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迟、王宏杰/著确定会议代表 1921年6月3日，一艘意大利轮船缓缓驶入上海黄浦江。一位大胡子的外国人，住进了外滩附近的大东旅社，他登记用的名字是中国化名“倪公卿”。这就是对中共建党极有关系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较马林略早几天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上海调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 不久，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李达及李汉俊秘密会面了。在听取了“二李”的报告后，马林建议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 据李达后来回忆：“6月初，马林（荷兰人）与尼克洛夫（俄人，即尼科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2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 马林拿出他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当时全国已有5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后来还有广州），加上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即中国留学生），一共是7个地区。全国党员则一共有57名。 信款由李达寄出，各地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便及时开会选举代表。当时李大钊正公务繁忙，张国焘和刘仁静最后被推为代表。也许是机缘，张国焘便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对于此事，史界一直颇有争议。 张国焘自己回忆道：“北京支部应派2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刘仁静则曾作如下回忆：“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2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一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人去出席‘一大’。” 在另一处，刘仁静这样做了分析：“在北京小组里，李大钊自然是公认的领导人。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由于他的威望、贡献，我们平时都尊称他为‘李先生’；再加上他因学者名流身份，目标较大，不宜随便参加我们的活动。至少在我心中，李大钊与其说是我们的组织领导人，不如说是我们的思想领路人。这就是我们习惯于尊重他的意见，但在组织活动中却并不事事都去打扰他，而宁愿把他是否出面的问题留给他自己去决定。 “在北京小组里，张国焘是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日常工作的实际组织者、会议的主持人，他又是小组的元老之一，我就是他发展入党的，所以在我心目中，他也是小组的负责人。 “在北京小组里，邓中夏和罗章龙是积极分子，在各项工作里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很强的工作能力，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他们是小组的骨干力量。 “我自己当时也算是比较积极的。不过我的积极性主要表现在热心钻研马克思主义上，那时张国焘就说我是书呆子，说我逢人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滔滔不绝。 “小组的成员还有高尚德即高君宇，他也是个热血青年，积极性高，但由于参加小组时间不长，在组内的影响还不大。另一个成员叫陈德荣，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还有一个叫李梅羹，是个很老实的人…… “当时小组的情况就是这样。按道理说，小组代表应该是小组的主要人物，不过在实际选举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因素起作用。 “我依稀记得那一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 “我记得会上没有选举李大钊。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李大钊因校务繁忙，不能前往。这也许是他和李大钊事先研究时得到的印象。但这也符合当时我们的想法。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能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对于德高望重的李大钊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世人都很关注。刘仁静又写道：“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他。” 而罗章龙对于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之事有更为详细的回顾：“1921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陈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达10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为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然后才到上海的。” 少年中国学会是李大钊等人创建的一个进步革命团体。 刘仁静和罗章龙的回忆虽然不完全一致，但都说明，张国焘和刘仁静被推选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着相当偶然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是：（一）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党的成立大会，以致于主持教师索薪工作的李大钊连推选代表的小组会都没有参加；（二）其他的人工作离不开，不能去；（三）张国焘有可能当时已在上海，刘仁静则顺路要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 就这样，张国焘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而这也便成了他在以后的政治与革命生涯中一段不可多得的资历。中共建党元老的光荣历史，再加上“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金字招牌，使他在10几年后的鄂豫皖苏区倍受人民敬仰，连骁将陈昌浩也因此极为信赖这位顶头上司。这真是一道神圣的、灿烂的光环！ ¤会前人际关系 张国焘几乎是外地代表中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因他要筹划大会的准备工作。 张国焘在途经山东济南时，曾在那里逗留了1天。济南党小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约了8个当地党员与他会面。一群人一齐租了一条游船，在碧波荡漾、视野开阔的大明湖上畅谈。张国焘感觉王尽美和邓恩铭都像个小学生，很有勇气；但理论功底不佳。看来，还是自己这个在天子脚下念过书的名牌大学生要强过一头。 第二天，张国焘乘车南下，直奔上海。此时，他脑海里仍浮现着大明湖美丽如画的景色。他也许还没想到，不久后他又要在另一个更美的湖上（嘉兴南湖）泛舟了。 这已是张国焘第五次到上海了。他轻车熟路，直奔李达家中。对于李达，张国焘有这样的回忆：“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言辞简短，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与李达谈完话之后，张国焘又来到望志路106号，即李汉俊的新居。在这座后来名垂史册的房子里，他又领教了与李达不同风格的李汉俊。他如此形容李汉俊：“是我们中的理论家，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 从“二李”那里，张国焘迅速察觉到他们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的不融洽。“二李”性格都太为耿直，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说便怎么做；马林却偏偏也是这种人。于是三人经常发生明显的分歧，有几次差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很希望借此机会好好表现一下自己。他先从“二李”那里了解到马林和他们的谈话内容，于是毫不迟疑地来到南京路上的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上与马林会面。 在张国焘记忆中的马林，性格是非常鲜明的，与后来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和颜悦色、为人随和形成反比：“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是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劲，有时好像想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张国焘的眼光很准，他并没有看错马林。马林的血管中，是有那么几滴普鲁士人的血液，难怪会与同样倔犟的“二李”弄得十分僵了。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了几岁，却显得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谈得融洽无比，又同“二李”相处很是亲热。这样，他便往来于马林与“二李”之间，成为双方的协调人。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如此以来，张国焘自然地介入其中，并反客为主，把筹备的领导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嗣后，中共“一大”由张国焘实际主持，缘由便在于此。 不久后，各地小组选派的代表纷纷到达。他们是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北京的张国焘（原籍江西）、刘仁静（原籍湖北），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原籍贵州），广东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原籍湖南），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原籍湖北），再加上东道主上海的李达（原籍湖南）、李汉俊（原籍湖北）——其中，鄂籍5人、湘籍4人，加上赣籍1人、粤籍1人、黔籍1人，南方竟占了13位代表中的12人；只有1人是北方人（鲁籍）。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一共15人。 见到毛泽东时，张国焘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记得数年前，那时“五四运动”尚未爆发，毛泽东曾经通过他那过去的湖南第一师范老师、当时还是“准岳父”的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昌济的介绍，在李大钊负责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短期的助理馆员。当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名教授，张国焘、刘仁静这样的高材生在一起高谈阔论、有说有笑时，一旁的“毛润之”却只能“仰视”他们，只能当听众。没想到，如今他也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之一，成了湖南党员的代表、中共“一大”的出席者！ 张国焘后来对毛泽东在“一大”时的评价是：“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确实有时爱开玩笑。不过张国焘这样说他时，并不含有贬义。 当时毛泽东、包惠僧、周佛海与张国焘住在博文女校；而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则住在南都路辅德里的上海共产党小组机关处；陈公博因带有娇妻，住在马林下榻的十里洋场大东旅社；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住在另外的旅店里；“二李”则住在自己家中。 博文女校是李达借来的，借口有北大暑期旅行团要住。张国焘本来也被安排在那里，可他总疑心同其他人住在一起不安全，而且伙食也不好，于是他便常常跑到上海的朋友那里去住。 ¤大会正式开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家正式举行，会场就设在李家客厅里。其布置很简单：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长条餐桌，桌子周围是一圈圆凳，桌上摆着一只粉红色的玻璃花瓶、一套茶具、一对紫红色烟灰缸。房间四面安置有茶几、几把椅子和一方两屉小桌。 大会推举张国焘为会议主席，主持日常议事日程。会议秘书是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工作。 张国焘坐在桌前的显要位置，神采飞扬。他首先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又提出了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张国焘宣读了由陈公博转来的陈独秀信函，其中谈了4点意见：（一）党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意见；（四）群众路线。 刘仁静微笑着坐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正在发挥他的特长——翻译。他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有时，坐在另一侧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 张国焘仰着他那张宽脸，侃侃而谈，不时地在重要地方停顿一下，用眼睛看一看马林的反应。他一直讲了20多分钟，才告一段落。 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一副宣传鼓动家的派头。他似乎又回到了在印度尼西亚街头演讲的角色中——他曾在印尼做过多日革命工作。 当马林讲到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时，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目中，“列宁同志”享有崇高威望。马林眼里闪着光芒，说着列宁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怀；他很期望中国建立起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代表们的眼睛，全都睁得大大的。若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的话，代表们必然早已激动地鼓起掌来。 马林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一直讲到子夜。 马林的口才让张国焘叹为观止，他不禁暗暗佩服起了这位优秀的国际主义演说家。 马林讲完之后，尼科尔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言，他的话似乎并没有引起大家多大的注意。他一讲完，张国焘马上宣布散会。 当代表们披着浓浓的夜色走出李公馆后门时，四下里已一片寂静。晚风习习，吹得大家个个意气风发。这次大会开得十分热烈，以致于没有一个人面带困意。 那晚的月亮并不是很亮，却很柔和。 这是中共“一大”期间第一次全体会议。 以后的几天里，会议仍一直在李公馆举行。然而，时而有的代表会因琐事无法前来开会；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怕出入过频，引起路人怀疑，所以也很少来。张国焘是大会执行主席，他是每回必到的。没有马林在场，他倒可以轻松起来，大声加入讨论。不知为什么，他在马林面前总有些拘谨。每次会议结束，他便匆匆奔赴大东旅社，向马林、尼科尔斯基汇报会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张国焘自己也做了一个长达6000字的发言，汇报他近两年来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方面所的一些工作。这就说明，他当时对群众运动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明确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会议之初，气氛还是很融洽的。但越到后来，争论渐起。尤其当起草党的纲领和决议时，争论就更加激烈了。 张国焘是会议主持人，自然被选进起草小组；李汉俊懂得4国外语，博览马克思主义典籍；刘仁静素有“小马克思”的雅号；还有董必武和李达，他们都参加了党纲的起草。 最激烈的争论，总是爆发在两位已读过不少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人物——刘仁静和李汉俊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党纲。 经过一番又一番的争论，在党纲、章程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一般密密麻麻的修改记号。每次一到论辩最激烈处，张国焘总是恰到好处地站出来，双手一拂，大声说：“别吵了，这个地方先记下来，等马林看后再决定好了。” 他极为推崇马林，这使得其他代表很不愉快；尤其是东道主李汉俊，因为他总是在气势上压倒刘仁静。而每当张国焘出面调解时，他就认为这是张国焘在帮自己人——刘仁静与张国焘毕竟是同在北京小组的，而且还都是来自北大。 ¤会场发生虚惊 在上海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马林亲自出席。谁知就是这次会议，却险些出事了。 那天是7月30日，天气分外的闷热。即便是坐在屋子里不动，汗水仍汩汩地从身上各处汗毛孔内渗出来。 代表们决定白天不开会，等晚上有凉风时再举行。 当夜幕降临大上海后，会议准时在李宅召开。 这次又缺了一个人——周佛海。据说那天他肚子痛，大泻不止，只好呆在住处休息。 代表们依次坐定后，马林宣布开会。不一会儿，从那扇虚掩着的后门里，伸进一个陌生人的头来。那人挤进门内，众人这才看清，是个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他那一双怀疑的眼睛到处乱溜。 李汉俊站出来，大声质问这个冒昧闯进自己家门的不速之客：“你找谁？” 那人随口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 “这哪有什么社联，什么王主席？”李汉俊一脸诧异。 那人忙称找错了地方，一边弯腰道歉，一边匆匆退了出去；还回头使劲地盯了两个外国人几眼。 面对这一情形，富有多年地下斗争经验的马林，双眼顿时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怎么一回事，李汉俊当即作了简要的答复。 马林忽地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用手“嘭”地拍了一下桌子，当机立断：“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应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张国焘慌忙宣布中止开会，代表们纷纷散去。 李汉俊是主人，自然不能走；陈公博也坐下来陪他。陈后来在其《寒风集》中写道：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里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惶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说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马林的判断是正确的。幸亏他们转移得早，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不一会儿，便有大队人马赶来包围了李公馆。 原来，闯进门的那个人叫程子卿，是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那天他路过这里时，正好听见了马林声若响雷的异国语言，不觉起疑，进来查看。见到这一屋子人，忙回去报告了。 多年以后上海解放，他还把这件事公开了出来。不过，共产党并未为难程子卿，反而请他参加了几次座谈会，他倒成了一个历史的活见证。 据陈公博不久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 “……不想马上便来了1个法国总巡，2个法国侦探，2个中国侦探，1个法兵，2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而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筐，骚扰了足足2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朋友隔开，履行他侦察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中国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家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地搜查。那个中国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是误认为我是日本人，误认为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查。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科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着你们还是有知识、有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其实还是很危险的。陈公博又回忆说：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密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纸罢，连看也不看……” 好一场惊吓！ ¤宣布中共成立 出现这种情况，这会在上海是开不下去了。李达提议离开上海。可去哪里呢？周佛海建议去杭州西湖——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3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自然非常熟悉那里，兴冲冲地愿作向导，翌日一早就要领着大家前往。 这时张国焘虽然也很想离开上海，却不同意去杭州。他认为杭州是个旅游胜地，人多世杂，容易暴露。 结果，李达夫人王会梧提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去。嘉兴离上海并不远，城市不大，挺安静，不大会出乱子，风景也好，可以在南湖上租条游船继续开会。 嘉兴？好地方！大家一致赞成。 正在这时，陈公博却打起了“退堂鼓”。他所住的大东旅社，头天晚上发生了一起人命案，夫妻俩均受了惊吓。陈公博美妇在畔，只得忍痛不参加会议，带着老婆跑到杭州游山玩水、散心快乐去了。 李汉俊也不能去。他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侦探的严密监视，无法脱身赶往嘉兴。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去不了。他们二人都是特征鲜明的外国佬，在火车上实在太为惹眼。于是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开会了。 不久，余下的代表们一起乘火车来到嘉兴。 嘉兴是座古城，秦朝时称由拳县，三国时吴国设置嘉兴县。它位于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点，离上海、杭州都比较近，何况又临海不远，也就逐渐兴旺起来。 南湖可谓嘉兴的一处胜景。它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地”，雅号“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湖，这两部分形如两鸟交颈，遂得此美名。 南湖之妙，更在湖中心有一小岛，岛上亭台楼榭，绿树红花，美不胜收。 南湖原本是一片泽国，并无湖岛。如今跃然湖心的那座美丽小岛，是人工堆成的。那是明朝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兴知府赵瀛修浚护城河，把挖出的河泥用船运至水中央，垒成小岛；又把原来岸上的一座烟雨楼移于岛上，并在其四周栽种花草果木，培植垂柳绿杨，岛上顿时飞红流翠，恍若仙境。 明朝万历十年（1582），嘉兴知府龚勉又下令在烟雨楼外建造亭榭，南面拓一台曰“钓鳌矶”，北面筑一池曰“鱼乐园”，更增南湖之妩媚。 相传当年乾隆帝南巡，先后曾8次登上烟雨楼，抚栏远眺南湖胜景，佳句迭出，一时间南湖声名大震。民国元年（1912），临时大总统“国父”孙中山也曾来此处赏玩过。 今日，中国的一批共产主义先行者也行到了南湖之滨，品评起这水这绿来了。 王会梧早已先行莅临，打点一切。 很快，一条雕梁画栋、装饰奢华、陈设考究的游船出现在代表们面前。 张国焘第一个跳上船，兴奋得大叫：“这船太美了！” 不一会儿，游船已起锚开航，驶向湖心。 这已经是8月初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进行。 王会梧独坐在舱外，留心着四周动静。舱内摆着茶点和麻将，一群人围坐在圆桌前，出手也甚大方。这颇像是几位好友在游湖遣兴。 上船后不久，南湖上空便乌云密布，迅即就大雨滂沱起来。南湖上下，烟雨茫茫，名副其实。 然而，船舱里的代表们却无暇欣赏景色。大家热烈地讨论着，加紧完成各项议程。 这也真是“天公作美”！有谁会想到，在这样茫茫大雨的湖中心，竟还有着这样一条用处特别的游船？还有着这样一群为宏大理想在设计着灿烂前景的人们？ 这次会议开得很顺利。 最后一项已接近尾声，大家正在认真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投票选举中共中央组织机构的几名首届负责人。 张国焘低着头，似乎是在沉思。他忽地又拿起笔，在手中的选票上画着什么。不一会儿，他便填写好了选票。抬头看看大家都在低着头填写，他脸上不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随即这笑容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脸的严肃认真。 他在心中默数了一下，明白自己定能当选无疑，不禁又自信地微笑起来。是呀，在这13名代表（含缺席的2名，国际那2名不算）当中，又有谁能在声望、资历上超得过他张国焘呢？ 唱票正在顺利进行。看来，选举的结果与他估计的大同小异。 党的书记，自然非陈独秀莫属。这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新青年》杂志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与著名教授，在众人心目中具有极高的威信。所以他尽管没有出席，但仍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为这个新生党的最高领袖。 不出张国焘所料，他自己被选为三人常委（或者叫中央局三人团）中的组织主任，也就是后来的组织部长。这次会议是由张国焘主持的，他出色的口才与组织才干受到与会者的诸多好评。 张国焘心中好不高兴。因为尽管书记是陈独秀，但当时他还远在广东，中央常务大权自然非自己莫属。而李达这个当选的宣传主任（即宣传部长），在张国焘眼里充其量不过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而已。 那天傍晚，雨终于停了。乌云散尽，一轮落日火一般地挂在天边，将湖面映得金光粼粼，煞是好看。 望着夕阳的脉脉余晖，画舫上的人都长吁了一口气。这次重大会议，总算圆满地到达了尾声。 张国焘对着西天坐着，一张宽大的脸庞泛着喜悦的金泽。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缓缓站起身来，两手扶桌，尽量压低声音说：“本次大会现在终于结束了！亲爱的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正式成立了！” 紧接着，全体代表也都尽量压低声音，激奋地呼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这声音虽不大，却震颤着整个南湖，使波光一圈圈地激荡开去。源自欧洲大陆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见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篇首），也从此在东方的中国大地上徘徊起来了。 此时，身为第一次大会主席的张国焘绝对没有想到，有那么一天，他竟会背叛这个自己曾亲口宣告成立的组织！ 张国焘后来也曾在其回忆录中坦白地写道： “绝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了这个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 究竟是党变了质，还是他自己变了质呢？ 历史将做出公正的回答。 历史也已做出公正的回答。 大浪淘沙，非真金不能炼得。 鲁迅先生曾说过： “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行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事实正是如此。历史已清楚地展示给了后人这些建党者的一生： 在革命进程中，何叔衡、李汉俊、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先后光荣牺牲，永垂不朽！ 陈公博、周佛海叛党卖国，后来投入日本军国倭寇的怀抱，成为可耻的汉奸。 李达、刘仁静、包惠僧相继脱党。 还有本书主人公——张国焘，其起伏浮沉的一生，将在后文中再作详尽的叙述。 最后，当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冉冉升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时，只有毛泽东与董必武两个人，巍巍地站在了开国大典的城楼上。 大浪淘沙，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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