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作为秦帝国的丞相，吕不韦是战国时期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大政治家。尽管其商人出身使其从政偏重于经验主义而匮于理论思想，但他组织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融合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各类思想，集各家思想之大成。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本应作为秦帝国的治国方略范本，被后续帝国继任者奉为圭臬，但是为什么未能让秦始皇采纳呢？
《吕氏春秋》的核心思想是道家思想辅以儒家及其他思想，不符合秦帝国一贯采用的法家治国观念
秦帝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综合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尽管商鞅本人因为变法触动了太多的利益群体而丧命，但商鞅实行的制度却得以最终确立起来，并被长期贯彻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使秦国逐步强大起来。秦始皇没有充足的理由放弃一种卓有成效的治国模式而去选择一种未经实践检验，效果仍是未知数的治国方略。
《吕氏春秋》只是机械的整合了诸子百家思想，未能形成完整清晰有效的治国方略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状况十分惨烈。各个思想家都在积极探索适合当时环境的思想学说。但不同的学说思想大相径庭，将百家思想简单的整理归纳到一起必然会出现内容芜杂，条理不清，思想不够连贯、完整的情况，很难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成统一的思想，更不要说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治国方略了。
《韩非子》的出现，使秦始皇找道了一套结构完整，思路清晰，能够快速实施，有极强可操作性的治国方略
韩国公子韩非吸收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法家思想，融会贯通，完成了一部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的巨著《韩非子》。这部作品完整的阐述了一整套法家治国思想和治国方略，对当时急功近利的秦始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秦始皇在管理内政，扫平六国的过程中自然会将《韩非子》作为首选的参考方略。
尽管《吕氏春秋》中的治国思想未能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得以实施，但就其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上，仍然是一座研究先秦历史、文化，思想等的无尽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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