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人类、动物、细菌、病毒等各种生命体始终是在不断适应环境的前提下进化的。我们人类和动植物的生老病死其实可以理解为是自然界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种新陈代谢现象。病毒则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载体或者说催化剂：病毒会杀死很多被感染的物种，而活下来的物种从此就会对这种病毒形成抗体，于是物种的进化就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完成。如果说我们今天应对疫情已有一套完成的医疗系统和管控系统，那么在医疗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又是如何应对疫情呢？我们再进一步设想：动物并不具备我们这样的医疗技术，那么它们又是如何抵御病毒感染的呢？如果我们暂时抛开人类的社会属性，在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将人类理解为一种动物（高等动物）。其实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与病毒的博弈从这个星球上最初的生命诞生之时就已开始，只不过我们人类在面对病毒时有我们自己独特的医疗系统，而在此之前远古人类以及其他更为古老的物种早就和病毒展开了长达数十亿年的对抗。
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的细菌、病毒并不少：其实每天都有数以亿计的病毒落到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这听着似乎是一件令人恐惧到头皮发麻的事，然而实际上却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生物的进化历程本身就是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既然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的生存环境中都充满了细菌、病毒，那么动物们自然也会在进化过程中逐渐适应这种环境。所有动物都针对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细菌、病毒进化出了一套免疫系统。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与侵入我们身体的细菌、病毒战斗：首先我们的皮肤会对细菌、病毒进行第一道防御。如果这一道防御关卡失守了，我们血液中的免疫细胞就会消灭入侵的细菌、病毒。万一这第二道关卡也失守了，那么我们还有第三道关卡——这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像我们打的疫苗一样会产生针对性抗体，一旦发现立即消灭。绝大多数时候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动物们的免疫系统是能起到抑制病毒的作用的，实际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绝大多数动物身上携带的病毒并不少，然而却并不会因为身上携带有这些病毒而致病，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对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细菌、病毒已具有天然的抗体。
在过去的数十亿年中动物们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实现着进化，以致于最终演化出像人类这样具备高度发达的思维智力的高等物种。然而与此同时病毒也从未停止过变异，因为病毒也需要通过不断的变异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于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动物们与病毒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无休无止的博弈。以当前的新冠病毒为例：尽管这种病毒和当年的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但这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病毒，就像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也不能被视为同一个人一样。由于这是一种新型病毒，所以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在此之前是没见识过这种病毒的，所以感染后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就出现了识别慢、启动慢的现象，从而导致病毒在人体内呆的时间长，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大。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常规的细菌、病毒对人体是明火执仗入侵的敌人，于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在战役一开始就为抗击入侵而充分动员了；相比之下新型病毒就像是潜伏在我方阵营的特务，当我们的免疫系统识别出有”特务“混入人体时再做出反应其实就晚了。那么在见识过这种新型病毒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逐渐对其形成了一定的识别机制。所以历史上每次瘟疫过后都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而活下来的那部分人就会具备更强的抵抗力。
为什么当欧洲白人殖民美洲时作为美洲原住民的印第安人会因感染白人带来的病毒而大规模灭绝呢？因为他们对欧洲人带来的病毒不具备免疫力。然而病毒的传播不该是双向的吗？如果说印第安人无法适应欧洲人带来的病毒，那么欧洲人就能适应印第安人身上携带的病毒吗？也许欧洲人在殖民美洲的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染病身亡，然而他们却没出现像印第安人那样的大规模灭绝现象，难道说是因为欧洲人具备比印第安人更强的免疫力吗？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到来前欧洲人曾经历过一场浩劫：在1348年—1350年的三年之内欧洲有近3千万人因黑死病而失去生命，以致于当时的欧洲人一度怀疑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然而熬过这场浩劫的欧洲人却因此具备了更强的身体免疫力；相比之下印第安人长期生活在一种封闭状态中，所以他们对病毒的抵抗力是低于欧洲人的。人类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总结为是在与各种瘟疫的战斗博弈历史：人类在与瘟疫的一次次战斗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也是在这一次次战斗中不断增强着自身的抵抗力。当我们人类的免疫系统不断进化时病毒其实也一直在变异，那么病毒的变异趋势又是怎样的呢？
新冠病毒和当年的SARS病毒同属冠状病毒，所以人们往往会习惯性将当下的新冠疫情与当年的非典疫情进行对比。那么我们不妨就以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作为对比来观察冠状病毒的变异趋势：当年SARS仿佛是突然之间就来了，在一番肆虐之后突然又走了，之后就彻底销声匿迹了。那么新冠病毒是否也会如此呢？关于这个问题央视记者白岩松曾连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王辰表示：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尽管同属冠状病毒，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病毒，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SARS的传播性和致病性都很强的烈性病毒。当年SARS病毒造成了8000多人感染，其中有700多人死亡，死亡率接近于10%。SARS病毒在病死率上大大高于如今的新冠病毒，然而这种致病性强的病毒是不容易存活传播的。因为它把宿主杀死了，它由此也就不在了。相比之下新冠病毒尽管在病死率上低于SARS病毒，却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尽管一般说潜伏期是14天，但目前已发现超过14天才发病的病例。新冠病毒在在潜伏期内也能传染，甚至还有根本不发病的隐形感染者也是具有传染性的，所以这种病毒其实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以致于很多患者在发病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
从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的不同特点中能看出冠状病毒的变异趋势：病毒的毒性（致病性）呈下降趋势，然而与此同时传染性却在加强。SARS病毒尽管致死率更高，然而它在全国一共就造成了8000多人感染，所以10%的致死率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700多人死亡。新冠病毒尽管致死率较低，然而它在全国范围内感染的人数比当年的SARS病毒多得多，所以它以较低的致死率却导致在绝对的死亡人数上大大超过了当年的SARS病毒。病毒是一种个体微小、简单的非细胞型生物。病毒作为一种非细胞生命形态是由一个核酸长链和蛋白质外壳构成的，病毒并没自己的代谢机构，也没有酶系统。因此病毒一旦离开宿主细胞就成了没有任何生命活动、也不能独立自我繁殖的化学物质。它的复制、转录、和转译的能力都是在宿主细胞中进行。病毒本身是没思想的，它的生存繁衍只是遵循自然进化的客观规律。其实病毒和我们人类以及其它物种一样在本质上都只是在遵循自然规则的前提下争取自己的生存繁衍。病毒在复制繁殖过程中会对人体细胞造成破坏作用，所以杀死宿主是病毒传播扩散中产生的副作用，然而这对病毒的繁殖传播其实是不利的，因为病毒在杀死宿主后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病毒的致病性会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悄然发生一些改变：1950年澳大利亚人曾引入把黏液病毒用来除掉当地泛滥成灾的兔子。引入当年这种病毒就对兔子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然而第二年被感染兔子的死亡率已经从上一年的90%多下跌到25%，这说明兔子已对这种病毒具备了相当的抵抗能力。病毒本身并不会思考，但就其繁衍需求而言：宿主快速死去并不符合病毒的利益。兔子慢慢的死去并不断感染更多的兔子更利于病毒实现有效传播下一代。病毒毒性越大，那么闹的动静就越大，也就越容易被人类和动物的免疫细胞识别杀灭。毒性强大的烈性病毒往往是缺乏生存空间的：肆虐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之所以很难传播到其他地区就是因为这种病毒太过烈性，以致于往往是在整村整村屠杀当地居民后自己也就销声匿迹了。病毒变异的长远目标就是最终实现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共存，这样病毒就能以动物的组织器官作为自己繁衍传播的介质。可以说减弱毒性而增强传染性就是适应这种进化变异方向的一种趋势。所以病毒在传播扩散的过程中越到后期实际上传染性并不会减弱而只会增强，与此同时毒性则会逐渐减弱而不是增强。事实上病毒的传染性并没减弱，只是随着毒性减弱后对人们的危害减小了，以致于我们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这就正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会接触到上亿的病毒，然而我们已完全习惯了它们，所以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
当年SARS仿佛是突然之间就来了，在一番肆虐之后突然又走了，之后就彻底销声匿迹了。那么新冠病毒是否也会如此呢？关于这个问题央视记者白岩松曾连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王辰表示：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尽管同属冠状病毒，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病毒。SARS这种致病性强的烈性病毒在杀死宿主后自己也难以存活传播，然而新冠病毒则有可能转成像流感一样长期在人间存在的慢性疾病。我们很多人可能往往容易混淆两个概念：疫情过去并不等于病毒被消灭。事实上包括非典在内的人类历史上历次与传染病的战斗只能说是我们战胜了疫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战胜了病毒。事实上非典疫情是由于党和政府的统一调度协调及时到位，由于全体医护人员的努力奋战以及全国人民的积极配合使病毒的传播途径被切断，从而最终得以遏制疫情。如今的新冠肺炎同样如此：我们只是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我们本身并没能杀死病毒的特效药，所以我们战胜的是疫情而不是病毒。由于新冠病毒具有与SARS病毒所不同的传染性强、潜伏期长的特点实际上意味着即使在疫情在被控制后这种病毒仍有可能继续长期存在，只不过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已适应了这种病毒，也就是说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接触到的细菌、病毒一样和人体共生了。
病毒可能长期存在的现实证明了人类与病毒之间这场博弈的复杂性，所以我们有必要加强对病毒的长期研究。钟南山院士在24日接受采访时曾就他的专业层面总结本次疫情的经验教训：从SARS到MERS都是（疫情）过去了（研究）也就过去了。对于冠状病毒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并没有进行长期研究。正因为这样，现在疫情突然来了，要使用有针对性的药物时手足无措。这次不能过去以后就放手，等下次来再说“。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大家的生活能一直平平安安。然而谁能保证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或是相对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一定不会遭遇再次变异的新型病毒袭击呢？我们渴望永远不再受病魔的袭击，可我们必须对可能存在的危险有所防备，正如渴望和平的我们必须维持一支能捍卫祖国安宁的军队一样。疫情过去当然是可喜可贺，然而研究不该随着疫情过去也跟着过去。病毒存在变异性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不以我们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当然希望今后我们永远都不会再受疾病的困扰，然而这可能吗？如果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疾病的话，那么估计医生也就没存在的必要了吧。所以战胜疫情和战胜病毒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我们并没战胜病毒，人类与病毒的持久战仍将继续进行下去，那么相关的研究当然不该随着疫情的过去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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