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民科举中的“盘瓠”影响
——以清乾道时期（1775-1847）浙闽官私文献为考察核心
孟令法
内容摘要：清乾道时期（1775-1847），因科举制度不完善和族群（个体）利益争夺，汉民士子假借盘瓠神话以阻止畲民参加各级科举考试，而以钟正芳、钟良弼、蓝芳、雷云等为代表的畲民士子，在历经“抗阻考”诉讼后，分获“一体科考权”。虽然政府部门以“禁阻考”文告来保障畲民的平等权利，但这并未在深受神话历史化影响的汉民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总之，神话历史化有其合理分析相应口头传统的功能，但同一神话在不同族群中的不同理解也会呈现程度不一的负面影响，而这恰恰是需要神话学从业者关注的一大重点。
关键字：科举取士；盘瓠神话；神话历史化；乾道时期；官私文献
科举取士作为古代官员的一种选拔制度，在隋唐至明清的1300余年中，不仅决定了统治阶级的用人标准和治世方略，也成为古人改变自我身份与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自清朝入主中原后，科举制度不仅为清朝统治者所继承，更在科考法典——《学政全书》——的颁行中强化了它的执行力和系统性。在历史上，为了更好地团结并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科举制度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学政全书》特列的“土苗事例”既是这类民族政策的一种表现。不过，并非所有的少数族群都被纳入了这一科考体系，并获得“一体考试”的权利，而长居闽浙的畲民群体便是其中之一。虽然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史实推定为法典执行者的“失察”或“漏记”，但一则本源于畲民内部的口头艺术——盘瓠神话——则被汉民学子用于阻碍畲民的进取之道，却是清史上一个十分少有的科考事件。为了争取属于自己的平等科考权，畲民在艰苦的呈讼自辩与地方官员的秉公裁决后，才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改变了畲民的科考状态，然而，这种“改变”并不彻底，一方面它并未产生全国性法律效用（即未得到实际推行），另一方面也未在浙闽汉民学子中形成一贯性认识。
在神话学领域，“神话历史化”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而与之相应的“历史神话化”同样得到广泛重视。很多神话学家认为，神话在没有文字的口传社会中不仅具有解释功能的神圣性，也是追溯历史真实的重要材料。虽然在西方神话学发展史上，不同学术流派都从各自角度阐述了神话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功能，并在20世纪初叶影响到我国神话学的创立与发展。其实，神话历史化在我国并不仅是一个现代学术概念，而是一种历久弥新、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正如赵沛霖所说：“神话历史化思潮是我国古代神话思想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不只是用历史观点来解释神话，而是将神话作为历史来处理，使之直接转化为历史”，而“神话历史化作为商周时代宗教哲学思想和历史观念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思潮”。据此可知，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神话历史化，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代际传承史，它不仅呈现了把神话还原或解释为历史的非理性行为，也反映了社会人际关系的历时性变迁过程。
神话历史化虽然发生在久远的古代社会，且在非自觉地弥散状态下展开，但对它的整合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学者指出，儒家学说的代表——孔子——虽然“不是神话历史化的始作俑者”，却“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并肯定神话历史化的思想家”，也是“第一个把它正式记录下来的人”。尽管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诗经》还是保留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叙事，而他对“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强调，同样体现了神话历史化的思想走向。可以说，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以来，孔孟思想就在其后继者的进一步阐发与实践中成为中华思想的根基，而开启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则推动了以“神话历史化”为代表的一切儒家思想的国家化与全民化。
目前的资料显示，盘瓠神话的第一次文字化出现于应劭的《风俗通义》，虽然此书的相关记载现已佚失，但在其他历史典籍中得到过复录。实际上，早期的盘瓠神话记录本（如晋干宝《搜神记》、晋郭璞《山海经注》等）并未得到古代史学家的普遍认可，相反却被当作怪诞不羁的“小说”加以排斥。尽管应劭、干宝、郭璞等人都曾为官，尤其是干宝，他曾于晋室做史官时撰写了《晋纪》 ，但这部被后世视为史书的佚失作品以怎样的笔法记述了盘瓠神话，却已很难查考。尽管三国魏鱼豢、西晋陈寿分别著述了《魏略》和《三国志》，但他们对盘瓠神话的记录却与当下所指不同 。也许我们可以把“盘瓠”历史化的起点定位于鱼豢及其《魏略》，但情节过于简易的“盘瓠”记载 尚不足以支撑后世对特定族群的历史追溯。与上述记载过“盘瓠”的历史文献相比，被纳入“前四史”的《后汉书》因其官修属性与其作者对历史书写的“追真”要求，一改前代史书的时代命运，成为官方指定的历史名著。
费孝通曾言：“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因此，相较于文字对广大乡民的影响，处于中上层的官僚绅士或为功名利禄而奋斗的文人学士则对文字迷恋至深。当科举取士成为世人改变命运的途径时，官方设定的考试科目也就决定了官修史书不容置疑的崇高地位，因此被范晔收入《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的盘瓠神话，也于后学的一再引注中，不断强化着它的信史性。不过，唐宋以来的文人学士，如唐刘知几、唐杜佑、南宋罗泌等，也曾对范晔“南蛮西南夷”等记述提出过质疑，但《后汉书》的正史地位不仅依然如故，还在统治阶级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强制性“统一”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盘瓠神话作为一种至今还在南方少数族群中流传的口头语言艺术，它的历史化也许在“神话历史化”思想的草创期就已发生，但将它真正纳入信史领域的第一人非范晔莫属。其实，范晔所著《后汉书》同前代官修或被认定为官方史籍的著作一样，它们无不存在很多令人难以捉摸的神话因素，但其作者出于历史事件的完整性或对特定历史人物的评价，通常会以剪除不符合社会通识的夸大成分来实现神话的历史化。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翔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虽然这一论述的核心指向在于阐述中国神话之所以片段式存在的原因，但这种源于文字记载的学理表达说明，中国人重实际轻玄想的生活追求是同儒家学说具有同等效用的社会思想。然而，相较于文盲或半文盲群体对神话的认知度，处于知识层的文人士大夫更倾向于口传神话的信史“筛检”，即以“神话历史化”的儒家思想对这种“荒诞不经”的语言表达进行取舍和定性，尤其是在科举取士盛行的隋唐以来，由于固定的考试科目、指定的参考文献和既定的录取标准，促使大部分文人学士无暇顾及“神话历史化”的“危害”，而盲从于统治者的“八股”文案，从而导致神话历史化的世代延传，即便少数文人发现了其中的弊病，似也“无力回天”。
尽管有学者认为：“神话并非绝对的无稽之谈，原始民族中的‘神话’不仅不是非理性的幻想、不是理性‘历史’的对立物，而是与‘历史’一样具有严格的理性”，但遵循儒家“神话历史化”思想的范晔们，是否存在一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对立感，以及对异文化的猎奇心理？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宋书》和《南史》的记载指出，范晔并未亲自考察过盘瓠文化最为盛行的武陵地区，而其曾为宜都太守的兄弟是否给予他部分见闻也未可知，换句话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并非源自实地调查，而是众多历史记载的筛选本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史书叙写中的神话历史化也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大一统”观念，也就是说，“诸子为适应社会统一的需求，采用‘托古的方式’创建‘治平’之学，从而形成了神话历史化的文化思潮”。也许，对很多古代史学家来说，边疆族群的生存状态并不容易获得，而有限的资料也多具有神话性，因此如何甄别“真实”就成为神话历史化的必然选择。
总之，作为描述特定族群（尤指畲、瑶、苗等南方少数族群）起源的盘瓠神话，在其历史化的进程中，成为历代文人士大夫了解、描述及管理他们的基本史料。不过，这种基于儒学思想展开的叙史策略，并未彻底解决来自地区差异或族群认同的社会矛盾，而科举制度对世人的思想束缚，不仅阻碍了大家对畲族起源的“求真”路径，更加剧了彼此（特指畲汉）间的利益冲突，而集中爆发于清乾道时期的畲民“抗阻考”事件，就是这种矛盾的典型反映。
在延续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中，因“金榜题名”而改变命运的畲民实可谓屈指可数，而有些为汉文典籍记载的畲族先民是否曾在科举后得到身份转变或地位提升亦未可知 。就目前的资料显示，生活在南宋初期的汀州人雷观是畲族先民中最早得以文字记载的太学生，此后直到元末明初，崇安人蓝仁、蓝智兄弟才再次进入史学家视线。不过，针对雷观的历史书写并未表明他的入仕经过，而有关蓝氏兄弟的文字记载则直言他们“不事科举，一意为诗”的人生取向。因此，在宋元以降的科举活动中，畲族先民尚未表现出较为广泛的参与状态，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朱明王朝的终结，直至清朝建立，科考活动才在畲族先民中逐渐铺开，为史籍记载的畲民士子也随之增多，并涌现出蓝鼎元、雷鋐、雷动化、钟大焜、蓝宝成 等一批影响后世的畲族文人或地方官员。
畲族先民之所以会在清朝之前出现“不事科举”的社会现象，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宋明三朝是畲族先民由粤东闽南（西）向北迁徙的重要时段，除少数于迁徙早期就直接定居的畲族先民外，大部分畲族先民都以生存为先导，又岂有时间读书习字参加科举。直至明清易代，编户入籍成为清政府管理人口流动的主要措施，而此时的畲民迁徙才逐渐停歇，并在与周边汉民的互动中加入科考大军。相较于前朝因生存所迫而“不事科举”的自主行为，定居下来的畲族先民在康乾时期尚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但自乾隆中期以来，以往相对公平的“一体考试”原则被打破，换句话说，自这一时段开始，越来越多的畲民士子被地方官员或汉民士子无理地阻挡在科考大门之外。不过，从畲民的地理分布看，这场延续数十年的“阻考”与“抗阻考”事件似乎并未波及到闽粤交界的畲民聚居区，而是集中在闽浙接壤的处州（丽水）-温州-福宁（宁德）三地。尽管这种地域差异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但“阻考”与“抗阻考”的对立却在闽浙三地表现出较为统一的思想根源，而这种基于科举制度的行为正体现了盘瓠神话的历史化。在进一步分析前，笔者将以图表形式对清乾道时期发生的畲民“抗阻考”事件做出梳理 ，以此呈现这种思想对特定族群的影响。
通过上表可知，横跨乾道时期的畲民“抗阻考”事件，虽然仅有四次，但这四个典型案例的时间跨度之长、分布之广、影响之大，是封建时代闽浙沿海科考史上十分罕见的社会现象，而畲民士子为了捍卫自己的平等权利，不惜将自己的大好青春耗费在各级诉讼之中。如钟正芳，他在27年的艰苦抗争中获取科考权，而他首次维权时刚满24岁，如果按清代三年一考的制度计算，他整整被科考大门阻挡了9次，直至51岁才实现自己的科举梦；雷云捍卫自我权利时，只有19岁，但其叔侄二人于3年中呈文27扎的高频度，已然说明对“一体科考”权的争取对畲民士子来说并非易事，而汉民士子的阻挠、地方官吏的懈怠以及科举制度的不完善无疑增加了“胜诉”的难度。总之，闽浙交接处的畲民士子承前启后地走上捍卫“平等权”的道路，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更为整个族群的社会发展争回了上升的合法通道。因此，这种以个人之功争取全民之“益”的举动，岂能不为后世所旌表？不过，在回顾畲民士子“抗阻考”的艰辛过程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系列事件产生的原因。上表显示，汉民士子的“阻考”理由基本集中在“畲民异类说”“俗不与土同”“来历不明/职业不清”以及“索诈不遂的蓄意污蔑”等，而不论是“俗不与土同”“来历不明/职业不清”，还是“索诈不遂的蓄意污蔑”，都可说是“畲民异类说”的副产物。
虽然钟正芳的“抗阻考”呈文现已不存，但从初接此案的青田县令吴楚椿所写的《畲民考》中，既可看到“盘瓠”历史化的时代影响。吴楚椿在文中写到：畲民“在青田者分为钟、雷、蓝、盘、娄五姓……土民以异类目之，彼亦不能与较……土人辄攻之曰‘畲民系盘瓠遗种，兽类也。’昔范蔚宗《后汉书·南蛮传》谓：‘高辛氏有畜犬，曰“盘瓠”’……而一任土民谬引荒诞不经之说斥为异类，阻其上进之阶，是草野之横议也。”这一表述指出，“阻其（青田畲民）上进之阶”的核心原因来自土民（汉民）“谬引”历史记载的妄加“横议”。而由浙江布政使司呈请礼部并得到嘉庆帝亲批的“浙江青田畲民应试章程”，在准许畲民“一体考试”的同时，不仅转引了吴楚椿《畲民考》的部分内容，还进一步指出“畲民不得与考”的原因，还在于“畲妇头戴布冠 ，与本处妇女稍有不同，土著者指为异类，廪生等惑于俗说，不敢具保” 。对此，于嘉庆中任职丽水教谕的屠本仁在《说畲》中评述道：畲妇“冬夏以花布裹头，巾为竹冠，缀以石珠……栝人顾嗤之，不与通婚。辙目为盘瓠遗种……予谓盘瓠事荒远不足稽，而‘畲客’之为农民无可疑者。”由此可见，尽管各级官吏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纠正了畲民“不予准考”的历史错误，但处于封建时代的汉民社会并未真正改变对畲族先民的固有认识。
钟良弼“抗阻考”呈文也未流传后世，但道光《重纂福建通志》有所记载。在承办此案的福建巡抚李殿图看来：“以女妻犬，理所必无事，或有之，谁则实见其事……以妻盘瓠者为高辛氏女……有是理乎？……何盘瓠之后嗣蕃衍半天下乎？至以蓬首赤足指为异类，山居野处不相往来，更为不通之论。”从这一连串疑问和“判词”可知，李殿图对“盘瓠”历史化思想持批评态度，他并不认为这一描述上古之事的口头表达或文字记载是真实存在。虽然在与蓝芳有关的“抗阻考”文书中，并未直接出现“异类”表达，但同定性“钟正芳事件”时对畲妇衣着的描述一样，畲民的习俗惯制成为汉民士子攻讦畲族先民的重要借口。而“浙江学政朱士彦准考回文”所载“至于廪生王日远等所禀，该畲民婚丧之礼与齐民不同，其妇女头戴竹筒……又称与平民不通婚，礼不行囗体” 等理由，则被一一否定。至于雷云，其“抗阻考”文书和“温州府禁阻考告示”至今保存完好。在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关汉民士子斥畲民为“异类”的直接表述，而他在控告“廪生陈重光挟重诈不遂之恨，串童王藻金、庄兆辉等招贴污榜，藐谕诬禀，逆旨阻考” 时，二十余次澄清自己的家世来历——“世居平邑五十二都李家山仓头地方，曾祖雷世发于乾隆三十年立户，输粮纳税，已多历年，及身七世” ，据此，汉民廪生的“阻考”主因也已呈现出来。
总之，对闽浙交接地的古代汉民来说，畲族先民无疑是一群相继到来的“陌生人”，而所谓“畲民异类说”，正是古代汉民在不甚了解畲族先民来历的情况下，借助畲民不同于当地汉民的生活方式、习俗惯制、语言特征以及艺术个性等，以利益为导向，体现族群间隔的歧视性言论，而这种“异类”的直接指向，则是建立在“盘瓠”历史化基础上的人种定位。不可否认，“异类说”不仅给明清以来的浙闽畲民带来社会发展的阻碍，更在心灵深处留下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正如上文所言，“神话历史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科举考试核心用书的“四书五经”，则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汉文化的历史地位，因此，一向采取神话历史化叙事策略的史学家，则在高扬汉民神话的同时，以矮化其他族群的方式确立了其神话的真实性，并借助科举制度的统一性广播开来，而那些考据学家通过注疏典籍，似乎也增强了神话历史化的通识性。我们虽不能否认还有部分具有质疑精神的文人学士存在，但他们的力量相对弱小，其言论无法抗衡来自科举制度的统摄力，尤其是那些处于最底层的童生学员，只能根据典籍记载认识外部世界，甚至比邻而居的“外来者”。因此，在“阻考”与“抗阻考”的对立过程中，盘瓠神话以其或显或隐的方式呈现在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以及普通百姓的面前，也是可以预见的事实。
科举取士制度在有清以来的近三百年间，以其较前朝更具条理化的“学政”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各阶层的上升通道。就目前的史料来看，虽然在康熙时期既已通过行政文件的方式将一国之人才选拔方案制度化，而雍正四年（1726）改“学道”为“学院”，但真正的“学政”制度化文本——《钦定学政全书》——直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才由礼部尚书素尔讷等人奉旨纂修完成，并自此推行开来。不过，这部法典式文本在促进国民教育与规范人才选拔时，发挥了积极作用，却也凸显了它的族群性、区域性及阶级性。即便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既已完成描绘海内外各族群代表形象的《皇清职贡图》，不仅没有成为《钦定学政全书》编撰者全面认识国内族群的参考，相反更稳固了以满、蒙、回、藏、汉等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的社会地位。
有关畲民的史籍记载早在南宋末期既已广播于闽浙等地，虽然这些数量有限且以个体文人为主导的文字表述，并不具有官方“权威性”，甚至无法在受制于科举制度的基层文人中得到普遍重视，但如王象之《舆地纪胜·梅州》、刘克庄《漳州谕畲》及《宋史》卷四一九《许应龙传》等无不在强化“省民”及其后人（汉民）对畲族先民“蛮獠性”的认识，而这种情况直至清代中后期依然存在，更在官方，尤以帝王“钦定”与科举利益的影响下，这种“对立关系”更趋显著与激烈。而《皇清职贡图》卷三《罗源县畲民（妇）／古田县畲民（妇）》则描绘了闽东畲民的形象，并图解道：“福州府属罗源等县畲民即粤之猺人……畲民五溪盘瓠之后也……妇挽髻，蒙以花布，间有戴小冠者，贯绿石，如数珠垂两鬓……古田畲民即罗源一种……妇以蓝布裹发，或戴冠，状如狗头……”。由此可见，这种带有显著歧视性的图文表述，在得到上层统治者认可的同时，不仅增强了盘瓠神话在解读畲民来源上的可信性，也迫使畲民妇女服饰成为整个畲民群体被异化的一种直观表现，而这正与上文汉民“阻考”，畲民“抗阻考”的基本原因一脉相承。
虽然闽浙畲民在七十余年的“抗阻考”奋斗后，终获“一体科考权”，但从整体上看，这种本应在国家层面加以统一的学政制度，却以点状模式呈现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地点。以上分析让我们看到，尽管钟正芳第一个走上“抗阻考”道路，但他并为未成为第一个获取“一体科考权”的畲民。钟良弼“抗阻考”事件的迅速结案，虽未走向国家层面，但却影响了整个福建畲民的科举进程。也许这其中有巡抚李殿图秉公办案的“公心”在，但正如王逍所言：“虽然目前没有资料提及，钟正芳当年是否直接参与了”钟良弼事件，但“浙南畲民与闽东畲民向来往来甚密，福鼎钟姓宗族与培头村钟姓宗族也素有往来。无疑钟正芳多年为浙江畲民争取科考权的斗争，对福建畲民钟良弼事件胜诉是起过推动作用的。”钟良弼“抗阻考”事件后以“告示”形式周知福建全省，畲民自此几无再受阻考干扰的情况传出。在钟良弼及第秀才后不久，钟正芳为之奋斗27年的“科考”诉讼，不仅为嘉庆帝所亲问，还被记入随后重修的《钦定学政全书》：
嘉庆八年准奏：浙江巡抚阮元会同浙江学政文宁咨称:处州府属青田县有畲民钟正芳等呈请与土民一体应试一事。查《学政全书》，并无畲民与考明文，惟《青田续志》载有前县令吴楚椿《畲民考》一篇，称其顺治十八年由交趾迁广东琼州，由琼州迁处州，历历可据，且其人在青邑置有粮田、卢墓，素行并非贱秽，只因妇女头戴布冠，与本地妇女稍有不同，土著者指为异类，廩生等惑于俗说，不敢具保，致畲民不得与试。咨请部示，明立章程等因，到部。考《学政全书》所载，各省、府、州、县学额，各土司有猺童；湖南、贵州俱有苗童；外此，云南威远之彝人；四川建昌、茂州之羌苗；广东之黎、侗，类皆渐摩风教，登之黉序。至各省回民错处，久与汉民一例考试，隶仕籍者颇不乏人，未闻以其妇女冠饰有异，遂阻其读书上进之阶。今浙江之畲民既据该巡抚、学臣查明，自顺治间迁居内陆，纳粮编户，务本立农，自非丐户、乐户、疍户，身列污贱，例应禁考者可比。现在生齿日繁，其人能通晓文义者，应请准其与平民一体报名赴考，仍照苗猺应试之例，取额不必加增，卷面不必分别，但凭文去取，有取进者，一体科举，补廪出贡。其廪保识认，亦照苗童例，用五童互结，由土著廪生保送，该廪保毋得少为勒抑，土民毋得肆为攻讦，或有顶冒、代倩、传递等弊，一并照例治罪。至处州各属畲户，更有情愿应试者，即照此例办理。
正如上文所言，此文乃取自阮元、文宁等人上书礼部的奏章，它虽得到嘉庆帝亲自圈点认可，但从行文显示，这一记述在改革学政制度对少数族群的挤压时，即便提到“浙江之畲民”，但其核心指向却仅限于处州畲民，因而这种政令式规条并未从全国角度考察畲民应试参考的整体状况，换句话说，嘉庆对前代（乾隆）学政遗留问题的修缮并不全面，甚至在学政制度的推广上，也未做到“天下皆知”，而上述“浙江青田畲民应试章程”也仅以“粘单”形式下达于处州府。尽管这种学政变革无所谓成功，但它对“盘瓠神话”历史化的批评，以及畲与瑶、苗、彝、侗、黎、回等族群的对照，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畲民科考的合法性。不过，道光时发生于温州府的蓝芳、雷云事件再次表明，嘉庆朝的学政变革并不彻底。另外，浙江学政朱士彦的“准考回文”只针对于蓝芳一人；温州知府张球的两次“批示”也只作用于雷云兄弟，而结案后发布的“温州府谕禁阻考告示”也未能突破平阳一县，其文写道：
特授浙江温州府正堂加六级记录十二次徐，为遵批核详事。
道光廿七年（1847）九月十四日，奉兼置布政使司蔡，牌开道光廿七年六月廿九日，奉抚宪批前署司核详，平阳县畲民雷云应准与考，该县各童阻挠，显违定例，自应严行查禁，请饬府查叙例案，出示晓谕，毋许再行攻讦。惟现在县府两试均已考过，该童雷云并请准其分别补考，倘该县廪生及各童等再敢阻挠，即由该县照例究办，俾照惩创等缘由，奉批如常饬遵缴等因，奉此合行饬知，仰府即转饬遵照，仍由该府出示晓禁毋违等因，奉此查《学政全书》，内载：浙江畲民准与平民一体报考。此案前据平阳县畲民雷子清以伊侄雷云、雷夏赴郡与考，被各廪童抑勒阻考等情，赴府呈经前府暨本府饬据。该县审明雷云、雷夏之祖自顺治年间迁居平邑，已历多代，力农置产，实系身家清白，并无各项违碍，应准与平民一律报考等情。详经本府查时例案，详奉各官宪批准在案，今奉前因，除饬县移学遵照外，合行出示晓禁，为此示仰平阳县廪保生童人等知悉，嗣后如有畲民赴考，应照定例，准其一体考试，无许再行阻挠，致滋事端。自示之后，倘敢故违，定即照例究办，各宜凛遵毋违。
特示
道光廿七年（1847）十月初五日给
由此可见，温州府在办理蓝芳与雷云“抗阻考”诉讼时，采取了逐一侦办法，虽然这同地方官吏的升迁或调动有关，但这些历经科考而任职一方的朝廷大员，即便在办理具体案件时，查阅并依照新版学政规条做出了合法裁定，但这种“以点带面”的国策执行行为，不仅未能及时审结相关案件，更无法预见相关事件将以怎样的形式再度发生，而这恰恰表明，国家与地方在国策制定与执行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对等因素。不过，正如有学者所言：不论是钟正芳、钟良弼，还是蓝芳、雷云，他们“锲而不舍的文化诉求与历史抗争”，“对今天发展滞后的山居畲族如何激发自身内在活力，不断超越发展滞后现实，仍具有较好的启迪意义。”总之，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对畲民钟正芳“抗阻考”事件的记载与定性，已然从国家层面给予畲民“一体科考”的合法权，而此前的钟良弼“抗阻考”事件也在福建巡抚李殿图的主持下得到较好解决。然而，回看有关畲民“一体科考权”的国家政策，我们即可发现，它在闽浙交界处的推广与执行并不统一，甚至根本没有获取该有的认识，而接连发生的“抗阻考”事件无疑成为这项政策得以阶段性“落地”的直接推动力。
盘瓠神话历史化因儒家历史观的广播，早在汉晋时代既已发生，并在后世学者的征引中成为统治者与中原汉民了解和治理他者的重要参考，但它尚未真正影响到畲民的科举之路，更未对其日常生活产生直接干扰。不过，两宋时期的相关记述，如王象之、刘克庄等，则反映了北上畲民与南下汉民在一定时空范畴内逐渐产生族群间隔的现象，而于南宋兴起并极大影响后世的“程朱理学”，无疑会对盘瓠神话的历史化起到推动作用。虽然族群间隔于两宋时期发生在畲汉之间是历史进程的一种必然，但基于典籍与口述记忆的探查则显示，这一时期甚可顺延至乾隆中前期，畲民的科举之路似乎还很顺利。以蓝仁（1315-？）、蓝智（约1357-？）为例，他们不仅求学自由，甚至有参加科举甚至出任地方官的自主权；蓝鼎元（1680-1733）一生参加科举十余次，虽未曾及第，但因有功于台湾治理而受职于潮安县，并终逝世于广州知府任上；雷鋐（1696-1760）不仅参加了科举考试，还在中进士后得到乾隆皇帝青睐而逐步擢升至通政使。据此可见，“一体科考权”在清前期的畲民中并非一个不可求取的正当权利，相反还是一个与汉民无异的普通权利。然而，这一切似乎都因乾隆《钦定学政全书》的刊行而产生突变效应，进而导致畲民科考权的被“剥夺”。
乾隆朝之所以会指定制定包括《钦定学政全书》《钦定科场条例》等制度性条文，其根本目的是在选拔人才的同时规避科场舞弊的“顽疾”，但这种具有显著层级性与族群性的制度化文本，不仅未能完全消除上述“弊病”，更引发了新的利益矛盾甚或族群冲突。尽管乾隆《钦定学政全书》特列了“土苗事例”，但它主要针对于（影响）较大的少数族群，尚未对畲民这类较小族群做出说明。因此，在没有国家定性的情况下，畲民如以“畲”之身份参加科举考试，似有“违法”嫌疑，但不以本来身份参加考试，又有触犯“冒籍” 的风险（在雷云案中，温州知府张球曾两次指出：“吊（调）查县试文卷，原填雷云/夏名字，而五童互结内又写李雷云/夏字样，两不相符”；“尔兄弟本属雷姓，县考时何故覄以李姓，令人不解”，对此，雷氏兄弟解释道：“伊本姓雷，恐众童阻考，故于结内添写李字，自知冒昧，情愿具结” ），而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清朝统治者在科举制度上设立了不同层级的“保结”制度 。不过，畲民由迁徙到定居的基本过程是否为周边汉民所了解，而与当地汉民的互动以及族群文人的数量，都是“保结”制度能否在畲民科举中顺利推行的关键（上文中，笔者已对雷云身世做过引述，而“浙江学政朱士彦准考回文”则多次记述到：蓝芳乃“祖居泰顺已经六世”“身家清白”“务农为业，编户纳粮” 的良民）。
盘瓠神话历史化不仅为汉民士子所延传，还影响到畲民士子对民族口头传统的理解方式。光绪二十四年（1898），刑部主事钟大焜在重修《钟氏宗谱》时，特请汉民好友吴征鳌为之代序，其文写到：“……《后汉书》‘盘瓠’荒远无稽……因其先有联姻高辛之荣，而遂忘其有盘瓠之辱……盘瓠之辱，则已群指而目之……独取于四千年以前盘瓠之辱为荣，非由于山民无知不识字不读书，何以至此哉？”由此可见，授意于钟大焜的这则谱序已然表现了他对盘瓠神话的否定态度。民国九年（1920），畲民士子雷玉卿在《雷氏宗谱·解盘瓠说》中写到：“吾祖自轩辕赐姓以来，乃西陵氏嫘祖……元妃而生……哪有盘瓠狂谬之说也……谬传帝以女妻盘瓠者，岂不碍于圣门……致令无识之徒，借资口实，群相诟骂，漫侮圣经。”据此可知，雷玉卿在“以儒学观念极力否定盘瓠神话”时，“亦不可避免地将始祖身世付诸于更远古的嫘祖神话中。”而在民国畲民士子雷一声看来，盘瓠神话乃“腐儒因之，遂以弁诸谱首作鼻祖……迂腐卑劣，令人喷饭不已。斯谱之作，本拟删之，但以误传误已深入脑根，牢不可破。姑依原谱存之……”
对此，蓝炯熹评道：雷一声以矛盾心理在宗谱中保留“盘瓠”内容，说明“积淀在畲民传统文化心理中的盘瓠传说已经根深蒂固，是不能轻而易举地动摇的。”因此，尽管学政层面的盘瓠神话已然在国家层面得到否定，但它的历史化倾向不仅没有从汉民士子的思想中得到清除，甚至未能影响普通畲民对它的传承。
尽管上述问题在清中后期深刻影响了畲民的科举之路，而其深层的“盘瓠”之因，也在畲民“抗阻考”的过程中得到部分消弭，但从整体上看，这种胜利俨然缺乏普遍意义。也就是说，即便以嘉庆《钦定学政全书》为代表的国家法规已将钟正芳事件记入其中，并明确畲民具有无可争议的“一体科考权”，但这种定性并未得到广泛认可，更未得以实际推广。虽然“钟正芳”与“钟良弼”都曾在闽浙畲民“抗阻考”呈文以及政府判词中得到应用和肯定，但它并未在民间层面，甚至基层文人中产生较大影响。虽然“上导之则为风，下习之则为俗”，但以“盘瓠”历史化为思想基底的观念，并非一纸文书所能根除，而这恰恰彰显了“习惯”规则所具有的坚定民间立场的“法律”特征。正因如此，“阻考”事件在雷云之后，仍有发生。据《丽水地区畲族志》记载，清光绪三年（1877），丽水富岭童生蓝帮光到处州府应考，被汉民童生辱为“盘瓠遗种”而不予准考；清光绪八年（1882），景宁县张春乡东弄村蓝培开、蓝廷福，暮洋湖村蓝炳水三人参加处州武科会考，被汉族童生称为“小姓人”而不准应考。虽然这两次“阻考”事件都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未能酿成更大的族群矛盾，但它却反映了国家政策面对民间认识与利益之争的无力感。因此，与其说针对畲民的学政变革是在改善族群矛盾，不如说是封建政府为“维稳”而采取的渐进式规避措施。
神话在儒家思想的催动下不仅变得“碎片化”，并在走向“历史化”的道路上，很可能成为族群矛盾的导火索，而本源于畲民社会的盘瓠神话在畲汉士子的利益争夺中，显然加剧了彼此冲突的发生频率。当钟正芳、钟良弼、蓝芳、雷云，乃至后来类似“抗阻考”事件的主人公，通过自我努力与乡邻帮助而获得“一体科考权”时，那些来自政府的行政命令在改变汉民士子的“阻考”行为上，似乎起到了区域性“遏制”作用，但这种并不全面的且具有显著阶段性的行政推动只能是一种字面上的“约束”，因此，要彻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不仅需要纯粹行政命令的引导，更需要从思想层面突破神话历史化的负面影响。其实，盘瓠神话对畲民科考活动的干预，虽以国家政策不完善与族群（个体）利益争夺为主因，但不同视角的神话历史化理解却在不同族群中有不同表现。换言之，畲汉两族在盘瓠神话历史化的过程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这种角色却是相反的。当以内部视角，即在“以我观我”的模式中演述神话时，它反映的是特定族群的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而从外部视角，即在“以我观他”的方式中认知神话时，它则成为历史真实的载体。由此可见，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他”“我”关系，在揭示神话的两面性——真实与虚构——的同时，也催发了族群边界的形成。总之，盘瓠神话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因内部信仰与外部史实的士人对抗，不仅为畲汉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阻碍，更影响到畲民对自我文化的认同，而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在解决这一社会矛盾时，虽在公文上倍下功夫，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肃清它的产生根源。所以，直至科举制度彻底废除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这一源自盘瓠神话的社会问题才算真正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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