它具有这种作用是由于图的各个部分与实在的事物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这就使维特根斯坦想到，可以把这个类比倒过来，说一个命题就相当一个图象，因为它的各部分与世界之间有类似的对应关系。命题的各部分组合起来的方式——命题的结构——描述了实在成分的一种可能的组合，即事物的一种可能状态。
1918年，29岁的维特根斯坦荣升中尉，同时完成了《逻辑哲学论》的初稿。不久他就被意大利军队俘虏了，据说，人们来抓他的时候，他正骑在一门大炮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他在南意大利蒙特·卡西诺附近的俘虏营里被囚禁了将近一年。当时战俘中流行伤寒，死了很多人，家人朋友都很担心他，四处打点要救他出来，他却拒绝在同伴获释前出狱。战争时期的丧乱和他在囚禁生活中的体验使他的精神生活发生了重大危机，因而转向叔本华和托尔斯泰的伦理思想，对现代西方文明深感失望，对人类的现状和前途的看法十分悲观。他象现代文明中的隐士，不断地退隐、逃遁，企图在宁静中慰藉他那深处笼罩着黑暗的灵魂。
1921年，维特根斯坦出版了一本薄薄的《逻辑哲学论》，如果不把他为小学生编写的《德语难语词典》算在内，他生前只出版过这一本著作。但是，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所以他应该放弃哲学。于是，这位哲学家隐居乡间，在偏远的地方担任了小学教师。后来他又在维也纳附近的郊区同修道士一起当园丁。他甚至打算进修道院，但因不满意修道院生活的内部条件而作罢。
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完全割断同哲学界的联系。1929年他返回剑桥，重操哲学旧业，此时那本《逻辑哲学论》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人也已经把他看作是分析哲学最活跃的代表人物。但这位哲学家最初却登记为一名研究生。次年，他受聘为剑桥大学研究员，后来接任了摩尔的哲学讲座教授。以一个外国人在英国的学术首府担任这个职务，可以说是殊荣，但维特根斯坦却引以为苦，经常劝他的学生不要在大学教书，尤其不能教哲学。维特根斯坦认为，“贪图功名是思想的死亡”。他厌恶功名，有意地过着不显眼的生活，阻挡一切使他成为名人或者出头露面的企图。他平日绝少与人交往，凡是大学社交生活和哲学界各种活动都绝迹不参加。
在剑桥大学，他开设了关于语言、逻辑、数学问题的研讨班。上课时，维特根斯坦坐在房间当中的一把普通木椅上，听课的人自带椅子或者坐在地板上。他的讲课没有准备也没有笔记，每一课都是新的创造性的哲学工作，都是当场的、即兴的、紧张的哲学思考，他强烈地激励自己，全身心都处在紧张之中。这些“讲课”其实是一种聚会，主要是维特根斯坦与学生们自由地交谈，他向学生们提出问题，并且对他们的回答发表意见。但是，有时候他正力图说出他自己的一个思想时，他会用一种断然的手势来禁止任何提问或议论。聚会上经常出现持续一段时间的沉默，这时只有维特根斯坦偶尔的嘟喃声和其他人的屏息无声的注视。在这种沉默中，维特根斯坦极其紧张和活跃，他凝神专注，神采焕发，手势醒目，表情坚定。他的听众们知道，这是一种极其严肃、贯注和有力量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有一个学期他开了一门叫“数学基础”的课，前来听课的学生中，就有后来发明图灵机的阿兰·图灵。
维特根斯坦总是被他的讲课弄得筋疲力尽。他常常在讲课结束后立即离开，跑到电影院去。路上，他买一只圆面包或一块冷猪肉馅饼，一边咀嚼着一边看电影。他总是坚持坐到最前面一排，这样银幕就占据了他的整个视野，他的精神就能离开那些讲课的思想和他激动的情绪。不管影片多么庸俗和做作，他都希望完全被吸引到影片上去，使他的精神能从折磨他和耗尽地的精力的哲学思想中得到暂时的解脱。
他还爱看通俗侦探小说。他的美国朋友时常给地寄一些侦探杂志。维特根斯坦在一封回信中说：“从你那里得到侦探杂志是一件美妙的事。现在这种杂志奇缺，我的精神都觉得饿扁了。它们是丰富的精神维他命和卡路里。”“当我打开一本你寄来的杂志时，就象走出一间闷热的房间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一样。”
这多少可以说明，哲学思考的紧张性、严肃性、急迫性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达到了多么强烈的程度。他本来想把哲学作为一种从现实生活中逃遁出来的避难所，却又成了哲学思考本身的受难者。毛姆曾讲过这样的话：“喜欢听故事和喜欢看跳舞和摹拟表演……同样是人性的自然倾向。从侦探小说的流行可以看出这种爱好至今不衰，连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也看它们，当然并不当回事，可是的确看它们。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们唯一放在眼里的那些心理的，教育的，精神分析的小说不能满足他们的这种特殊需要吗！”
毛姆说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大概就是暗指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的确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被罗素称为“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他一生不求闻达，甘心寂寞，却成了举世瞩目的大哲学家；他不善言辞，也不习惯写系统的著作，他早期所坚持的逻辑经验主义和后期所坚持的日常语言哲学却启迪了现代哲学的两个重要思想流派。而对两者他都加以否认。他很少回顾他早期的观点，当他回顾时往往是为了否定它们。他的生活是一场持续的旅行，而他的理想却是渴望宁静。他说：“探讨哲理的人渴望思想平静”，但他却总是得不到他毕生希求的安宁。因为，他是一位勤于思考的哲学家。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就是思考，思考比哲学更重要。他说：“只有甚至比哲学家们更加疯狂地进行思维，你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他把哲学思考比做游泳：正象一个人的身体有一种浮上水面的自然趋势，他要做出努力才能达到水底——进行思考正是这样。维特根斯坦读的哲学书并不多，但他不断地钻研最深奥的哲学问题。他只有解决一个问题才能摆脱一个问题，而一个问题的解决又引起另一个问题。他不会浅尝辄止，一定要达到完全的理解。他强烈地激励自己，全身心都处于紧张之中。这就使思考在他那里呈现出异常的艰巨性，甚至使思维成为苦刑，一种巨大的折磨。有一天罗素同维特根斯坦一起紧张地工作了几个小时以后感叹地说：“逻辑真是地狱！”
他终于又离开了剑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一所医院当看门人，后来又在一个医学实验室工作。他对于一些医学问题所提出来的深入、集中的见解，使那些以他为助手的医生们不胜惊奇。1947年他辞去剑桥大学教授的职务，来到了爱尔兰西海岸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村庄，住在一间小茅屋里。这座小茅屋现在被辟“为维特根斯坦故居”，爱尔兰总统亲自主持了故居的揭匾仪式，世界各地的青年到此朝圣。一个人住在爱尔兰西海岸戈尔韦的一所海边的小屋里。他的邻居都是纯朴的渔民。据说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邻居当中成了一位传奇人物，一些年老的渔民仍然记得这个不苟言笑、独来独往的外乡人，他常常到海边散步，雪白的海鸟纷纷聚拢过来，到他手里啄食。
1949年夏，他到美国住了3个月，秋天回到英国时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他在一封信里写道，这个消息没有使他震惊，因为他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愿望。1951年4月26日，维特根斯坦在医院中迎来了他的62生日。3天后，他死了。临终前，前，他对守护在身边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
有人形容这句话是“出奇的感人的话语（strangely moving utterance）”。
他的一位学生评论说：“当我想到他的深刻的悲观主义，想到他精神上和道德上遭受的强烈痛苦，想到他无情地驱使自己的心智，想到他需要爱而他的苛刻生硬又排斥了爱，我总认为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然而在临终时他自己意呼喊说它是‘极为美好的！’对我来说这是神秘莫测而又感人至深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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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斌，祖籍山西盂县，1953年生于辽宁抚顺一个矿工家庭。小学六年级毕业，就遇到了“文革”，胡乱念了一年初中，16岁就做工去了。八年之后，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实实在在读了四年书，幸遇恩师车铭洲教授指点，确立了学术道路的小目标。混迹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博物馆学等领域，出版过各种书籍数十部，拿的出手的不过三五部。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故宫学与沈阳故宫》《丝绸之路全史》《丝绸之路史话》《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以及文化随笔集《从歌德的书房向外望去》等。其中《丝绸之路全史》入选2018年度30本中国好书，《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年度好书。
大学毕业后，多年在辽宁社会科学院以学术研究为业，后来到沈阳故宫博物院当了八年院长，期间还兼任过许多名誉性的虚职。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研究员、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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