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查寻联想集团发展轨迹的过程中，赫然发现隐身背后的三位柳氏家族成员，他们分别留下了联想不同时期的烙印，他们是联想由国变民、由民变私、由中变美的助推者，他们是这家正宗的国有企业最后变成了家族企业的“功臣”。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柳氏三位家族成员，在联想改制变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所作出的“功绩”。
第一位“功臣”：柳谷书。
柳谷书
这些年来，柳传志一直被一些媒体人称为企业家“教父”，而其实，真正的“教父”是他的父亲：柳谷书！他是联想的“太爷”，或者说是“太上皇”。
柳谷书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65年调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先后任法律处副处长、法律事务部副部长，时任部长是后来成为最高法院院长的任建新。
1976年之后，国家重新恢复律师制度，重新聘请和颁发律师资格。当时在全国，从事律师工作的人非常少，任建新是贸促会法律事务部部长，所以排在了第一号；柳谷书是副部长，是第二号。柳谷书是新中国第二号律师证的持有者。
1984年，受司法部委托，柳谷书前往香港，创建中国法律服务(香港)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代表大陆处理国内外客户专利和商标申请及知识产权诉讼事项。
在此期间，柳谷书主持办理了几起经典案例：帮助中国香港“维他奶”申请到内陆商标注册专用权；接受美国IBM公司的委托，促请内陆的工商部门查抄了六家仿冒厂家；帮助“金利来”排除了商标的侵权麻烦；及时制止了内陆某单位在广州筹建“东方迪斯尼乐园”计划，保护了美国迪斯尼商标侵权。这几起案例，在国内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指责，虽然名义上是保护国际知识产权，实际上是帮助外国企业在中国打官司，被人们骂为“卖国贼”。
对柳谷书这方面的作为，在这里我们不作评判，但柳谷书为全力推动联想在香港上市，布局联想国变私的阴谋，却是不争的事实。
1986年，柳谷书以中国法律服务(香港)公司为依托，成立了中国技术转让(香港)有限公司，任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他便与他儿子柳传志主持的北京联想遥相呼应、密切配合，积极筹划成立民营性质的香港联想，并推动上市。他利用国家贸促会的身份和国家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漏洞，进行运作筹划，采取3：3：3制股份结构，即由他儿子柳传志代表国家科学院主持的北京联想、由他代表国家贸促主持的中转公司、由港商吕谭平等4人新建的私营导远公司各占33.3%。
这里巧妙的是，香港商人是由柳谷书亲自找的，是他绝对信任的人。而且港商当时根本没钱入股，是他指使柳传志挪用中国银行支持国家信息化产业发展贷给联想3000万美元中的552万美元专项外汇贷款，让港商负债持股。这笔专项贷款被挪用并违规借给港商，正是后来倪光南状告柳传志的第一个核心问题。
这一番布局、操作后，其结果我们就一目了然了：北京联想是柳传志说了算，中转公司是柳谷书说了算，导远公司完全听柳家人的、由柳家人操控，所以，香港联想等于完全“姓柳”。
不仅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还在后头。香港联想成立后，让港商吕谭平承包经营，结果造成巨额亏损2亿多元，公司面临倒闭风险。面对这种局面，为了保住公司，柳传志将北京联想的良性资产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注入香港联想，实行'整合'。也就是倾注北京联想的资产和信誉在香港联想二次上市。
柳传志与龚国兴夫妇
而在二次上市过程中，又出现了“狸猫换太子”的游戏，即柳谷书任董事长的中转公司大幅度退出，这时的股权结构变成了北京联想持股53.3%，吕谭平的导远公司持股43.3%，私营股份大幅上升，而中转公司的股份降低至3.3%。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也正是后来倪光南状告柳传志的第二个核心问题。
经此操作，港商一跃成了第二大股东。由于北京联想的倾力注资挽救，香港联想股价由当时的0.3元/股涨到后来的70元/股，成就几位港商成了百亿万富翁。
从香港联想筹建、成立、上市，以及后来股权戏剧化的操弄，使联想的股权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使联想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又是整个联想集团后来彻底改变性质的发端。由此可见，柳谷书的心机是如此之深，布局是如此之妙，下手又如此之早。所以说，柳谷书是联想的“教父”、“太爷”、“太上皇”，一点不为过。
第二位“功臣”：柳传民。
柳传民是柳谷书的二儿子，是柳传志的弟弟，他在中国银行香港信贷部工作。柳传民平时为人比较低调，加之他个人没有太大成就，所以没有哥哥柳传志的名气大，以至于现在网上找不到他的照片和他的任何影像资料。但是，在关键时候，他也派上了用场，并且极尽所能，为联想效力。尤其是在柳传志挪用中国银行专项外汇贷款注资香港联想，还有借钱给港商的操弄中，柳传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3年，柳传志为了实施香港联想增资扩股二次上市，需要向香港联想注资，并借款给港商“负债持股”，便打起了中国银行刚刚给联想3000万美元专项外汇贷款的主意。柳传志也明知道这是严重违规违纪，是要坐牢的。但是这个时候，柳传民便登场了。他利用中国银行信贷部工作人员的身份，正好负责专项贷款的跟踪工作，深喑其中的规避套路，经过他一来二去几经操作之后，直接就把这个事儿给办成了。
其玩弄的手法是，柳传民指导北京联想在香港另成立了两家全资子公司：北明公司和南明公司。这两家子公司均与北京联想产生了担保关系。这样，北明公司、南明公司、港商导远公司即可进行资金往来了。于是，北京联想先将中国银行3000万美元专项外汇贷款中的1270万美元转给北明公司，再由北明公司将其中的717．42万美元，转入南明公司注入香港联想增资扩股；然后北明公司再将1270万美元中的552．58万元，折合4300万港元，借给香港导远公司“负债持股”。这样，港商导远公司直接与香港北明公司直接发生经济关系，而不是与北京联想直接发生关系；北明公司又被北京联想担保，这样就不存在偿还能力的问题。加之港商导远公司在香港联想二次上市后，由于股票大幅拉升，港商兑现后不仅大赚了一笔，并很快还清了“负债持股”的金额。
我们听了上面的叙述，可能觉得有点“绕”，那么，柳传民就是在这样绕来绕去、眼花缭乱的游戏中，规避了专项外汇贷款使用的规定，实现了资金的合法化。可见柳传民对这个柳氏家族企业的“贡献”之大，可以说其“功劳”仅次于他的父亲柳谷书。
第三位“功臣”：龚国兴。
龚囯兴
人们都知道联想是“夫妻店”，柳传志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而他的妻子龚国兴则是联想集团的财务总管，是OA总经理，整个集团的财务大权都掌握在她的手里。
众所周知，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就是财务，每一个企业财务都是老板最信任的人，柳传志所做的一些事情自然是不想被外人知道，所以干脆就让自己的妻子担任财务总管，这样才是最稳当的角色。有这样的一层关系，柳传志想要动用联想的资金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用担心财务出现问题。所以，龚国兴在联想集团就是财神奶奶，也是联想集团的老板娘。
别的不说，只说龚国兴在违规挪用中国银行3000万美元专项外汇贷款给港商过程中，是如何配合家族成员操弄成功的。
按照公司财务程序，动用这么大一笔国家专项外汇贷款，是必须要上董事会的。但上了董事会，肯定是通不过的：一是数额太大；二是借款方是一家毫无经济偿还能力的香港私营公司；三是这笔贷款用途上专门写明“只能用于进口有关元器件，生产微机板卡出口”，况且那时候国家外汇非常紧缺，是不允许挪作它用的。
所以在1993年6月14日的董事会上，柳传志只是通报了中国银行这项专项外汇贷款的事，并在会上还口口声声提出要“对香港联想加强财务监控”，但只字不提香港联想上市以及借钱给香港导远公司的事情。
但是仅仅过了14天，即6月28日，柳传志越过董事会，主持召开了北京、香港和深圳三地的联想财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3000万美元专项外汇贷款中的1270万美元转给联想在香港新注册的全资子公司“北明公司”，再由北明公司分别转给旗下的南明公司增资扩股和借给港商导远公司“负债持股”。增资后使香港联想股本金增至1.1亿港元。
一切程序都无障碍通过，也只有龚国兴的操作才能不留痕迹。此事过后也末向董事会报告，香港联想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也未说明港商增资持股的全部资金来源。
柳传志与龚国兴夫妇
而作为公司实际“二把手”的总工倪光南，后来是到香港时才知道的情况，经过一番了解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觉得问题严重，才开始向上级举报柳传志的。但由于龚国兴在北京的操弄和柳传民在香港的操弄，使这笔挪用专项外汇贷款问题，变成了合法合规，这也正是倪光南后来告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龚国兴的位置何等重要，她的“贡献”何等之大。使丈夫柳传志免除了牢狱之灾，也使联想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危机难关，再后来逐渐变成了家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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