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名的铸刑鼎有两个：子产铸刑鼎和晋铸刑鼎
公元前536年（郑简公三十年）三月,郑国执政子产命令把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到鼎上,公布于众,令国民周知这是国家常用的法律,这也是子产对他从公元前543年以来所进行的诸项改革的总结,因为他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例如对郑国的城邑与农村加强治理,要求君臣上下都尽职尽责,修好田地的封界和沟洫灌溉系统,对田野农舍重新规划和改造,并确定赋税数额.对于卿大夫忠谨俭约者奖励提拔,玩忽职守、奢侈腐化者则撤职查办等等.子产的改革成效是巨大的,给人们带来了大大超过以前的实惠,但遭到了晋国叔向的指责及官贵的反对.子产“铸刑书于鼎”是我国首次公布成文法,这是我国法制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历史事件.
元前513年（晋顷公十三年）冬天,赵鞅和荀寅率领晋国军队在今天的河南中北部汝水之滨修建城防工事,同时,向晋国民众征收“一鼓铁”铸造铁鼎,并在鼎上铸上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引起了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其中孔子和蔡史墨的责难最尖锐激烈.晋铸刑鼎毕竟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打破了统治阶级专断刑律、任意处置剥夺百姓权利的不合理局面,像孔子开办私学打破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一样,它在开启民智、唤醒人们自我意识,以至打破旧的政治格局、推动社会改革进步方面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晋国之所以在春秋时代霸业长盛不衰,主要原因不是国君代代都是明君,而是卿大夫中精明强干者随时推翻消灭专政弄权危及晋国以及多数卿大夫利益的豪门强族,三（谷阝）、栾氏、范氏、中行氏等的相继灭亡削弱,都是这种新陈代谢的表现.而三家分晋,韩、赵、魏成为战国时代法家的主要发源地,当与晋国的这个重视法制建设和普及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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