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没杀开国功臣的帝王。刘秀一生坚持一个原则，只要功臣们没有谋反大逆，但有罪过，一概不纠。这没办法，刘秀生性怀柔，又是以一干同乡、同学为骨干艰难创业，要他违背友谊处死伙伴，他实在下不去这个手。（传统京剧《打金砖》中演出刘秀大杀功臣之事，与史实不符。）
图：在京剧《打金砖》中，马武痛恨刘秀杀功臣，竟用金砖拍死了自己
当然，政治讲究恩威并重，赏罚分明。一个领袖如果太老好人，他的权威会不会受到挑战呢？他的手下功臣又会不会暗起异心呢？
这些个问题，困扰着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开国帝王，可刘秀对此一点儿都不担心，因为他不管是在权谋上、战功上，还是在血统上、魅力上，乃至军、政、才、德、帅气程度，无论哪个方面，都比东汉开国功臣们高出不止一筹，甚至整个东汉统一之战与开国中兴的大战略，都是刘秀一人提出，其他人只是负责执行而已，所以刘秀对自己的皇位有着无比的安全感，想不当都不行！这，便是一种居庙堂之高而不畏浮云遮望眼的从容，有了这种从容，他自不怕功臣造反，功臣也没人敢造反，他们心知自己本领再大，也不可能玩儿得过刘秀，所以只能乖乖折服于他的脚下。
在这一点上刘秀就比他的先祖刘邦幸运多了。刘邦的功臣，像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都是在军事上顶尖儿的人物，即使周勃、陈平、樊哙等亲信，也个个不是省油的灯，刘邦自打坐上皇帝宝座起，就没有一刻安生过。正如南宋叶适所言：“光武材过诸将以气柔之，高祖才不及诸将以气挫之。”可谓一语中的。
所以跟刘邦比起来，刘秀在处理功臣问题上，就显得非常轻松了，即以功臣开国，而以文吏治国；坐稳江山后，就打发功臣退居二线，完其爵禄，而去其军权，有大事才召他们参加朝会，有点像现在政协委员的意思。功臣们偶有罪愆，刘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概维护包容；四方有来上贡，刘秀也必先赏赐功臣享用。大家共患难，同富贵，享受太平盛世吧！
图：湖北枣阳白水寺风景区光武大殿
前代的刘邦封侯，已然够大方，其所封功臣及宗族子弟共一百四十多人，封邑最多达到万户；可跟刘秀比起来就差远了，刘秀所封功臣、降将、外戚及宗族子弟竟有547人（其中功臣365人），封邑多者竟达六县（贾复），四县（邓禹、吴汉），三县（冯异二子），二县（耿弇、岑彭）不等，每县的封邑都在万户左右。当然也有人劝刘秀不要封赏太过而违反“强干弱枝”的法度，刘秀却以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其实他这么做，就是想把东汉帝国整成股份制公司，创业元老们打下江山后可世世代代拿股份并且不用操心政事杂务，而雇佣职业经理人（文法吏）施政理国，由此将国家利益与士族利益牢牢地绑定在一起，而让这些大士族成为帝国最有效的屏藩；所以，东汉朝即便有那么多小皇帝却仍能坐稳江山。就算到了东汉末年，还有汉初功臣的后裔如窦武、邓芝、马腾、耿纪、来敏、伏寿等人在为了兴复汉室而不遗余力。
由此看来，刘秀真是千古帝王中的异类，可称感恩派帝王。群臣中但凡谁有一点点功劳，他都会放在心内，绝不亏欠忘怀。比如贾复作战勇猛敢死，但因未能建方面之勋，其功不显，而常被大家忽略，可刘秀却说：“贾君之功，我自知之。”他心中有自己的一杆秤。
在刘秀看来，贾复一生南征北讨，身受大创十二，数次死里逃生，差点就为国牺牲（民间传说他曾“盘肠大战”，有点夸张，但也可见其不惜命），却好勇不矜、有功能默，又注重晚节、养其威重。这样的劳模型的人物，刘秀当然要厚封，而且封地六县远超耿弇、岑彭两大名将三倍之多，创两汉列侯之最，总之绝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刘邦以军功大小封侯，刘秀却以情义厚薄封侯，也不知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总之东汉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了人情味儿的王朝。
当然刘秀在给予功臣们巨大富贵的同时，也下诏告诫他们说：“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出自《诗经 小雅》）要大家小心谨慎、修身齐家、养威重、教子女，这样才能让富贵传宗接代，将“股份”一代代的传下去；而功臣们也个个都很老实，不等刘秀发话便主动上交权力，还教养子孙后代要谨守本分、忠孝传家。从此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定型，汉唐间数百年的士族门阀阶层也由此开启。
也就是说，刘秀以其自身的强大，使其得与历代开国帝王都不同。其他开国帝王只能将各类官职与军政权位像分配赃物一样授予功臣然后又像防贼似的用各种肮脏的手段夺回来；但刘秀却能用高爵厚禄和尊荣华仪来回报他们、而换回他们手中的军政大权。
刘秀保全功臣、加强皇权的的另一大绝招，就是高位者执掌小，位低者却执掌大。比如主管军政机要的尚书令以及监察百官的御史中丞，全都由地位低微的文法吏充任，秩禄不过千石，顶多算是高级公务员，他们对皇帝只能毕恭毕敬、唯命是从；而三公则多由功勋重臣或大儒名士担任，其地位尊崇、德高望重，却又被架空削减了权力，且不从事具体的行政事务，少做也就少错；这就是刘秀的帝王智慧与领导艺术。
除此之外，刘秀还有一大招，那就是与功臣家族大肆联姻。这样功臣的子孙都做了刘家的驸马，功臣的女儿都做了刘家的媳妇，于是君臣一体，亲上加亲，最终凝聚成了强大而稳定的统治核心。这也算是刘秀的一大政治创举。
关于建武年间东汉朝廷的独特政治风貌，我们这里不妨再提件趣事儿。有一次，刘秀与功臣们宴饮闲谈，一时兴起忽然问道：“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
正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王莽之乱，那么这些时势英雄又会在哪里呢？好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话题。功臣们的聊天热情顿时被点燃了。邓禹率先答道：“臣少尝学问，可为郡文学博士。”（郡学学官）刘秀笑道：“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愁做不到一个掾功曹?（郡太守之高级幕僚，相当于政府办公室主任）”其他功臣也都一一回对，轮到马武时，他说：“臣以武勇，可为郡尉而督拿盗贼。”马武本绿林好汉出身，做了高官后也江湖气不改，生性好酒放纵，常常醉语戏言，是诸将中的开心果，于是刘秀对他大开玩笑道：“汝嗜酒豪侠，又任性子，且勿自为盗贼，反遭亭长所捕也！”一干君臣哄堂大笑。
看来，权力并没有成为刘秀与功臣之间的罅隙，反让他们君臣之间的友谊更加融洽。在东汉，统治者常常将亲情、友情提升到政治之上，就像用一张温情脉脉的面纱笼罩住政治本来的狰狞。这股刘秀首开的政治风气，后来唐宋亦多有借鉴，只是它需要帝王具备极强的控制力与安全感，所以甚难效法，比如宋太祖 “杯酒释兵权”，就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且太着痕迹，其境界差距刘秀远矣！
正如明朝王夫之所言：“三代以来，君臣交尽其美，惟东汉为盛焉。”唐朝名将李靖亦曰：“昔莽势不下于项羽，寇邓未越于萧张，而光武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刘秀在功臣问题上处理的算是完美，以至后人非常倾慕。
不过小生倒认为，刘秀在这个问题上做的是不错，但还没有到完美的境界，它有后遗症。因为这样刚开始很和谐，但日积月累下去，再醇厚的家风也总有一天会腐化堕落，结果一批寄生虫坏了中华大好河山。
看来，中国帝王是始终逃不脱一个历史怪圈了：打击削夺功臣家族，则得罪上层，容易被骂寡恩；恩养纵容功臣家族，却又不利百姓，久之便沦为腐朽。怎么选都是错！怪圈，宿命，几千年来周而复始，纠缠不休。历史就是不同的人，在不断重复昨天的故事。
而且，刘秀最终也没能解决帝国的最大问题，土地兼并问题。所以后人常叹：“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宋代苏洵《论衡》）其实，王莽大乱与秦末大乱又有不同，秦末豪强皆荒弃田园、聚保山泽以避乱，而王莽时豪强皆据其乡土，招纳流亡，组织地方武装自卫，牢牢抓住自己的土地不放手。所以，刘秀想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更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南部大开发战略，往南方大批移民、大量开垦荒地，以缓解土地矛盾。
其实在古代落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土地兼并问题根本是无法解开的死结，除非彻底取消土地私有制与土地买卖。但这又是不可能的，王莽已尝到了恶果，稍微碰一下就毁灭了，还连累的整个天下头破血流。所以这个问题不仅刘秀解决不了，任何一个帝王也解决不了。刘秀只能在他的历史局限性里，尽力抑制与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诏令天下度田，开创中国数目字管理经济的先河，让天下各郡国清丈土地、核实户口年龄，以解决日趋严重之土地兼并问题；却因触犯到天下豪强士族之根本利益，遭到群臣外戚之集体反对，一时群情汹汹，刘秀却顶住压力，以“度田不实”之罪名将大司徒欧阳歙下狱死、并处决了河南尹张伋及各郡郡守竟十余人，后又以“阿附藩王法”收死王侯宾客数千人。当然，度田令还是引发了各地叛乱，而导致刘秀最终采取了息事宁人的退让态度，结果大打折扣的部分完成了度田，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与抑制了地方豪强势力，这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