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
农运高潮
北伐节节胜利，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就在湖南。毛泽东同志曾在我们湖南家乡作了32天实地调查，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平江地区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参与北伐革命，在斗争中经受锻炼，普遍建立并壮大了农民协会。早在1925年间，全县多数乡村就在地方党组织的宣传鼓动之下，办起了农民夜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秘密农会。为培训农运骨干，平江地方党组织还选派了一批党员南下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1926年8月，北伐军攻下县城后，原先秘密活动的农会，此时便公开亮出了农民协会的牌子，带动了全县还没有农会组织的所有乡村。在铁锤镰刀的召唤下，新的农会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整个平江地区沸腾起来了。
面对统治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势力，“泥腿子”们第一次真正直起了腰，抬起了头。他们的口号是“农民万岁““一切权力归农会”有组织的农民，将不法地主、土豪劣绅打入另册，根据其罪恶大小，分别采用清算、派捐、罚款、游乡、关押等办法给予惩处，罪恶深重民愤极大者还要公审直至判处死刑，从政治上、经济上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我所熟悉的西乡语口就有过这样一件事:有两个人叫江来仪和江竹林的，都是西乡有名的大劣绅，多年来欺压农民、为非作歹，群众恨之入骨，却又敢怒而不敢言语。
区农会成立后，农民有了主心骨，便把他俩一齐抓住戴上两尺多高的纸帽子巡回游乡，那天参加游行的农民达两万余人，真是声势浩大。江来仪和江竹林在愤怒的群众面前，哭丧着脸连连赔礼请罪，西乡农民扬眉吐气。总之，疾风暴雨般的农民运动，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法地主的威风扫地以尽，而世代当牛作马的穷苦农民则翻身掌了大权。那时的农会权威大得很，大事作主，小事也管，甚至连婆媳不和、夫妻吵嘴也要到农会去评个理，要求参加农会的人越来越多。
我当时还在学校读书，只顾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活动，忙于做宣传工作，很少顾及农村的斗争。没料到父亲在家乡己入了农会。因他出身贫苦，为人正直，不久即被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成了秀水乡一带农民运动的骨干，带领当地穷苦农民组织梭镖队，抗租、抗捐、抗税，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作斗争。当时的农民运动真如泰山压顶，农民协会主宰一切，没有入会的争着入会。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而不可得。真有这样的事:有些小劣绅想出钱买个农会会员做做，而遭到农民的坚决拒绝，
说是“谁要你的臭钱气全县乡乡都办起了农会，会员有数万之众。在这基础上，平江县农民协会成立了，选举产生的常务执行委员都是共产党员。
农民起来革命，荡涤着一切封建传统和旧社会恶习平江县农民协会明令禁止封建迷信、禁赌、禁毒、禁娼、禁偷盗、禁止虐待打骂妇女，提倡男女平等、妇女放足、婚姻自由、识字扫盲.一时间，平江农村风气大变，真是牌赌禁绝，盗匪潜踪，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学校也是一派新气象，学生胸怀大志，讲革命理想，讲救国救民，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女学生还穿起了裙子和短袖衣，表示反对旧礼教，抛弃封建的传统服饰。当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仅革掉了“长辫子”如今农民起来“打倒列强除军阀”，一切反动势力和旧社会恶习都在革除之列。当然也有些过头的东西，但主流是好的。在短短几个月内，几乎使整个平江农村兜底翻了个身，这实在是个奇迹。
然而，对于如此急剧高涨的农民运动，党内的看法并不一致。毛泽东同志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了对待农民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叫“好得很'，一种叫“糟得很气这虽然说的是整个社会舆论，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来讲的。
当时瞿秋白同志主持党中央的宣传工作，支持农民运动“好得很”的意见，重视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报告，并亲自为之写序，于1927年4月在汉口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公开出版。但是，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很怕农民起来造反得罪了国民党，还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从“左”的方面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忽视了农民运动，因而毛泽东同志当时的正确意见，只在包括我的家乡平江在内的湘、鄂、赣一带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整个说来，农民运动并未受到党内重视，使我们党与工人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国民党右派之所以敢于发动“清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这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投笔从戎
平江最初的农民武装，是为配合北伐军攻打县城而建立起来的，多少带有自发性，不仅人枪少，也缺乏训练。但平江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农民武装，并进行了积极的引导。
当北伐军夺取平江县城时，在各地农民协会的组织和发动之下，几乎所有区乡都成立了农民自卫队或梭镖队，在城镇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虽然这些工农武装的武器都很落后，大部分是梭镖、大刀、鸟铣，只有少数枪支，然而这些武器操在工农手中，威力就大不一样。就连儿童团扛着红色木棍盘查放哨，也颇有几分威严。中共平江县委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以这批工农武装为基础，成立了县团防总局，由共产党员余贵民任局长，直属队就有soo余人枪，基层骨干全部是党团员。
1927年春，我从西乡第四高小毕业，因政局动荡和家境所限，无心也无力继续升学。回想这两年读书生活，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不仅组织上加入了青年团，而且基本确立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决心投身革命。离校前夕，上级团组织约我谈话，交代了回乡工作的任务，并将团组织关系转至西乡梓江团支部。
回乡之日，正值湖南农民运动鼎盛时期，平江全县农会会员已达30余万人。我在西乡农民协会帮助工作，同农民接触多了，才深切体会到农民一旦觉醒所释放出来的革命积极性，真是无穷无尽，可敬可贵。记得当年家乡广为流传的《农民协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农民协会是广大农民谋利益的唯一大团体，是由真正农人，一个一个有秩序而组织的。平江的农人一齐结合了，会员人数可达四十万，此力量较什么都要伟大，再进而联合全省全国，就可以打倒侵略中国的一切资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压迫人民的军阀。到那时，全国不是统一了吗?中华民族不是自由独立平等了吗?
凡是受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及一切反革命派压迫的农友们，一齐行动起来吧!”这些通俗易懂、慷慨激昂的文字，即便现在读来也还是很有感召力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轰轰烈烈、如火如茶的农民革命，使人们看到了未来，充满了希望，切身体验到民众大团结的伟大力量，鼓舞着人们去向一切反动势力作拼死的斗争新的工作环境，要比在学校里对我的思想影响和触动更大，更坚定了我投身革命的决心。
那时候，我真可以说夜以继日，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行动，去努力完成农会和团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因我年纪小，目标也小，这是完成任务的一个有利条件，我总能比较准确地侦察到当地土豪劣绅的活动情况，并及时向农会报告，供农会和上级研究决定斗争策略。每当农民自卫队行动时，我也积极参加，传消息，摸情况，带路抓土豪，样样都干。
还时常为农会书写标语口号和各种告示替申请加入农会的农民填写志愿书。学校里学来的一手毛笔字，有了用武之地。
平江西乡各农会组织当时属中共平江西三区区委领导，区委书记是萧助国。在几个月做农会工作的接触中，他见我积极肯干，又是青年团员，蛮有好感，不久便动员我脱产参加武装。这真是求之不得!其实我早有此念，只是碍于年龄小，怕队伍上不收，才未启口。
1927年5月1日，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我这个踌躇满志的西乡学生，拿着区委介绍信，来到“平西游击大队”部报到了。那年月，青年小伙子、又是能说会写的小知识分子参军，这在以工农分子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中，是很受欢迎的游击大队长钟永彪见我是萧书记介绍来的，非常热情，当即决定留下当他的警卫员(当时又叫勤务兵)。从此，我开始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军旅生涯。说来也巧，1929年2月，又是萧助国、钟永彪介绍我由青年团员转党的，这当然是后话。
他俩和当教师的宋润清、周子槛一样，都是我思想启蒙、投身革命的引路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正当我拿起枪杆子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臭名昭著的长沙反革命叛乱正在密锣紧鼓的策划之中。
风云突变
我刚参加部队，从立正、稍息、齐步走学起。工农革命武装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为了让大队长工作起来方便，我除了扛自己的一枝马枪之外，平时要帮大队长背驳壳枪和装有文件、材料的挎包，还有他随时取用的一柄铜制水烟袋，也由我代拿，那家伙挺沉的，如有行动，我还得背两床毯子和两个人的干粮，这样夹七杂八加在一起，足有40斤，再跑上几十里路，确实够累的。到了宿营地，大队干部在一起商量工作，我得安排好他们的食宿，领导休息时，我负责警戒有了实践才知道，种田虽很劳累，当兵也不轻松，尤其是铁的纪律，与在农村、学校都无法相比.尽管如此，我仍兴致很高，浑身就像有使不完的劲。
当“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不绝于耳，南方数省民众正沉浸在北伐胜利喜悦中时，国内的政治风云突变了。两湖地区几个大中城市消息传得较快，乡村的信息却闭塞。就在我参加队伍的前些天，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崇禧亲自执行蒋氏“清党”大屠杀密令，出动大批流氓、军队强占上海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打死打伤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数百人，革命志士的鲜血染红了上海滩。15日，号称“革命堡垒“的广州城也开始戒严，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数日内就有200余人遇难，2000余人遭关押18日，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右派政府在南京成立，所发第一号通令，即是搜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分子190余人的通缉令第一次国共合作就这样破裂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一切来得都那么突然!
此时，湖南乡村的农民革命虽仍在继续发展，但两湖的反革命政变已呼之欲出。5月13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在湖北宜昌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联蒋反共，17日进攻武汉，幸被驻防当地的叶挺部队击溃。5月21日，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使所部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省城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叛军武力封闭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解除了全部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工农积极分子100多人。这就是湖南大革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因旧时电报用韵目“马”字代表21日，故史称“马日事变”。
自长沙发生反革命叛乱后，整个湖南地区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5月24日，反动派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公开拥护反动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在短短20多天里，许克祥等反革命分子在长沙和附近各县疯狂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湖南城乡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平江与长沙相邻，省城距平江西乡不过八九十里地，只因山路阻隔，“马日事变”发生两三天后，我们仍未得到消息。可是县城里，以代县长曹修礼为首的反动分子已闻讯行动起来了，宣布所有机关团体立即停止一切革命活动，积极策划“清党”，密谋屠杀革命人民。而在农民运动高潮中逃亡省城的一大批土豪劣绅，此时也杀气腾腾武装还乡了。在国民党右派分子江峪泯等人策动下，返回平江西乡的反动派与潜伏在当地的土豪劣绅纠集在一起，于5月24日清晨，突然围攻我浯口农会、工会、妇女会等机关，抓走一名党员同志，并将所有财物抢劫毁坏一空。那天，浯口党支部正在乡间开会，不知“马日事变”之事，还以为是地主豪绅一般性的反扑，第二天便组织人马夺回了浯口，但武装冲突一直未断。
浯口是个镇，由于工农武装力量单薄，长期坚持消耗太大，不久便撤至农村，到此时才知道天下已经大变。
面对整个湖南的严峻局面，平江县委遵照湖南省委的指示，坚决组织了反击。5月底，被叶挺部队击溃的夏斗寅叛军一部窜入平江与通城边区，余贲民同志亲率县团防队主动迎战，一举将叛军打垮，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数日后团防队凯旋县城，狠狠地镇压了一批在平江领头搞反革命叛乱的坏分子，代县长曹修礼被我工农群众抓去游街示众，逼着他呼口号:“打倒蒋介石互打倒许克样!”“工农运动万岁！”在我们西乡搞反攻倒算的劣绅江望南、皮扬名等人被处决。乘机蠢动的反动派遭到了平江人民的迎头痛击，嚣张气焰暂时被打下去了。
县委组织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声讨许逆克祥。那次大会是在月池塘召开的，县农民协会、工会、商会、妇女会、教育会等团体代表纷纷发言，愤怒声讨反革命叛变的滔天罪行，一致表示“只有农、工、商、学、兵大联合起来，整齐我们的队伍，跟着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前进”，才能“讨伐许逆和一切大大小小的反革命，争得最后的胜利”。当时邻县浏阳有数万农军正在围攻长沙城，叛军许克祥部龟缩城中，平江也有农军去协助，参加破坏车站和铁路。共产党员涂正坤在群众大会上提出了“梭镖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这个战斗口号后来在平江一带广为流传，事隔六七十年，至今我还清楚记得。
由于平江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掌握着一批工农革命武装，所以“马日事变”后的6,7月间，平江形势虽有小反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不错的。7月下旬，为配合即将在南昌城举行的红色暴动，由县团防队和部分区、乡游击队合编组成的平江工农义勇军近2000人枪，奉党中央和湖南省委之命，紧急奔赴江西。这样一来，留下坚持斗争的武装就为数不多了。我们平西游击大队是上级决定在原地坚持的武装之一。主力刚走没几天，反动派便乘虚而入，镇压湖南革命运动的刽子手何键，下令调来一个团进驻平江，并派其亲信刘作柱来当县长。刀光剑影，枪声不绝，反动派对平江工农群众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
平江地区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我们的处境越加艰难。反动军队打着“治安肃正”的旗号四出“清剿”。前些日子还能公开活动的各地工农武装，眼下成了真正的游击队，许多农会也迫于形势而解体，地主豪绅又耀武扬威起来。我小小年纪就参加了游击队，从感情上讲，父母不是很放心的，但他们从未扯过我的腿。形势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在西乡也难立足了，一夭行动前，我匆匆回家与父母话别，父亲悄悄问我是否参加了C. y.或C. P.，因为有组织纪律，这叫我很难回答。父亲见我不吭声，心中已有几分数，便说:“如果参加了，也是很光彩的事，只是世道不顺，最好远走高飞，除非死了，活着就千万别回来。”母亲早已泣不成声，但父亲还是说着:“搞了这些年农会，我心中多少也明白个道理，共产党是为穷苦大众办事的总有一天能得天下，只是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即是今日，旧话重提也难免伤感，但我更多的是觉得自豪。多么忠厚纯朴的农民，多么深明大义的父母，他们定会知道我这一去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测，但他们却想到劳苦大众，想到共产党终有胜利的一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正是千千万万这样善良的劳动人民献出了他们的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拼搏奋斗，忘我牺牲，而换得来的吗?
我自从1927年那个难忘的秋夜离家后，一直辗转在部队里，父母兄弟音讯全无。直到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才得一机会回家探望，此时相隔已整整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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