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16日，《红色中华》报报道《蓬勃发展着的闽西南的赤色游击战争》。
邓子恢忘我工作，勤奋学习。深夜，同志们疲倦地酣睡了，他还在用黑布蒙起来的油灯下细细阅读材料，思考下一步行动计划。由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部队不了解国际国内情况，他就千方百计托人去找国民党出版的报纸，从反动报刊的新闻报道中研究革命形势。有一次从敌占区弄来一张旧报纸，邓子恢看到报纸上登载有国民党军队在湘、桂、黔一带“围剿”红军的消息，判定主力红军已经突破了敌人江防线，转战到西南各省。于是，他马上写了一份关于革命形势的宣传提纲，印发到各游击队去。这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增强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起了很大作用。在永定东部游击区，由于正确贯彻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斗争方针和策略，紧紧依靠县、区、乡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得到了老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经过三个月艰苦斗争，逐渐夺得了战争主动权，打破了敌人第一次“清剿”计划。
9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发动第二次“清剿”。蒋介石调集八个师的兵力，布置在龙岩、永定、上杭、漳平、长汀、连城各县，到处筑起堡垒群，实行所谓“驻剿”、“搜剿”、“围困”等战术，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进攻。同时，实行移民并村和烧、杀、抢等极为残酷的反动政策，并实施了“十杀令”和移民并村、计口售粮等毒辣手段，企图隔绝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游击队长期隐蔽在密林，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折磨。有相当一段时间，指战员们住在山洞里，没有粮食，只得靠山上的竹笋和野菜充饥。为了打破严重的白色恐怖，军政委员会提出了“分散行动，坚决依靠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群众利益”的行动口号。军政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分别到永定、上杭、龙岩等地直接指导斗争。邓子恢又到龙岩、永定、南靖边界指挥由丘金声、丘织云、伍洪祥、魏金水等领导的红八团开展游击战争。当时红八团兵力不多，武器也不好。邓子恢到后，肯定了他们根据毛泽东在井冈山总结的“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的游击战术，并及时地把这一经验传达到个游击区，使红军游击队成为既能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部队。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从闽西调四个师兵力北上，继续围攻红军。闽西反动武装力量大大减弱，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活动得以迅速开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上海联络站得到了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为了讨论中央指示并总结两次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军政委员会于1936年1月在上杭县双髻山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接受并执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补选邓子恢、谭震林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兼财政部长，谭震林兼军事部长）。1月5日，邓子恢根据会议精神，草拟了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正副主席签署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布告(第二号)》，分析了民族危亡的形势，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卖国反共的罪行，明确宣布了党的抗日讨蒋纲领。
邓子恢根据新的形势变化，适时提出了“争取保甲长，改变保甲制度为赤心联盟”、“争取壮丁队为农民自卫队”和“争取白色碉堡为隐蔽的赤色碉堡”的口号，争取爱国的联防保甲长不反对红军游击队，至少保持中立，互不侵犯。同时，邓子恢同新形势下革命队伍中产生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一方面批评了狭隘的关门主义，主张在“抗日反蒋反法西斯蒂反捐税等口号之下与一切阶级和个人建立联合战线，这样来推动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的更大开展”；一方面强调在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政策，应当坚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地位，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由于邓子恢能够正确理解并执行党的方针和策略，工作深入细致，许多保甲长和敌人的碉堡被我们争取过来。有的表面上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为我们服务，成为“白皮红心”；有的则严守中立，与我们订立“君子协定”，互不进犯。在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闽西游击区在1936年上半年打开了新的局面，红军游击队的活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的老苏区和游击区又恢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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