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兵器制造的迅速发展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当时对用于祭祀的礼乐器和用于战争的兵器的制造，都极为重视。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各国对兵器的生产发展都会倾注全力，而楚国更为突出。从出土的兵器来看，楚国所生产兵器的数量最多，质量精良，这是楚国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匕雄"中的佼佼者，并曾先后灭掉60余国，进而统一我国南方的重要原因之一。春秋战国时的兵器，仍以青铜兵器为主，铁兵器较少。在铜兵器中，还有木、竹、革、玉、石、漆等质料的附件。战车上用的“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歩卒之“五兵”是无夷矛而有弓矢。从出土实物来看，楚国的主要兵器中格斗兵器有剑、戈、矛、戟、殳、铍、铩，远射兵器有弩、弓、箭，防御兵器有甲、盾等。铜剑是古人随身佩带的短柄格斗和卫体的兵器，利于近距离格斗，以刺击为主。剑是楚地出土兵器中最多的一种。铜剑始见于商代，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就出土有一件扁茎宽刃弧锋铜剑，长35.7厘米。西周时周人多用扁茎铜剑，尚未见楚人的铜剑出土。目前所见最早的楚剑是襄阳山湾出土的带槽首的残短剑，可早到春秋中期。春秋晚期的楚剑，除了前述的钢剑之外，铜剑见于河南淅川下寺11号墓和安徽寿县蔡侯申墓等。下寺11号墓出土2件铜剑，一件是无首无镡的扁茎柳叶形剑，长43.4厘米，茎上有两个穿孔，这是受到周人铜剑影响而铸制的剑。另一件为空首铜剑，长54厘米，这与吴越地区流行的铜剑相同。从目前出土铜剑的情况来看，春秋时楚剑的质量尚不及吴越之剑精良。但至战国时期，楚人的铸剑得到极大发展。出土的楚剑的数量已远超其他各国。据统计，约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楚墓中出土铜剑，而在长沙近郊发掘的2048座楚墓出土有铜剑508件，出自483座楚墓，占所出兵器1486件总数的三分之一，湖北江陵雨台山、九店的楚墓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墓出土有铜剑，江陵天星观1号墓是一座楚封君墓，此墓出土铜剑32件，可见当时铜剑的使用已十分广泛。楚剑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如长沙楚墓出土的两色复合剑有27件。所谓两色剑是指用两种不同合金成分分两次铸成的铜剑，先铸剑首、剑柄和剑脊，合金成分中含锡少，取其柔韧，不易折断再铸剑刃、合金成分中含锡较多，取其坚利。这种铸造复合铜剑的技术较复杂，难度大，是当时的先进技术，是吴越人先于楚人发明了这种铸造铜剑的技术，应是楚人从吴越人那里学习而来。楚人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早在春秋晚期，就有楚昭王请了吴、越若名铸剑工匠到楚国铸剑的故事，越的欧冶子、吴的干将为其造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日泰阿，三曰工布”。楚向吴、越学习铸造铜剑的先进技艺，也应是情理中事。特别是楚灭越后，楚人全盘承继着越人的铸剑技术，并使之发扬光大。在楚墓出土的铜剑中，还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如有众多越王剑发现，越王勾践铜剑出于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这是一座大夫级的高级贵族墓勾践的儿子越王鹿郢的铜剑出于江陵官庄；勾践的曾孙越王州勾(即朱勾)的剑出于湖南益阳赫山庙42号墓、湖北荆门子陵岗、江陵藤店、秭归香溪等地，州句的儿子越王不光(即翳)的铜剑曾出土于长沙小吴门楚墓和2006年益阳天子坟虎形山30号墓。还有江陵张家山、河南淮阳平粮合等地也有多件越王铜剑出土。其中有些越王剑出自楚国的下层贵族，甚至平民墓中，如2006年益阳虎形山30号墓(出越王不光剑)，墓室长仅284厘米，宽仅130厘米，随葬品除川牛铜戈外，仿铜陶礼器仅鼎、敦、壶、盘、勺一套，墓主人的地位与平民相当，生前可能是楚军中的上卒。这座楚墓的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晚。这些越王铜剑是因何种原因传至楚地的呢?从理论上讲，可以有赠与、商贸、战利品等多种原因，但从这些铜剑的出土情况看，以楚灭越过程中的战利品的可能性最大。铜戈是可勾可啄的格斗兵器，早在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出现有铜戈，经商周时期的改进发展，至春秋战国，铜戈已成为当时的主要兵器之一。目前最早的楚戈是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楚公蒙”铜戈，“楚公豪”是谁？有学者认为即熊渠，时代在西周中晚期之际。此戈铸制甚精，两面有椭圆形黑亮斑纹，戈的主人又是曾发兵"伐庸、扬越，至于鄂”的楚公、故很可能这是楚公权威的象征。春秋早期的楚戈尚未发现。春秋中期的楚戈见于河南淅川下寺8号墓，为长胡三穿铜戈，援较长，戈锋为三角形，同时期的戈有湖南省博物馆收集的“楚屈叔沱”戈(刘彬徽主张名戟)，共有铭文22宇、研究者认为屈叔沱可能是史籍中记载的屈荡，曾为"楚王之元右"(戈铭)。春秋着名的楚戈有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的邡子倗戈，上有铭文23宇。据考证，“倗”即邡倗，楚共王时为司马，楚康王时为令尹。到战国时，楚戈大量出土，形制多样，如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基就出有铜戈66件。长沙近郊楚墓出土的铜戈达240件。楚戈除了数量多之外，还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在铸造方法也有分两次铸成双色复合戈、戈内或援铸有镂空花纹的戈和有黑色或银灰色斑纹的戈，说明楚人并不墨守成规，而在不断地创新和改进。二是对戈头上的戈籥(使戈头固在戈柲上)和柲尾的戈铸，也花样翻新，品种繁多(图十)如长沙楚墓土有90件铜戈博，铸上铸有各种不同形态的鸟纹或变形鸟纹达十余种既是实用的戈柄，又是一件艺术品(图十一)三是戈柲的改进。戈有长短两种，一种是步卒使用的徒戈，长不及身高，另一种是长达3米左右的车战用戈。如用木质戈柲，过长容易折断，过粗使用不便，因此需要一种强韧而有弹性戈柲，楚人尝试过用藤为柲，如长沙城桥1号墓出有一件矛柲为藤，但要找到既长又直的树藤很难，数贸有限，楚人终于发明了“积竹柲”，也就是《周礼·考工记》中所说的"庐器”长沙浏城桥1号墓所出两件戈柲即为"积竹柲”，其制法是在一根四棱形木棒外包16根竹篾，再用丝线紧密缠绕，然后髹黑褐色漆。戈全长达310厘米。这种积竹柲使用起来既轻巧坚吻又富有弹性，不易折断。楚人用智慧和巧手，解决了车战用长戈柲易于折断的难题。此后这类"积竹柲”又在随县曾侯乙墓和江陵天星观1号墓等高级楚贵族墓中出土，而且更长。楚人不但创制了“积竹柲”，而且发明了“积木柲”，长沙浏城桥1号战国早期墓出土2件"积木柲”。其制法是在柲的中心用一根四棱形长木棒，四面各加一横断面为月牙形的木条，木条厚仅0.2～0.4厘米，其余制法与积竹柲相同，即密绕丝线后髹漆，其效果应与积竹柲相似。木柲上端安装有铜戈头，下端有前窄后圆的铜铸，全长314厘米"。这种积木柲在文献中未见记载。铜矛是直兵，是商周时期主要兵器之一。早在商代前期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墓'葬中就有铜矛出土。西周时期的楚铜矛尚未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矛则有'大量出土。最多的一次是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有49件铜矛。矛的形制很多，最有特点的铜矛是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前段2号墓出土的倗矛，为长胶宽叶，长30.7厘米。郁上上有铭文"倗之用矛”4字。倗曾为楚共王时司马、楚康王时令尹。矛叶饰勾连窃曲纹，骰部满饰勾连雷纹和兽面纹"。此矛纹样复杂，制作精工，看来其仪仗性质大于实用价值(图十二)。矛有长短两种。短柄者为徒卒所用，略长于人的身高，如曾侯乙墓所出短矛长225厘米包山2号墓的短矛长189.5厘米。长矛用于车战，一般在3米以上，大部分都是积竹柲。如长沙浏城桥1号所出积竹柲的制法是中心用一根直径2厘米的圆木棒，外包竹篾18根，每根竹篾宽0.3厘米，再密绕丝线髹漆。矛全长297厘米。最长的矛出于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长达436厘米荆门包山2号墓所出长林矛9件，最长的两件长417.2厘米。由这些长矛的出土，使我们联想到《周礼·考工记·庐人》关于“五兵”中的酋矛、夷矛的记载，日：“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郑玄注：“八尺日寻，倍寻日常。”按战国时一尺长23厘米计算，则酋矛应长460厘米，夷矛应长552厘米，可是与出上实物不符，而且“夷矛三寻”，长已“过三其身，弗能用也”。看来这一记载有误，如果将其更正为"酋矛二寻”，即长368厘米；“夷矛常有四尺。即长460厘米，则均与出土实物大体接近了。戟是戈矛合体，可勾可啄可刺，也是“五兵”之一。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商、西周铜戟已有出土。最早的楚戟出土于河南浙川下寺春秋中期的8号墓的“以邓”戟2件，是戈、矛联装之戟，出土时矛、戈分离，原报告误为戈。戈上有铭文5宇"以邓之用戟”，说明其为戟无疑。此戟为长援三穿，长30.3厘米。春秋晚期楚戟的特点是有铭文的铜戟较多。如河南浙川下寺2号墓所出之“王子午之行戟”、“王孙诰之行戟”及安徽舒城九里墩墓所出蔡侯朔戟等。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战国初期，如曾侯乙墓出有"曾侯㵰之行戟”、“曾侯郕之行戟”、“曾侯乙之用戟”等。曾侯乙基共出铜戟30件。楚戟的另一特点是出现了三戈戟。目前所见最早的三戈戟出于淅川下寺11号墓，这是一座春秋晚期墓，原报告将戈、矛分述，刘彬徽先生根据同出的2·件无内戈，指出其应为三戈戟。根据曾侯乙基所出土的戟，说明当时不仅有一戈一矛(刺)的戟，而且有三戈带矛(刺)的戟(图十三，1)和无矛(刺)的二戈戟、三戈戟(图十三，2)。同墓所出竹简记为“二果”或“三果”戟。这些戟都是积竹柲的长柄戟。其中"曾侯乙之用戟"保存完好，有两戈文字错金，戟全长325厘米。战国中期的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戟3件，为一戈一矛(刺)，积竹柲，柲上有羽毛，全长370厘米。《周礼·考工记》说“车戟常”，按“八尺曰寻，倍寻日常”，按一尺长23厘米计算，一常为368厘米，与此戟长度仅短2厘米，确证这些积竹长柲的戟为车用戟。殳是击兵，为“五兵"之一。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不知殳为何物，如安徽本县蔡侯墓所出之有刃铜殳曾误为矛，直到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基出土三刃铜矛形器3件，上铸有“曾侯郕之用殳”5宇铭文，才确认这类三刃矛形器就是殳。曾侯乙墓出土竹简“遣策"中还记有”晋殳”，共14件，则是指无刃之殳(图十四)。目前最早的楚殳是出土于湖北当阳曹家岗春秋晚期的5号墓中，为三刃殳。曾侯乙墓出上的有刃殳中有一件在殳的简部有圆锥形粗而长的尖刺30个，可见其杀伤力是相当强的。到战国中期所出之殳均为无刃殳。如荆门包山2号墓、江陵天星观1号墓、望山1号墓、九店316号墓和长沙识字岭1号墓所出之殳均为无刃殳。殳的演变情况是由有刃殳发展为有刃殳与无刃殳并用，再到只流行无刃之殳。殳柲多为积竹柲，八棱形，包山2号墓有一件殳的积竹柲已残，可知其制法与戈、矛、戟的积竹柲的制法有所不同。殳标的中心为九棱形木棒，外包细竹筏两层，内层15根，外层17根，再用丝线缠绕后髹漆，柲中套有八棱铜箍两个，用以加固，同墓出土的长柲殳全长319.2厘米。另一件短柲殳，也用八棱形积竹柲，全长163厘米，前者是车战所用，后者为徒卒用殳。晋殳即无刃殳，主要特点是八棱形。《说文·殳部》“殳，以殳殊人也。礼，殳以积竹，八觚，“觚有”方、“角”之义，“八觚”即八棱形，因而出土的殳头、殳柲、殳箍均为八棱形，有的考古报告将八棱形的殳头当做殳镦(或名鐏)，而将带有小环钮的圆形殳镦误为殳头，应予纠正殳虽为“五兵”之一，但出土的数量却远比戈、矛、戟就少，总数仅38件，其中包括曾侯乙基所出21件。原因何在?推测有两个原因，是殳只有高级贵族才能使用，从出有殳的墓葬规模分析，这些墓都是下大夫级以上贵族的墓，随葬殳的多少，与其主人的等级地位有关，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殳为击兵，杀伤力有限，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所以出土的殳自然就很少了。
在出土的楚兵器中还有少量的钱和铩，均是格斗兵器，铵是由剑发展演变而来，早在春秋时期，铍已多次见于古文献中，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就有“夹之以铍”、“执铍者夹承之”，“＂抽剑刺王，铍交于胸”等记载。《说文》也说：“钺，剑如刀装者，”楚地的完整之铍已有出土，如荆门包山战国中期的2号基所出之剑形矛就是铍，铍头如剑，下有椭圆銎以承柲，柲为积竹，中心为扁圆木棒，外包篾丝两层，内层20根，外层24根，再绕丝线髹漆，下有错金银勾连云纹、兽面纹的铍鐏。铍头之外还套有髹漆木鞘，铍全长166.2厘米。同类的铍在长沙子弹库30号墓也出土1件，稍不同者是铍下端无橢园形銎，而有一蚕豆大的凸起便于固定于柲。柲为积竹柲共用竹篾40根，铍鐏有错金云纹，柲已残断，从出土情况测得铍全长为162厘米(图十五)。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墓也出土铍2件，柲为积竹，可惜已残。这些出土遗物说明楚人对积竹柲的使用更广，品种更多，制作更精。铩，也是长柄刺兵。出土物更少。1955年长沙左家塘21号墓出土有一件"长矛”，长36厘米，骰部为椭圆形，有"宜章”二字铭文"。《韵会》日："铩，一日长矛”，可见铩为矛属，而铍为剑属，说明二者是有区别的。贾谊《过秦论》曰：“非铦于句戟长铩也”，铩与句戟并列，可见铩是装有长柄的矛属兵器，秦汉时仍在使用。远射兵器弓箭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就已出现。木弩的出现也早，但有铜质弩机的弩，目前只见于战国。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记载，楚琴氏"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加之以力，然后诸侯可服”。据此记载，学者们多认定弩机是楚人发明的。发明的时代约在春秋，也有的认为楚琴氏生于楚君熊三子之前，把楚铜弩机的发明提早到了西周。但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全弩1952年长沙扫把塘138号战国中期墓出土的，全长51.8厘米。弩臂用坚木制成，弩机为铜制，直接安在弩臂后端，由望山和牙、钩心(午)、悬刀(扳机)、栓塞(键)等利用杠杆原理组成(图十六)。弩装上铜质弩机之后，不但便于描准，可延时发射，而且坚固耐用，可把箭射得更远。令人惊奇的发现是1986年江陵秦家嘴47号战国晚期早段楚墓出土的双矢并射连发弩。此弩形似短枪，长27.8厘米，高17.2厘米，外髹黑漆，由矢匣和弩组成，弩由弩臂、活动木臂和铜弩机组成。矢匣内有短箭19支，保存完整，箭仅长14.3厘米。荆州博物馆已复制此弩，一次可射出箭2支，可连续发射10次，射程20～25米(图十七)。这种连发弩的弩机的结构并不曾复杂，却"牙机巧制”，兼有并射和连发的功能，充分反映了楚国工匠的聪明才智，堪称我国兵器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楚地出土的铜弩机还见于长沙五里牌、左家塘、益阳县宁家铺、常德德山、湖北老河口安岗、安徽寿县双桥等地"。特别是寿县双桥所出铜弩机已有铜廓，且有错银云纹，制作甚精。弩机加上铜廓，更加坚固耐用，弓的力度可进一步加大，这是楚人对弩机的一次重要改进，也是目前所见出土的最早的有廓铜弩机。远射兵器还有弓和箭，弓有木弓和竹弓两种，木弓取材依次为：柘、檍、聚桑、橘、木瓜，楚墓出土的弓以竹弓为多。其中以长沙五里牌406号墓所出之竹弓保存最完整，全长140厘米，其制法是。中间一段用四层竹片叠成，外缠以胶质薄片，再用丝线缠绕髹黑褐色漆，两端有角质弓弭，上有刻槽，用来挂弦驱。。弓上丝弦长80、直径0.7厘米。同墓出有一弩，说明此弓当为弩弓木弓以1953年长沙月亮山41号墓出土的一件较为完整，全长157厘米，用一根整木制成，中间的“干”较窄而厚，“干”两边的“畏”较宽而薄，两端有安弦的刻槽。此弓笔直，用意在于“射深”。与弩和弓配合使用的还有箭、镞。楚墓有完整的箭出土。如1971年长沙浏城桥1号墓出土箭8支，全长75.5厘米。箭杆用小竹制成，长68.4、直径0.6厘米。箭的尾端羽长14.5厘米，这与《周礼·考工记·矢人》中说的“五分其长而羽其一”十分接近。箭尾末端有一缺口，长0.7厘米，就是“比”(即括)，是触弓弦用的。这8支箭出土时放在一个竹矢腹内。竹矢箙用两块半边竹制成，在黑漆地上绘红色几何云纹，靠近两端处有孔，可以穿绳把箭夹住。矢箙长81厘米"2]。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箭6支，全长70、羽长16厘米。出土时置于一上宽下窄的扁梯形木矢箙内，长77厘米。箭杆已腐蚀，仅存的铜镞有大量出土。常见的有两翼形、三棱形、柳叶形及平头柱状形铜镞多种。
尚武修文春秋战国诸侯争霸、七雄兼并、生存的压力演绎了当时尚武之风，经吴起变法后的楚国尤甚。从贵族到士庶，从文官到武士，楚国上下无不重军崇武，且世代相传，盛而不衰，这不仅催生了精良的兵器、强大的军队，同时也溶铸了楚人虽九死犹未悔的坚毅果敢和炽热的爱国情怀，使楚国从蕞尔小邦崛起为泱泱大国、幅员之辽閼、山川之瑰丽、物象之丰富激发了楚人的想象涤荡着楚人的心胸，从语言到文字，从哲学到文学于繁辞丽藻之中闪烁着思想智慧的光芒，展现出广博深远的意境屈原的《离骚》、已成千古绝唱；老庄哲学，历代奉为圭臬。
武以拓彊西周初年，楚受封蛮荒生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经一个半世纪，楚由附庸小国成为疆域数千里的强国，令各诸侯国仰其鼻息，其所依凭的是楚人所具有的刚健英勇、崇武爱国的精神。楚国兵器精良，短兵的剑、车战的矛戟、远程的弓弩、防御的甲盾皆备。最早的钢剑、双色复合剑、犀皮制的甲盾，都印证了楚人对“矛”、“盾”自擂非空穴来风，“楚甲”成为后世劲旅的代称。合乎法度的弓、弩出土，反映史栽楚将“百步穿杨”的可信。其他诸侯国的尖兵利器也为楚所用，更是如虎添翼。“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刚强英武的爱国精神，超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寻找楚人的先祖一一祭祀祈祷简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长72厘米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包山祭祷楚简是墓主人向鬼神和先人祭祀祷告的记录，祭祷的对象有楚人的先祖"老(童)”、"祝融”、“鬻熊"等。在楚人眼里，祝融不是神话中的人物。楚人把老童、祝融、鬻熊看做远祖祭祷。依据出土的楚简和史书记载来看，楚人先祖的世系有两种一是老童——祝融——鬻熊，一是老童——祝融——穴熊。。鬻熊。见于《左传》、《史记》、《汉书》等文献。从这些记载看，“鬻熊”应是一位显赫的先祖，是现在所知最近的一位楚人先祖。
楚国第一兵器——“楚公䝉（jia)”铜戈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通长21.3厘米，内长6.6厘米，援长15.3厘米2o世纪50年代长沙征集湖南省博物馆藏此戈非实际作战用器，可能为典礼时参祭者和侍卫所执或所秉用。由楚人仿造巴式戈制成，并铸有“楚公蒙秉戈”五宇铭文，反映了楚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和变通。“楚公乗”即楚国国君熊渠，楚国国君称“王”始自春秋初期熊通“自立为武王”。熊渠伐扬越，进人江汉平原西部，染指长江中游铜矿，极大地促进了楚国的振兴。熊渠善射，据《史记·龟策列传》记载，后羿虽能射落九个太阳，但射艺不如熊渠。有次熊渠夜间赶路，误将巨石当做猛虎而开弓射箭，竟将箭镞和箭翎都射人石缝里。这就是后世流传的“射石饮羽”的故事，虽有些夸张，但也从侧面说明箭镞的坚硬锐利，表明楚国制作青铜兵器的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
车辚马啸一一车马器一组（1.2.）楚国战车一般为四马战车，木质结构，常在重要部位装有青铜件，用以加固和装饰。上有乘员3人以及相配套的盔甲。左侧的持弓箭射击，号为甲首右侧的持戈矛，以勾刺杀敌，又称“骖乘”；中间的甲士为驭手，驾驶战车。车上装备五种兵器，称为“车之五兵”。《考工记》所记载的。车之五兵。是戈、殳(shu)、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楚国的车兵多由贵族子弟担当，是春秋时期的主力作战部队，到战囯后，以车兵为主的作战方式逐渐让位于以步、骑兵为主的作战方式。
@带链铜扣形饰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底座长4.9厘米，宽3.9厘米，链长9.7厘米1971年长沙浏城桥1号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礼仪兵器——曾侯郕（yue)之用殳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殳头长12.5～17.9厘米，连秘长329厘米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基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打击型兵器。三棱矛状，下部接一八棱形筒，外饰浮雕龙纹。杆为积竹木柲，前端装有一个浮雕九龙纹的青铜箍，末端装有牛角质镦。刃部一侧刻有铭文"曾侯郕用殳”。殳作为古代五兵之一，其形制和用途，长期以来并不清楚。文献多记为有长柄的矛形兵器，这件有铭文兵器的发现佐证了文献。《诗经·卫风·伯兮》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说明它并非一般人所有，作为随葬品的规格很高，为王公侯伯的近卫所持，也可为礼仪用器。
三不像兵器——铜钱(pi)、铍鐏(ziin)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铍长34.5厘米，刃宽4.4厘米1956年长沙子弹库30号墓出土鐏长10.6厘米，銎径2.4厘米1959年长沙子弹库诰封岭4号墓出土I胡南省博物馆藏刺杀兵器。有柲长兵器，锋刃部分似剑，有双边刃，形近矛。后端为扁形或矩形的茎，用以装柄，茎的近端处开有圆孔，以便穿钉固定。茎后有带铜铸的木柲痕迹。与矛的区别主要是装柄方法不同矛是将柄纳人矛筒中，而铍是铍茎插人木柄中，外用绳等捆绑，属于矛的一种变形兵器，多为中下级军官使用。这件铜铍连柲长1.62米，约与人高等长，应属步兵使用的兵器。
格斗兵器-----矛一组刺击兵器。由矛头、矛柄两部分组成。矛身中部为“脊”，脊左右两边展开成带刃的矛叶。有的脊两侧带回槽，称"饮血”，为矛头刺人人体时出血进气，以减少阻力。“骹（qiao)”是用来连接矛脊的直筒，下粗上细便于装柄。其柄为浑圆形，可避免桡曲不直，使前刺有力。为防止拔矛时矛头脱落，有的矛骹两边铸有环状钮，可用绳穿过把矛头牢牢绑缚在柄上。按其用途分为酋矛和夷矛两种。据《周礼·考工记》记述，步兵使用的酋矛柄长约4米，战车士兵使用的夷矛柄长约5～6米，已出土的春秋、战国酋矛一般在165～220厘米之间，最长者达297厘米。战国时，矛的刃部加长，锋部更为厚实，两侧的环取消，形式更加简化，实战性增强。倗（peng ) 矛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通长30.7厘米1978年河南浙川下寺2号墓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占研究所藏叶上饰镂空变形动物纹饰，骹口部饰兽面纹。骹部一侧有三角形环钮，便于系绳捆绑。骹上有铭文“倗之用矛”，“倗”可能为楚国令尹名。其纹饰细密精美，有认为是失蜡法制作。此器非实际作战用，应是象征武力和权威的仪仗用器。
越王铜矛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长25厘米1953年长沙征集湖南省博物馆藏矛身两面脊两侧各铸有铭文“戉”，骹上有鸟篆书铭文“王”字，骹内残留木质柄。铭文风格与同时期越王铜剑上的一致，可能为楚国仿越国技术所铸。
巴楚交好的见证——王孙袖戈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通长24.9厘米征集湖南省博物馆藏击刺勾啄长兵器。由铜制的戈头、木或竹柲、柲上端的柲帽和下端的铜铸四部分构成。戈的柲为前扁后圆，便于握持。戈头的刃部称"援”；援末转折而下的部分称"胡”；嵌入木柲的部分称"内(na)”；援末和胡上穿绳缠柲的小孔称"穿”。近阑处有一虎头装饰，援部一侧有三个半月形纹，另一侧12字铭文：“偲(cai)命曰：献与楚君监王孙袖口”，字后有一符号，可能为巴蜀符号文字。这件戈形制为巴蜀式，文字为楚式，据文字内容推测，可能是巴蜀的一个首领赠给楚国派到巴地进行监管的楚人王孙袖之物。王孙袖，楚王之孙，战国中期楚占巴地监使。楚国强大后，对周边蛮夷采取安抚政策，其统治基础得到进一步稳固，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
多功能兵器——戟一组('1-4.)戈、矛合体兵器，具有勾刺双重作用。一般将分制的戈和矛联装在木柄或积竹柲上，使直刺有力，横钩不易脱落。车、步、骑三用的武器，车戟普遍为2～3米，步戟与人身等高，马戟在2.5米左右。戟柄名柲，横断面为杏仁形，便于作战时把握戟的方向。春秋时，出现了积竹制的柲，即以有棱木棒为芯，外用青皮竹篾与木棒平行地包裹住，以丝线缠紧，再涂漆使其光亮平滑。积竹柄比单纯的木柄更坚韧而有弹性。湖北随县曾侯乙基出土有保存完整的长柄三戈戟，长柲便于车战时勾击对方的车士，下部装的戈头，以对付对方接近战车的步兵，提高了戟的杀伤能力。敱（duo)作䣂（mo)王戟（ji)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通长28.5厘米1978年湖南益阳赫山庙4号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铜错金无刺三戈戟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通长15.6～25.4厘米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基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三戈同柲，最上端的戈有内，其他戈无内，每件戈头的援胡部有错金鸟篆铭文6字：“曾侯乙之用戟”。上下两件错金。其出土证实文献所记戟为"锋刃多枝”兵器之说，为先秦戟类兵器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标本。
卫体兵器-----铜剑 一组l-3 )1最早的钢质兵器——铜镡(xln)(格)钢剑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通长38.4厘米，茎长7.8厘米1976年长沙杨家由65号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步战兵器，经科学分析剑镡为铜铸，其余为碳钢。碳钢可能是用块炼铁在木炭火中加热，使表面渗碳，并经过折叠锻打制成。在一定范围内，钢的含碳量越高，其硬度越高。从剑身断面可以看出反复锻打的层次，其含碳量约为0.5%，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钢制武器。《史记·礼书》和《荀子·议兵篇》中谈到楚国的宛生产的兵器刃锋像蜂刺，铁制的刀剑过于柔软，肯定是钢制兵器。钢铁的使用使得剑的长度增加，最长者可达140厘米，更富杀伤力和进攻性。
剑中极品-----越王剑一组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铜剑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长55.6厘米，宽4.6厘米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剑身近格处有错金鸟篆铭文：“越王鸠(句）浅(践)自乍用剑”二行八字。“鸠浅”即越王勾践，为春秋时期越国君主勾践所佩之剑。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举击败吴王夫差，演出了历史上春秋争霸的最后一幕。在历史人物的光环下，铸造工艺的神秘使得这把剑更加光泽夺目。其剑体上的菱形暗纹图案，与剑基铸为一体。研究认为是先铸出剑基，留出菱形纹饰的空槽，经修整后再注人熔点较低的高锡高铅合金，打磨后形成菱形暗纹。通过这种方法既提高了剑的装饰性，又起到了一定的防腐作用剑首有11道同心圆，内铸1司隔只有0.2毫米。从现在看，只有用制作陶器的转轮才有可能完成，待铸好剑首后再与剑的其他部分二次合铸而成，但要达到如此精度也绝非易事。作战兵器上不会使用这种装饰，一般认为是身份的象征，或者说同心圆越多，地位越高。而菱形暗纹装饰、同心圆技术也成为当时名家制剑的特殊标志。此剑历经2400多年，刃部仍锋利无比，试之能将16层白纸划破。史书评价“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无愧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
越王鹿郢铜剑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通长65厘米，宽4.6厘米，格宽5厘米，格长1.2厘米1986年湖北江陵雨台官坪出土荆州博物馆藏
“越王州句”铜剑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通长56厘米，宽4.5厘米1977年湖南益阳赫山庙53号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此剑首缺，剑格正面两侧各铸“戉王州句”，另一面铸"自乍用剑”。戉王州句”，即越王朱勾，是不寿的儿子，勾践的曾孙。此剑在益阳赫山庙出土，可能是楚人所获战利品。
越王不光铜剑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长65.4厘米，宽4.3厘米，茎长10厘米，首径4.2厘米197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战国墓出七荆州博物馆藏越王不光即州句之子不扬，也就是越王翳，越王勾践第四代孙，其统治时期越国较为强盛。
能百步穿杨的复合弓——漆弓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长157厘米，宽3.5～4.5厘米1953年长沙月亮山41号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远射兵器。弓身用竹子制成，中间一段由4层竹片叠合而成，外缠胶质薄片，再用蚕丝绕紧，表面涂漆。其所用材料和结构与《考工记·弓人》记制弓需用的干、角、筋、胶、丝、漆六材吻合，且中部向内弯，说明工匠已懂得预应力的应用。与单体弓相比，复合弓的弹性更好。弓箭利用弹力的作用原理，赢得远超过投掷性武器数倍的力量与射程。使用者通过拉弦，使弓弯曲，力量被慢慢蓄积，然后松手，回弹之力使弦上利箭迅疾射出，其初速度可达每秒60～80米，具有洞穿甲胄的强劲杀伤力。"百发百中”、“百步穿杨"的成语就出自楚国大将养由基，《战国策·西周策》记载他是一位神箭手，“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
最古老的“步枪”----弩机一组远射兵器。弩是我国兵器史上最古老的瞄准机动装置，以弓为基础，加木质箭槽托和击发铜弩机发展而来。最早用于狩猎，战国时强弩成了战车的心腹大患。与弓相比，弩射击时更具稳定性，通常用于防御和伏击。《吴越春秋》记载楚箭师琴氏发明了弩机。铜质弩机配备了最原始的瞄准系统望山。通过望山控制镞端高低，以准确命中目标。弩箭箭头呈流线形，跟今天步枪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有的箭头还带倒钩。湖北江陵出土的弩机，左右分列有两个发射孔，出土时每槽装有9支铜箭镞，可连续发射两支，射程约20米，提高了射击速度，可称得上古代的“连发步枪”。弩机的使用者是弩机兵。作为远射兵种，一般都被安排在军阵后列或中央，分步兵弩兵、骑兵弩兵轮流放弩箭。在秦兵马俑坑里，弩兵俑有立姿和跪姿两种，表明开弓装机的弩兵和发射的弩兵是轮番循环动作。
防御装备——漆盾一组（1.3）防御装备。由于重量问题，历代盾牌以藤、木或皮盾为主，与戈、戟、剑等兵器配合使用。盾的用途是将杀伤力加以消耗或偏导，以及作为助攻武器。分为步用和车用，步盾长大利于防箭和维持阵列，车盾短窄利于车上使用。防护最大的威胁是刺，因此战国时，用于近战的双弧形方盾盛行，纵中线凸起的形状，有利于分解刺的力量。背后有握持的把手，作战时，可将盾用皮带系在一只手臂上，或执其把手行军时，以盾内侧的皮带挂在背后。楚国实战用的盾以皮革制成，可防止箭、矛和剑的伤害，用赭、黄色漆绘出生动的龙凤纹和云纹，表面涂漆可防潮腐。湖北出土的这两件盾为木制，造型纤巧细致，可能是用于乐舞的舞具。《诗经·邶风·简兮》"方将万舞”，“万舞”是一种模拟作战的舞蹈，常用盾、戚、戈为舞器。
彩绘龙凤纹漆盾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纵正面92.5厘米，背面93厘米横正面58.5厘米，背面57厘米1982年湖北江陵李家台4古墓出七荆州博物馆藏
彩绘龙凤纹漆盾战国(公元前475-前通长46.8厘米，宽34l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湖北省博物馆藏
龙凤纹漆盾战国（公元前475一商221年)长 64. 5厘米，宽 45. 5厘米1952年长沙五里牌406号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护体装备——皮甲胄(4件)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甲长97厘米，肩宽40厘米，下摆周长170厘米，上厚20厘米，下厚40厘米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防护装备-----皮甲胄防护装备，由身甲、甲袖、甲裙和头胄组成，古人称制甲的人为“函人”《考工记·函人》记载了制甲方法：先将皮革加工成小甲片，经模压后涂漆，再用丝绳连成形制各异、用途不一的甲。身甲和甲裙均在一侧开口，便于穿着，再用丝带结扣系合，袖甲甲片较小，从下到上层层反压，以便臂部活动。头胄为固定式编连，左右两侧向下延伸形成护耳，以保护两颊。楚甲常用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绘。多在贵族墓葬中随葬，与当时兵制上的重装车兵为"士”级及以上爵秩相印证。重装车兵是楚国的主要兵种，不同级别的盔甲在选取皮革、制作方法上有所不同，级别越高，选料越精，制作方法更讲究。皮甲与盾配合使用，能有效地防御青铜兵器的攻击。后以“楚甲”借指精兵、劲旅，唐诗有云：“铁骑耀楚甲，玉匣横吴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