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

（二）

尊与罍

在华夏文明的生成过程中，产生了庞大而复杂的青铜容器群作为礼仪制度的核心，这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区别于世界其他青铜文明的一大特征。这个规模宏大的青铜容器群包括食器、酒器、水器等几个方面，商代以酒器中的爵、觚为中心，周代则推崇食器中的鼎、簋。

作为华夏文明的外缘组成，古蜀文明在吸收和借鉴青铜容器时，进行了精心甄选。尊和罍作为大型的青铜酒器，被古蜀人选取为最重要的礼器组合，并在形态上加以改造。三星堆二号埋藏坑中发现了一件顶尊跪坐人像，向我们揭示了古蜀人借由青铜容器实行的礼仪的场景。人像跪坐在锥形的器座上，双手捧持尊或罍形态的大型容器置于头顶，是某种神秘祭祀礼仪的鲜活记录。

青铜尊

高31.7厘米，口径34厘米，足径20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鸟首

高40.3厘米，横径19.6厘米，纵径38.8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罍

高35.4厘米，口径20.1厘米，足径18.5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族群

三星堆埋藏坑面世以来，话题的焦点集中在大量颇为写实的青铜人像、头像及面像。尽管这批铜器埋藏前被砸损及焚烧，仍有数件头像的面部残留金面具，显得卓然出众。这批头像带给我们最丰厚的历史价值，是其发型、发饰所携带的族群信息。

以发型的基本分类来看，三星堆头像包含两大族群：一群以脑后梳一条下垂的麻花长辫、平头顶为基本特征，可称为“辫发”族群，其发型、发饰单一，不富于变化；另一群则以脑后发际线较高为基本特征，其头顶、鬓角、脑后有发型变化，或以发饰、冠饰作为装饰，应当是对长发向上盘挽并以发笄固定的艺术表现，可称为“笄发”族群。

若仅以头像观察，辫发族群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从两个埋葬坑其他器物上的人像来看，或两臂环抱某物、或双手捧持某物，都是主祭者一类神职人员，均属于笄发族群.可以推测，无论笄发族群还是辫发族群，都是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主要构成。头像数量不占优势的笄发族群，应是社会中的神职人员，从事宗教活动，与之对应的辫发族群，则可能执掌社会中政治、经济、军事等世俗事务。

戴金面具辫发青铜人头像

高42.5厘米，宽20.5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平顶辫发青铜人头像

高41厘米，宽22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戴簪笄发青铜人头像

高51.6厘米，宽25.3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立簪笄发青铜人头像

高45.6厘米，宽17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带箍笄发青铜人头像

高13.6厘米，宽13.3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无顶笄发青铜人头像

高24.5厘米，宽17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人面像

高26厘米，宽37.5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陶器

所谓考古学文化，也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族群。一个族群的考古学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并不孤立，它在时间上对先行的文化有继承和变革，又在空间上对周围其他文化有借鉴和融合。一个新考古学文化的诞生，建立在外来文化因素冲击、不同风格文化因素融合这一前提之上。这也说明，如果一个考古学文化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它并不会随时间发展形成新的考古学文化。

陶器，是辨识考古学文化最重要的参考物。简单地说，陶器外形的演变，是对时间的记录；陶器组合的演变，则是对空间上不同文化因素交往的记录。这里展示的一组陶器，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代表器物。小平底罐、高柄豆、盉、鸟头勺把是此时陶器的基本组合，还包括瓶一类常见陶器。这些陶器可以视为古蜀人在此阶段形成的相对固定的文化面貌。在随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小平底罐、高柄豆、盉、瓶等陶器仍有承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即瓮、尖底杯等新的陶器。这种现象说明十二桥文化对三星堆文化有显著的传承，同时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也可以通俗地说古蜀人的族群构成在这一阶段添入了新的血液。

小平底陶重罐

高16.8厘米，口径16.3厘米，腹径20.1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鸟头形陶勺把

高14.2厘米，柄径2.3厘米，高4.5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陶瓶

高14.9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5.5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陶盉

高34厘米，腹径约19厘米，宽17.5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交流

尽管四川盆地四面群山环绕，天然的陆路、水路交通极为不便，但却从未阻碍过盆地内外的文化交流。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从中原地区吸收了青铜牌饰，以及玉璋等重要礼器，并进行器物类型的改造与用器制度的创新，形成古蜀文明礼仪文化的核心，影响深远。此外，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尊内盛有海贝，同坑内还有青铜铸制的贝形挂饰，可见此时古蜀文明与盆地之外的往来远达海滨，海贝这样的远方奇珍不仅传入古蜀文明的中心，还被吸收和再创造。

青铜牌饰

长13.9厘米，宽约5.9厘米，厚0.87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在夏代便流行于中原地区。除二里头遗址外，甘肃天水、新疆哈密都发现有形态相似的青铜牌饰。三星堆遗址地处上述三地的南部，说明蜀陇交通线路至少在夏商时期已经开通。

贝形青铜挂饰

长8.8厘米，宽约8.9厘米，厚1.1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青铜贝

贝长6.3厘米，贝宽3.4厘米，链长8厘米

商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玉璋

长60厘米，宽8.4厘米，厚0.8厘米

商

1931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真武宫燕家院子出土

四川博物院藏

璋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礼器之一，起源很早。古蜀文明的玉璋多属于牙璋，即射部有凹陷的形态，应是中原地区传入的类型。古蜀人将中原地区射部微凹的牙璋改造成丫形射部，并在金器中也引入了这种造型，形成古蜀文明又一个重要的礼器门类。

这件玉璋的射部凹陷略深，又尚未形成丫形，是玉璋在古蜀文明中本土化过程的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