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5月5日，一艘由小火轮拖带的木质官船沿湘江向长沙缓缓驶来。船头一位着便服长袍的老者，双眉紧蹙，神情黯然。他此时的心情，就像随江风飘动的长袍，摇摆不定。宦海沉浮数十载，又远渡重洋，历尽艰辛，今日终于要叶落归根。他不但没有一丝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反而更加忧心忡忡。
郭嵩焘像
当前的大清帝国，列强环伺，均有吞并殖民之心。当国者愚昧守旧，死守祖宗成法，视列强为蛮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近邻日本于年初出兵琉球，废国设县，停用大清纪年，其狼子野心，绝不止于侵占琉球群岛。北部沙俄觊觎我新疆已久，并强占伊犁，虽有左宗棠西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朝堂之上，妥协退让之词甚嚣尘上。空怀强国之志，徒有济世之才，然而却被抱残守缺的腐儒、骄矜自大的朝臣所不容。国事糜烂至此，他哪能有一刻心安。
这位忧心忡忡的老者，便是湘军主要创始人之一、洋务运动先驱、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集经世诤臣和狂狷名士于一身、颇有声名争议的晚清名臣郭嵩焘。
郭嵩焘（1818年—1891年），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晚年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因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养知书屋”，所以又被称为“养知先生”。
他此时没有想到的是，更令他痛彻肺腑的，并不是心心念念的国之安危，民族存亡，而是近在眼前、即将开始的巨大羞辱。终其一生，他将在家乡父老、亲友同僚的谩骂、误解、指责中度过。
湘军兴起的始作俑者
郭嵩焘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和封建社会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寒窗苦读考取功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他的宿命。他18岁中秀才，19岁入岳麓书院读书，结识曾国藩、刘蓉等，因志趣相投人成为至交好友，并由此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和曾国藩一样，他也曾屡试不第。直到第五次考试时才考中进士。此时已是1847，他已经30岁。仕途才刚刚开始，郭嵩焘的父母就相继去世，他依定制丁忧。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发动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次年9月太平军主力兵临长沙城下。
危急时刻，湖南巡抚张亮基邀请湖南名士左宗棠出山守卫长沙。然而，左宗棠却没有答应。郭嵩焘和众人劝说左宗棠：“公卿不下士久矣，张公此举，宜有以成其美”。在郭的极力劝说之下，左宗棠最终决定临危受命。左宗棠被充分信任，统揽军事指挥大权，经过近两个月的作战，最终解了长沙之围。左宗棠也一战成名。
左宗棠像
太平军来势迅猛，清军一击即溃。咸丰皇帝下令各地兴办团练，用地主武装来抵抗农民武装。当时，曾国藩因老母去世，在原籍丁忧，虽然接到了兴办团练的诏令，却上折“恳请在籍终制，不能受命”。郭嵩焘劝他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又以保护乡梓为名，对曾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曾父遂亲自出面劝说，解决了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曾国藩终于被打动，奉诏总办全省团练事宜，并招郭嵩焘为幕僚，襄助兴办湘军以镇压太平军。
曾国藩像
湘军组建后，最大的问题是粮饷。因为湘军属于团练武装，不在清朝军方体制之内。粮饷筹措乃头等难题。郭嵩焘受曾国藩派遣筹集粮饷，当起了“后勤部长”奔走于湖南、浙江等地”。他在湖南大力推行厘捐制度，通俗点讲便是设卡征税，以对流通商品的税收来保障粮饷供给。后来，清政府将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团练武装。
在同太平军作战之初，出现了曾国藩“屡败屡战”的情形。郭嵩焘敏锐的发现，湘军水师兵少船小，成为太平军攻击的软肋。一条腿走路的湘军，经常因此腹背受敌。于是建议曾国藩加强水师。曾国藩听取了他的建议，把水师作为建设重点，逐步赢得水上作战的主动权。
湘军水师
1856年末，郭嵩焘进京担任翰林院编修，深得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后因政见不合，得罪权贵，被借机弹劾，在抑郁中告病回乡。几年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于1862年出任苏松粮道，为官勤勉，颇有政绩。很快，他就升任两淮盐运使，通过整顿盐厘，为前线作战的湘军筹集了巨额饷银。
1863年10月，郭嵩焘赴粤署理广东巡抚，获颁三品顶戴。他果然不负曾氏所望，采取强力措施统一税捐，想方设法进行搜刮，使厘捐由年七十万金增加到二百多万金，尽量为湘军“输血”，但也导致民怨沸腾。他还修筑广州、虎门、西江等要塞炮台，强化广东海防建设。
然而，郭嵩焘还是没能绕开督抚矛盾这一关，这也是清朝督抚官僚体系的内在固有矛盾。他固执、耿直的湖南“骡子”性格，使他无法与官长融洽相处，接连与两任两广总督毛鸿宾、瑞麟，因权力分配、粤军人选等问题矛盾持续激化。加之后来，与多年好友左宗棠因清剿太平军的军事部署、战功划分等问题相互攻击，矛盾日深。1866年6月，在左宗棠持续4次奏劾下，郭嵩焘被免职，“诏命来京，另候补用”。但功名利禄、朋友情谊均告破灭的他无心入京，回到湖南开始了八年多的在乡赋闲生活。
清醒看世界的先知者
1866至1874年，在乡八年多的时光，郭嵩焘退而不休，利用更多的时间修心讲学，著书立说。
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广泛兴起。当时，主流的洋务派都持有“中体西用”的理念，设想以西方技艺之“用”，捍卫封建专制之“体”，把救国的焦点都放在“练兵”“制器”上，努力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
郭嵩焘在江、浙、粤等地为官多年，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对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商业模式、科学技术等有了较多的接触和理解。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亲自在浙江参与了抗英斗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又在天津参与了海防事宜。他利用一切机会，用心体察西方情势，总结吸纳西方列强的先进经验。1856年，郭嵩焘在上海参观了多家洋行、领事馆洋楼，登临火轮船实地体验，还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机印刷报纸的过程。
上海别发洋行
每至一处，他最感兴趣的是西方带来的科技和器械。他还潜心阅读介绍西方的著述，进一步增加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1863年，李鸿章提议在上海设立学校、培养洋务人才时，郭嵩焘积极响应，为即将成立的上海广方言馆拟订了14条章程。1864年，他在广州开办同文馆。
广州同文馆师生合影
在广东处理对外关系时，郭嵩焘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引用国际法，将逃亡香港的太平军首领从英国的控制下引渡回来。他还照会英国当局截留被拐骗到海外的中国人，阻止了英国人擅自在海南开矿。援引国际法，和平且成功地解决了中外争端，他在中国是第一人。
借在乡赋闲之际，郭嵩焘对国家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结合历史经验和自己为官的阅历，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见解的洋务观。光绪元年（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当时清政府广开言路，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奋笔，将自己办洋务的见解和观点写成赫赫有名的《条陈海防事宜》上奏。
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发出了从政治、教育、经济上向西方全面学习的呼吁。光是造船、造炮、造机器是远远不行的，仅仅想靠引进几艘军舰、几门大炮，如同隔靴搔痒，这是“末”。要想真正实现强大，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学习西方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经济制度，而后发展大清国自己的民族工商业！“它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出现，另辟了一个源头”。
福建船政局船坞
当时的大清朝，主流观念还停留在“万方来朝”、“藩属朝贡”、“外夷臣服”等盲目自大的宗藩理念中。在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将英吉利等写为“咭唎” 或加反犬旁以视西方列强各国为蛮夷番邦。洋务派主流观点也仅认为列强的“坚船利炮”才是最可取之处。而他却要朝廷低下头来做学生，向西方蛮夷全面学习，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份奏折使郭嵩焘声名鹊起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背负“汉奸”骂名的根源。
当然，郭嵩焘也有他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比如，他沒有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奴役落后国家的本质，认为清政府应该委曲求全、处处忍让，遵守好不平等的条约，切不可与西方列强开战。但他却没想过，一味谈判妥协、避战求和，反而更容易滋长列强的野心，变本加厉进行侵略。
践行近代外交的先行者
1876年，年近花甲的郭嵩焘迎来了人生和仕途的一次重大转折，踏上出使海外的全新历程。这件事源于一起清政府和英国的外交纷争，就是被称为“云南事件”的马嘉理案。这次出使也让他被顽固派彻底钉在舆论的耻辱柱上。
法文画报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通译马嘉里，擅自引导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先前，英国政府与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要派一个考察队从缅甸进入云南，被拒绝。英国根本不把清政府放在眼里，强行派队伍进入云南。 当地民众阻拦，英国人穷凶极恶、肆意杀人。后遭袭击，马嘉里等5人命丧云南。英国震怒，清政府战战兢兢。经过一年的扯皮谈判，清朝屈服，同意派专人前往伦敦致歉。鉴于郭嵩焘既懂洋务，又对洋人比较温和，清政府决定派他他赴英“通好谢罪”，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
清政府第一次派遣驻外公使，其重要使命却是去赔礼道歉。
消息传开，舆论滔滔。 “天朝上国”居然要派遣使臣赴“蛮夷之地”道歉，这在当时被视作是自贬身价、自取其辱，加之郭嵩焘在奏折中曾对士大夫阶层的抱残守缺有过批评，本不容于仕林。这次恰好授人以口实，一时间，嘲笑谩骂声遍布朝野。大儒王湘绮写对联讥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郭嵩焘的湖南老家，声讨之声尤为猛烈，愤怒的学生发起游行抗议，让他的家人提心吊胆。在长沙参加科举考试的湘湖学子，竟然气愤到要放火焚烧郭嵩焘的住宅。
郭嵩焘身心俱疲，几度萌生退意。但清政府对他寄予厚望，慈禧亦多次勉励。他在日记中写道：“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加之“出使西洋为今日创举，而关系中外大局，以立国家久远之基”，因此毅然决定踏上对这条极具争议和凶险的出使之路。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
藏于湖南省图书馆的郭嵩焘日记稿本正文第一页
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
他不仅客观记述，而且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还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日记中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这本书里还首次提出一些翻译名词，如赤道、经度、维度、国旗、新闻等等，是我国词组里所没有的。
19世纪伦敦街头
在外交活动中，他坚持《万国公约》准则，极力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光绪政要》记载：“郭嵩焘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无不言，其品望最为西人敬服”。
会见别国使节
郭嵩焘在英、法国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访问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并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涉及建议修铁路、设电报、开矿山、办工厂、禁止鸦片等。
1877年10月16日，郭嵩焘在伦敦的一家电力厂，见到了刚从美国传入英国不久的电话。郭嵩焘对电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让随从张德彝到楼下去接听，自己在楼上拨通电话，亲自体验。
这是有记录的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并使用电话。郭嵩焘在日记里写下：“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
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些文字寄回国内，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谩骂。这些被郭批评为不明实事、不通外情，只知负气自矜、虚骄自大的顽固派们认为，郭用毛笔写出来的那些新词，是对中国文字的背叛。学者李慈铭认为，用中国字写下这些词汇，“凡有气血者无不切齿”。另一位高官张佩纶，也就是作家张爱玲的祖父，认为郭嵩焘这样的“悖谬之人”，势必“混乱人心”。
郭嵩焘参观法国世博会中国馆（法国画师绘）
有人以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
他的副手刘锡鸿更是个十足的顽固派，并未因自己在国外的见闻而放弃自己的顽固立场。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他四处收集郭的“黑材料”，不时向清政府告状。
刘锡鸿像
在他罗列的罪状里，甚至包括郭参观炮台时天气骤变、身披英人大衣，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应邀参加巴西国王茶会时，起立迎接国王入场，被指责为有失大国尊严;郭参加音乐会，翻阅了节目单，也被认为是不应该。
以及郭原配身故，他带如夫人梁氏出使，并安排梁氏学习英文、参加社交活动，被指责为有伤风化，对没有官位的军士表示尊重，被指责为尊卑不明等等。刘锡鸿甚至罗织了郭的十大罪状，把他描述成卖国求荣的人。其实，这些都是郭嵩焘按照现代社交礼仪，学着与世界打交道罢了，算不上是什么罪行。
随同出使英国的郭嵩焘的如夫人梁氏
郭与刘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越发不可调和。于是，清政府干脆各打五十大板，于1878年8月决定将两人同时召回。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其实，郭嵩焘在欧洲外交界很受欢迎，他温文尔雅的君子风度成了欧洲人重新认识中国的人格媒介。在伦敦，三十几个国家的使团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可惜，对于国人来讲，他的思想行为在当时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清朝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当时的人们难以望其项背。他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清朝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已经腐朽至极。
以兼容并蓄、海纳百川见长的中华文明，在清朝晚期已失去了吐故纳新、包罗万象的气魄。郭嵩焘徒“负独醒之累”。用现在网络热词来描述，就是他被大众贴上了“公知”、“慕洋犬”的标签。
壮心未已的播种者
1879年，郭嵩焘和继任公使曾纪泽做完交接之后黯然回国，并托病径回故乡长沙。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尽管此时的他并没有解去钦差大臣的官职，迎接他的并不是热烈的欢迎仪式，而是一纸冰冷的指令：不允许船只在长沙停留，更不允许任何人下船！交涉持续了两个小时，来人始终不让步。本有狂狷名士之气的郭嵩焘大为光火，最后强硬表态，终于得以下船。这位湘军创始人之一，洋务运动的先驱，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家乡竟蒙如此羞辱！
此时的长沙城内，群情激奋。全城遍贴揭帖，即当代所说的“大字报”，指责他“勾通洋人、汉奸、卖国贼”等等。自巡抚以下的各地官员，对他态度非常傲慢冷淡。长沙、善化两县还以“轮船不宜至省河”为由拒绝停靠，迫使他改行陆路。在他回乡的道路上，从长沙、善化，最后到湘阴，“勾结洋人”、“卖国贼”的侮辱标语不绝于路，对郭嵩焘进行了极大的人格侮辱。
郭嵩涛年轻时曾于岳麓书院读书
回乡后，郭嵩焘愤然退出官场。 责难和羞辱并没有因为他退居而消失。
他回湖南后不久，总理衙门通知当地官场，即将有洋人要从广西到湖南游历。当地乡绅谣传是郭勾结来的洋人，群情激奋的学生纷纷到他居所抗议。他派人去上海办事，就说他要找洋人撑腰。他与朋友准备创办“校经堂”，就有人指责他以讲经史为幌子，目的却是宣扬西方技术。
不管他做什么，都会被放在有色眼镜下检视，被舆论贴上“通洋”的罪名大加讨伐。于是，他只能关起门来，把自己关于洋务的思想和实践汇编成《罪言存略》。而这个“罪言”，恰恰说明了他的愤恨与无奈。
郭嵩涛著于晚年
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读书人，他并不如曾、左、李、张等人耀眼，但在寻求国富民强的道路上，他的思想伟力并不弱于任何一个人。只不过凭一个人的呐喊，毕竟叫不醒这头沉睡已久的东方雄狮。
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寂和悲哀的。
先行者受良知驱使会继续前行。他忧国忧民之心未减，依然对时事十分关注，多次上奏朝廷、致书好友李鸿章，对中法战争、兴建铁路等事宜发表意见。仍向朝廷提出驳斥《里瓦几亚条约》、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解决伊犁争端等主张。
他还借鉴西方禁烟的做法，在湖南设立禁烟公社，调查当地吸食鸦片的人数，逐人逐族宣扬禁烟理念，派发戒烟药丸。但由于响应者不多，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晚年时，郭嵩焘曾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但终归化为泡影。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溘然长逝，享年73岁。终以凄凉辛酸的心境告别了这个世界。心灰意冷的他，在临死前特意嘱咐儿孙，死讯只通知族人至亲，其他亲友概不通报。
李鸿章一生敬慕郭嵩焘，在其死后，多次上奏要为其立传，并请赐谥号，均被拒绝：“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清政府还降下谕旨，称：“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比他小36岁的友人严复为其书写挽联，表达自己对这位忘年交的敬重：“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将其含恨西归对比屈原投江。
成语“薪尽火传”用在郭嵩焘与严复身上极为恰当，郭嵩焘是不幸的，因为他的思想得不到同时代人的理解，他的报国理念在生前没能实现；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在严复心中播下一粒种子，严复继承了他的事业，完成了他未竟的心愿。
诚如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所言：“郭嵩焘去世了，但他影响了严复……严复后来的著作，许多地方都晃动着郭嵩焘的影子。郭嵩焘的思想没有得到播扬，却植于一个年轻朋友的心中，而在20年后生长了起来，影响了一代人。 ”
《天演论》译者严复
9年之后，义和团运动高涨，居然还有京官奏请开棺鞭尸，以示对他崇洋行径的惩戒，所幸未获同意。
郭嵩焘一生坚持写日记，著述颇丰，生前出版和身后遗稿整理成文集《养知书屋遗集》《郭侍郎奏疏》《养知书屋文集》《郭嵩焘日记》等。
郭嵩焘在湖南开风气之先。后来，梁启超说，“内陆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士实导其先。”近代中国，湖南英才涌现。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等湖湘名士，成为维新变法、民主革命乃至缔造新中国的先驱，其中不无郭嵩焘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嵩焘也是率先探寻强国之路、挽救民族危亡的功臣！
最后，笔者想以郭嵩焘的一句诗结尾：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