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长工 来源：《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十三辑
何长工
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是1918年初成立的。当时叫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分馆工业科。我在这个班学习一年多，毕业时还给一个文凭。我保存了很久，后来丢失了。
当时对留法预备班学员的要求，一要懂一些英文或法文；二要懂点工业。
留法预备班设在四个地方，一个设在北京原陆军大学的地方（旃檀寺），这个班里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一个设在保定的育德中学，那里有十几部供同学实习用的机器；一个是我们这个长辛店班，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再有一个班设在河北蠡县布里村，这个地方是李石曾的家乡，这个班是李石曾办的，大都是河北人。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我们长辛店班实行半工半读，半天到工厂劳动，接触工人，学技术，半天在班里上课学法文。这个班有十多个湖南人，原来是分配在保定班的，因为育德中学容纳不下，就分到长辛店来了。长辛店班学员来自好几个省，其中有山西大学的二十多人，有两个是从新疆来的，他们的祖先是左宗棠从湖南带到新疆去的；另外还有河北的、陕西的，共有一百多人。
1918年，正当湖南军混战，我们六个高中毕业生没法考大学，想到南洋去谋生。于是凑点路费到了广州。但出国需要护照，我们其中有一人给广东省当时的负责人写了个报告，写的文笔很好，被当政者看中，就召见我们，问我们为什么到南洋去？为什么不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们说为谋生路到哪去都可以。于是，他就给我们写了封信，介绍我们去北京找李石曾，并给我们一笔路费。我们来到北京，找到李石曾，他给我们找个尼姑庵暂住。以后我搬到湖南会馆，后又分配到长辛店。留法预备班开学时，蔡元培、李石曾、范源廉都讲了话。
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领导了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记得我们来到北京以后，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新民学会的蔡和森同志便给毛泽东同志写信，请他来北京解决问题。后来，毛泽东同志和李维汉、萧子升（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和毛泽东是同学，后来到国民党政府做官去了）、萧子暲（萧子升的弟弟，即萧三同志）等二十多人就来到北京。毛泽东同志来了以后，很快解决了问题，预备班就开学了。
我们这个班住在长辛店火车站东面的一条胡同里（米家胡同），这家原是一个车马店。我们进去时，屋里还放着一些车马工具，经我们打扫整理，成了我们的宿舍。我们进厂劳动分在各车间，有个姓陶（陶善琮）的工人，是个麻子，当我们的钳工教员。上课是在厂子外边一座小楼里，楼上一个教室，楼下两个教室，共分三个班（机械、铸造、钳工）。每月伙食费三元，工厂给补贴，吃得不错，还常有结余。临毕业时工厂把结余的伙食费给每人做了一套衣服。
毛泽东同志很关心我们长辛店这个班，也很关心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他不断到长辛店来。我知道的就有两次。第一次是1918年冬（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北京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同志先到工厂调查了解情况，和厂方商量能否增加点预备班的学生，然后到我们的教室看了一下，晚上就住在我们宿舍里。他和我们坐在土炕上，问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还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记得他特别问我们湖南人学法文会不会发卷舌头的“嘟噜”音，并教我们怎样发这个音。他让我们学点音韵学，学《康熙字典》上反切拼音。他是师范的，师范学生都懂音乐，会唱歌。他还用唱歌的音韵教我们怎样发卷舌音。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我们联络工人，注意工人运动，了解工人生活、工作情况，帮助启发工人的救国心。他还鼓励我们要坚定信心，只要千方百计地做好准备，就一定能够出国。
当时有些进步工人在长辛店大街娘娘庙里办了个夜校，我们几个预备班的学生轮流到夜校去讲课，每周两次或三次，除了教工人识字、算术、常识之外，也讲些爱国救国的道理。
我记得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长辛店，是他在送第一批出国学生去上海以前，那是1919年4月。他和前一次一样先到工厂里和工人攀谈，然后到我们宿舍，和我们纵谈天下大事，谈怎样唤起人，学习苏俄，指出这是救中国的路。他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鼓舞，我们都很佩服。
毛泽东同志1919年4月从北京去上海，然后回湖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主编出版影响很大的革命期刊《湘江评论》。1919年底，他为了搞“驱张”（驱逐湖南军张敬尧）运动第二次来北京（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那时我已经出国了。我在长辛店学习期间，也有一段时间回湖南。可能是在我回湖南期间，也可能是我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来过长辛店。
我在长辛店学习时名字叫何坤，“何长工”这个名字是后来毛泽东同志给改的。这里还有段改名的故事：我从国外回来以后，在湖南搞革命活动，担任华南（洞庭湖西区的南县、华容）地委委员兼军工部长，是这个地区的农民赤卫军总指挥。我们镇压了二百多土豪劣绅。反动军许克祥去长沙搞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以后，白色恐怖笼罩湖南。这时毛泽东同志在武汉暂时代理湖南省委书记，觉得我的目标很大，让我改个名字。他说：“你在长辛店学过工，就叫何长工吧！”我的名字就是这样改的。
我们在长辛店留法预备班学习期间，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我们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都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5月4日那天早晨，我们长辛店预备班的学生和一些工人，有的骑毛驴，有的步行到天安门参加反帝爱国大会。会后分几路举行大示威游行：其中一路去打卖国贼曹汝霖，结果把陆宗舆打了一顿，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还有一路去东交民巷，包围日本领事馆，我们参加的就是东交民巷一路。
“五四”以后，我们在长辛店和工人一起大搞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组织“救国十人团”，广大工人坚决支持，积极参加。反动军警要抓我们，工人就起来保护我们，夜里还有人给我们放哨。我们去北京联络有暗号，对不上暗号就不行。后来，我们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在长辛店工人群众支持和参加下，迅速扩大起来，成了学生和工人的联合组织。
我们在长辛店等地查抄日货，抵制日货，但不把日货烧掉。我们认为烧掉是个损失，何必烧它？把它处理使用，商人损失小，所以商人也拥护我们。
我们在工厂里搞爱国活动，遭到副厂长刘家骥的反对。我们初来时，刘家骥对我们还不错。在五四运动，学生火烧的赵家楼，正是他岳丈曹汝霖的住宅。他便骂我们说：“你们这些小子，爱什么国呀！不好好读书，光会闹事，你们胆敢反对大总统，大石头你们搬得动吗？你们是劣马害群，我要开除你们！”我们听了非常气愤，于是组织一些学生和工人，去包围他的住宅，他得到消息就逃之夭夭了。我们到他住宅门口，因他家大门紧闭，我们打不开，就要放火烧他的房子。他老婆（曹汝霖的女儿）一个劲儿求饶，比利时工程师也出面调解，我们才罢休。
我们在长辛店还做过一些公益事业。从火车站往北原来没有马路，我们课余时间就组织起来去修马路。1919年那年，长辛店地区流行鼠疫，传染得很厉害，死的人很多。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病人，用石灰帮老百姓消毒等，老百姓都欢迎我们这些学生。
我们在厂里向工人宣传反帝反军阀的道理。有一次大军阀吴佩孚到长辛店，进工厂参观，给工人和我们学生讲话。事后我们就画讽刺他的漫画，画他的八字小胡子，画的还满像，工人们看了哈哈笑。我们有时也打着红色三角旗到附近农村去宣传。
那时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也来长辛店参观，我们也联络他们。他们见我们勤工俭学，不但能挣点工资，还可以出国留洋，很羡慕我们。他们有的认识到，上军校出来当“丘八”（兵）,不过是给军阀卖命，心里很难过，也想走我们的路。可是他们上军校都有保人，是打了铺保的，入进去就脱离不开，所以没有来成。
“六三”上海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长辛店，我们也联络了一些工人进行了罢工。罢工的范围、规模和时间，我记不清了。我们和一些工人到车站，阻止火车开动，火车是不通了，工厂也有些车间停了工。
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等都到长辛店活动过，还有五四运动前夕由日本归来的一批留日学生。如鲁其昌（后改名鲁易，也赴法留学，1924年成立黄埔军校时，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等，均来过长辛店，我们都有接触。
1919年末，我们这个预备班结业出国。路费是毛泽东同志向湖南在北京的两个元老熊希龄（曾任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范源廉（曾任内阁教育总长）交涉，把他们保存的湖南的粮余、盐余拨出来，从帝俄道胜银行取款，每人四百元（因俄国十月革命后，忙着打内战，存款未及处理）。
我们在上海候船准备出国期间，孙中山、陈独秀都给我们讲过话。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长辛店两名工人（王丕基、李士芬），原籍也是湖南，刚到法国，因为烧煤气炉没关严，煤气中毒都牺牲了。
湖南留法预备班，从始至终是毛泽东同志组织的，我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他指引的。他高瞻远嘱，在困难的时候总是鼓舞我们提高勇气，增强我们的信心。在预备班里，蔡和森、李富春、罗喜闻、萧子升都做过对外联络工作。许德珩也是留法预备班北京班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也是积极分子。我们同船一起赴法留学，我还给他当翻译。
长辛店曾支持和培养了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后来又成为二七罢工的策源地。我们应当永铭不忘这段鲜红的历史。
198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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