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齐国上卿管仲在王宫中开设了“内闾”，“内闾”也称女闾，并且，还一次性从民间挑选了七百名女子充入其中。
那么，管仲是在为齐桓公挑选宫女吗？
并非如此，这些女人虽然都是人间尤物，但是，她们的身份比较特殊。管仲从风月场所中挑选出这七百名妓女，于王宫中开设了世界上第一座“官办妓院”，比西方政治家梭伦开设的“国家妓院”早了几十年。
当然，官妓最早可追溯到夏桀时期，不过，像这种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女闾”，是从管仲之后才有的。据说，因为管仲建立了让风车女子遮风挡雨的安乐窝，后世的性工作者都将其尊为“祖师爷”。管仲是历史上有名的贤臣，他开设妓院的初衷，是为了给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以充国用”。
但是，毕竟管仲这种敛财的行为不太清白，所以，时人对此颇多非议。
《战国策》中出现了这样的记载：“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这里，所谓的“非之”，即是反对开妓院这件事，时人并不支持这种有组织的合法妓院。由此可见，当时有许多有识之士鄙夷管仲的行为，这或许是我国最早的“禁娼”声音。
管仲的妓院就这样在国人的非议中开张了，虽然不少人都鄙视管仲的行为，但“内闾”的生意十分火爆，看样子当时齐国男人虽然嘴上义正言辞，身体还是比较诚实的。“女性产业”就这样在管仲的带动下蓬勃发展。
到了秦汉以后，这个产业便逐渐演化为“乐户制度”，还衍生出所谓的“青楼文化”。
虽说，古代中国的青楼文化融入了民俗文化，但是，两千年来朝廷有关禁娼的呼声从未断绝，民间更是对娼妓制度深恶痛疾。
别看有那么多风流士子出入于花街柳巷，更多的老百姓对做妓女和嫖娼行为嗤之以鼻，毕竟，娼妓制度破坏了无数和睦的家庭。所以，老百姓常用“浪荡子”或“贱人”，甚至，用比之更粗俗的语言，来责骂或诅咒进行肮脏交易的男女双方。
通过口诛笔伐来抵制这种行为，这算是一种“舆论禁娼”。但是“舆论禁娼”只是民间自发的抵制，没有朝廷法令的支持，所以，还是比较乏力的。针对老百姓禁娼的呼声，本着引导社会风气、规正伦理秩序、约束官僚行为的需要，朝廷不得不从政策上对娼妓进行限制。
于是，也就有了“法律禁娼”。
虽然，“法律禁娼”的执行过程与现在的“扫黄”差不多，但是，朝廷的目的是“限制”而非“根治”。
我国古代娼妓的“经营模式”相当复杂，其中，就包括了皇亲国戚专属的宫妓、为官僚服务的官妓、在军营中的军妓、富贵人家养的家妓、仗着官府背景从事经营的私娼、躲在角落里经营的暗娼。起初，这些妓女的出身都带有奴隶的性质，到了后来，卖淫的娼妓以丧偶的寡妇、罪人的女儿、主动从事皮肉生意的卖身女为主。
那么，朝廷限制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逼良为娼”，从准入机制上入手，防止良女被拐入妓院，避免国民道德素质败坏。打个比方来说，《大明律》中有一条明文规定：“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杖一百，屡犯者，流放或处死。”这就是一条从准入机制上控制娼妓来源的法令。
单从经营者入手，肯定不会取得显著的效果，对此古代统治者还制定了一些针对需求者性消费行为的法令。例如：社会责任重大的官员禁止嫖娼。宋仁宗时期有这样一条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大小官吏，一律禁止“赴妓乐”。宋神宗即位后，又将这项规定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所有监察大臣一律禁止出入风月场所。
不过，考虑到大臣们的生理需要，每年在宋神宗过生日这一天，会临时开放这一政策。所以，每逢“圣日”，京城便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大大小小的官员勾肩搭背，在花街柳巷中流连忘返，青楼满座，女性工作者们乐得合不拢嘴。时人的诗句中，就有提到“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日”这一天的情形。
在历朝历代中，女性产业最发达的莫过于唐朝，当时，从事皮肉生意的妓女个人素质非常高。朝廷正式确立了“官妓制度”，从法律上认同女性工作者的地位，并将娼妓视作合法产业。当时，朝廷开设的“教坊”就是一种官设妓院。朝廷将所有长安娼妓统一收容到教坊中，统一管理。所有从事这种生意的女人必须到教坊报道，登记注册。
甚至，为了规范行业标准，教坊还为娼妓提供培训。例如：有音乐天赋的妓女会被训练成乐妓，声音甜美的会担任歌妓，身段妖娆的发展成舞妓，酒量较好的则成为侑酒的饮妓。正因为唐朝的妓女专业性强，每个都有才艺傍身，所以，唐朝文人的风流诗句中经常会出现风尘女子的影子。唐朝的官妓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直到明朝这种制度才被朝廷取缔。
我国历史上的禁娼运动以明朝为分界线，在明朝以后呈现一种崭新的趋势。
实际上，明初朝廷并不禁娼。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非常体谅劳苦大众，他亦希望处于社会底层的娼妓能够获得更好的待遇。朱元璋以唐、宋两朝的官妓制度为基础，将“教坊”升级成更加完善的“教坊司”。
根据明朝文人留下的《蓉城诗话》来看，朱元璋在南京城中开设了不少妓院，单聚宝门附近就有十四家妓院。在建国之初，这些妓院中的女性工作者很少，朱元璋便将全国各地从事皮肉生意的妓女全部召入京城，让她们在官设妓院中工作。
因为，朱元璋的大力支持，逢迎朱元璋的文武大臣自然要做出表率，在此期间的女性产业带动了大明王朝的“内需”。在达官显贵的聚会中随处可见妓女的身影，公务应酬也允许官员请饮妓助兴。
不过，官妓的蓬勃发展很快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禁娼”的呼声越来越高。明宣宗即位后，尊重了百姓的意愿，取缔了官妓，由此，展开了一段“禁娼运动”。然而，当时的社会风气并未因此好转。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被遣散的女性工作者失去了生计，来到私人妓院中谋生。虽说，官妓衰落，但是，私妓却愈发“繁荣昌盛”。毕竟，朱瞻基的政令只是限制了官设妓院，对土豪们蓄养的家妓以及自由经营的女性工作者并无限制。当时全国各地出现大量“私窠子”，女性工作者只增无减。
由此可见，朱瞻基只是考虑到“官场风气”，并未关注“社会风气”，由娼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依旧严重。妓女“由官转私”的现象持续到明朝末期，明末的性产业盛况空前。崇祯年间，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河面上飘着数不清的画舫。
可以说，当时的风流雅士在闲聊时一提到秦淮河，便会不约而同地会心一笑，秦淮河两岸已成为明末清初规模最大的“红灯区”，亦是全国女性产业的中心。
与明朝相比，清朝的禁娼力度更大，不过，清廷禁娼之初实行的政策反反复复。清初沿袭了前朝洪武年间的娼妓制度，在京城开设了“教坊司”。不过，顺治帝很快便意识到官妓制度的弊端，先后两次展开了禁娼运动。
1651年，顺治下令教坊停止招收新的从业人员，迈出了禁娼的第一步。
1659年，顺治帝裁革女乐，在皇宫举办典礼时，由太监取代乐工。
康熙登基后，不但继承了顺治的禁娼政策，还加大了禁娼的力度，将禁娼的范围延伸到私娼。1680年，康熙将禁止私娼收录到律例中，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1811年，嘉庆复令重申禁娼，并在康熙禁娼令的基础上，再添新规：“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虽说，朝廷的禁娼运动声势浩大，从表面上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并不能彻底禁绝娼妓。
这里，我们就以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们以“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的形式继续经营，每当听说朝廷要进行“扫黄”，他们就会在短时间内蛰伏起来。从《扬州鼓吹词》的开篇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记载：“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由此可见，清朝的禁娼制度实属“雷声大雨点小”，民间女性产业依旧发达。
在咸丰登基后，奕詝对禁娼毫不关心，导致京城各式各样的妓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清朝末年，由管仲开创的性产业迎来了最后的辉煌，当时全国各地有几十个规模不等的“红灯区”，例如：黄浦江上的“十里洋场”、京城的“八大胡同”等。
古代统治者的禁娼，始终在“禁”与“不禁”中摇摆不定。最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禁娼终于成了现实。
但即便是这样，放眼城市的街景，在灯红酒绿、雕梁画栋的背后，总是涌动着的是不可扼止的欲望。所不同的是，古代的青楼是公开的，而现在的青楼是变相的，也许就藏在那些装潢艳丽的洗浴中心、歌舞厅、发廊等等场所的里面。
这种社会现实的顽强存在，就在一点点地腐蚀和瓦解社会的道德精神世界。
参考资料：
【《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战国策》、《大明律》、《蓉城诗话》、《扬州鼓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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