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延安的两年间，我同晋察冀的联系始终没有间断。我常常思念在敌后鏖战的战友们，怀念同我一起经历过六年战争生活的晋察冀父老乡亲。每逢听到晋察冀传来的胜利喜讯，都感到非常高兴；见到从敌后归来的同志，我往往要拉他们彻夜畅谈；得知晋察冀部队奉调来到延河之滨的信息，我立刻赶去探望。一个指挥员对部队、对根据地的眷恋之情，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感受尤为深刻。
由于我一直担任着晋察冀根据地的领导工作，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处理的重大问题，一般都向我报告。但是，由于离开的时间较长，到后来，晋察冀的工作，就靠留下的领导同志处理了。
一九四四年夏季以后，鉴于地区扩大和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成立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四个区党委、行署和二级军区。
冀晋区以第二、三、四、五分（专）区组成，赵尔陆同志任军区司令员，王平同志任政治委员兼区党委书记，杨耕田同志任行署主任。
冀察区以第一、十一、十二、十三分（专）区组成，郭天民同志任军区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任政治委员兼区党委书记，张苏同志任行署主任。
冀中区以第六、七、八、九、十分（专）区组成，杨成武同志任军区司令员，林铁同志任政治委员兼区党委书记，罗玉川同志任行署主任。
冀热辽区是由原来的冀热区改组的，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分（专）区，李运昌同志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兼区党委书记，张明远同志任行署主任。
四个区党委和二级军区建立以后，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都由区党委和二级军区负责，晋察冀分局和军区主要负责方针和计划的制定，并检查实施的情形。各个区域按照分局和军区的统一部署，连续向日伪军展开扩大解放区的攻势，使整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迅猛扩大的新局面。
冀中区经过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改造地道，加强地道战，重新组织拳头，训练部队，胜利地进行了一九四五年春季的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饶（阳）安（平）战役，夏季的子牙河东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共歼灭日伪军一万一千多人，解放县城十一座，根据地和游击区扩大到北达北平郊区，南越沧石路，东临津浦线，西至平汉线，使冀中根据地不仅完全恢复了旧观，并得到新的发展。
冀晋区经过一九四五年夏季攻势，解放了大批城镇村庄，拔除了雁北地区一些敌人据点，打破了日伪军由山阴至广灵和在桑干河岸的封锁线，为开辟平绥路北和绥东地区提供了前进的阵地。
冀察区打开了察北、热西、平西的局面，与冀晋新解放区连成一片，敌人被压缩在张家口和铁路沿线以及少数城镇里，出现了对我们空前有利的形势。
冀热辽区经过一九四五年春季的反“扫荡”，在夏季攻势中挺进热河和辽西，在锦热路南北开辟了广大地区。得知这些胜利的消息，我心情格外兴奋，经常通过电报和信件，表达对前线广大军民的致意。
一九四五年夏末，正当扩大根据地的攻势猛烈发展的时候，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继一九四五年五月希特勒德国投降之后，当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向盘据我国东北的日军展开进攻。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由察哈尔、热河向北行动，在冀热辽的部队立刻向辽东、吉林挺进。八月十五日，日本法西斯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至此获得了最后胜利。
那些天，延安一片欢腾。宝塔山下，延河两岸，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之中。
在这历史转变的关头，在延安的各抗日根据地负责人，一个个都归心似箭，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立刻返回前线去。毛泽东同志要我们暂留一下，开了一个短会，研究日本投降以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由周恩来同志连夜起草了一个文件，决定全军的重点任务是尽量多占领一些地方和主要交通线，同时，要高度重视东北，决定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争取东北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因为早在“七大”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在一次报告中提出，我们党要特别重视东北，只要我们占有了东北地区，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会后，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飞往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我们留在延安等待搭乘美军飞机，以便尽快地返回各根据地。
当时的形势还是相当严重的。日本政府虽然已经宣布投降，但是日军的庞大武装尚未解除，它们仍然盘据着许多城镇和交通要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一方面调兵遣将，抢占大中城市；一方面极方阻挠破坏我抗日军民向日伪军反攻和受降，无理地要我军“原地驻防待命”。
就在毛泽东同志召集我们开会的同时，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向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展开了猛烈进攻。晋察冀军民反攻的矛头，主要指向北平、天津、张家口、承德和山海关、锦州等地，并以一部向东北挺进。
鉴于前方形势的急剧发展，九月九日，我同肖克、刘澜涛、罗瑞卿等同志一道，由延安乘飞机返回晋察冀，组织部队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计划。
关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基本经验
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异常辉煌壮丽的一页。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我们党创造和积累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关于这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做过很好的概括和总结。在这里，我仅就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讲一点自己的感受和体会，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提供一些素材。
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经验，这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革命是以长期的武装斗争和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后战胜敌人的，是以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被提到战略的地位，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晋察冀地区的抗战而言，尽管感受和体会涉及到许多方面，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在被隔绝的敌后，成功地创建了一块幅员广阔的根据地。在西起同蒲线，东临渤海湾，南至沧石、正太路，北至古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建设了一个山地、平原、丘陵、湖泊相互依托的敌后根据地。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复杂、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感受和体会，在前面的章节中零零碎碎地涉及到一些。这里，再粗略归纳一下，初步理成十条，这十条概括得也许不尽完善。
第一、要胜利地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为依托。
根据地的问题，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之中，既有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创立的成功经验，也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失去根据地的惨痛教训。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根据地，时时处处都在流动状态中，那个滋味是相当苦的。给养不能补充，伤病员无处安置，想停留休整一下都极其困难。讲得再远一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也往往因为不理解建立根据地的重要而陷入流寇主义，开始时轰轰烈烈，最后不得不归于失败。
当我受命留在敌后五台山的时候，尽管当时战局瞬息万变，留下的兵力极少，有千头万绪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但是，我首先考虑，首先着眼的，是如何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创立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留下的部队也好，派出的工作团也好，摆在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经过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我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终于在晋察冀牢牢扎下了根，获得了一个广大的生存基地。
为什么必须要有根据地？因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的依靠。行军打仗，要以它为依托；人民子弟兵的兵源和供应，支持战争的人力物力，都要以它为来源。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边区，就是我们胜利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战斗堡垒。
第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关键是发动群众。
敌后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战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最可靠基础。在创建根据地的问题上，是地形重要呢，还是群众条件重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说明，地形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人民群众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只要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不论山地还是平原，都有可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比如冀中平原地区，没有险峻的山地，没有天然屏障，但是，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人山”和“人海”。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群众的依靠，即使有险峻的山岳，良好的地形，也是不能生存的。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怎么能坚持？虽然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我们的根据地大都建在山峦之间，但根本的条件，还是依靠山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所以能屹立于敌后，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发动群众的成功。由于我们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所以，我们在山岳，在平原，在水淀，在冀西、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察南广阔的土地上，都建起了可靠的根据地。
第三、要想把千百万群众发动起来，党的政策又是决定的因素。
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人民群众为什么能够充分发动起来呢？这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
就客观条件来说，一个民族要吞并、奴役、甚至消灭另一个民族，最终是办不到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侵略面前，除极少数甘为敌人效劳的汉奸之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一个起码的政治觉悟--不甘当亡国奴。这就是我们发动群众最有力最广泛的政治基础。
就主观因素来说，是我们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执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这一整套政策，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有总的政策，还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包括减租减息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两面政权政策、除奸政策，等等。当然，这些政策不是我们一个区域的独创，不过是将党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正确路线，灵活地运用于晋察冀地区的具体实践中。
抗战时期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是接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避免了以往“左”的错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而制定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事情，民族战争提供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把一切要求抗日的人们最广泛地团结起来。
这一整套政策的基本内容，从实质上讲，就是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一方面要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另方面又要保证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在政治上享有民主权利。只讲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一道抗日，不讲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就要发生右的错误，农民群众连起码的衣食住条件都不能保证，就无从谈起调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相反，只讲改善农民的生活，忽略了全民族战争的性质，就会导致“左”的错误，同样会严重削弱抗日力量。我们依据这样的原则，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同时保持基本群众的优势，使统一战线得到日益加强和巩固。
由于政策的正确和稳妥，发动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涣散状态，普遍地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第四、必须不断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坚持以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相互配合，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
军事建设和军事斗争，是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中心问题。
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是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结构。主力部队是开创和保卫根据地的支柱，没有强大的主力兵团，也就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但是，单靠主力兵团也不行，还必须有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紧密配合。
我们始终不渝地进行主力部队的建设。晋察冀主力兵团是人民的“子弟兵”，它肩负着消灭敌人和保卫人民、保卫家乡、保卫晋察冀、保卫祖国的重任，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人民不惜一切力量支援子弟兵团，积极参加子弟兵团。这种军队与人民的血肉关系，保证了人民军队的壮大与发展。
主力兵团由于获得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的配合，得以灵活地进行内线和外线作战，增强了对敌袭扰与打击的力量。地方武装主要是地区队及基干游击队。主力部队集中使用多；地方武装则分散活动多，同民兵一起就地坚持，就地游击，支援主力兵团作战。主力兵团由于重视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立和发展工作，能够积极地帮助其训练并给以必要的干部和武器，它是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坚强后盾。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军事结构，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由于坚持了抗日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军队依靠人民，建起了一整套通信联络网和侦察情报网，建设了良好的战场；军队寓兵于民，寓粮于民，寓衣于民，解除了后顾之忧；人民武装创造的地雷战、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各种作战方式，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敌人视根据地为畏途，一旦进入根据地，就成了举步难行的聋子和瞎子，总是在军事上以至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敌人妄图制造“无人区”，把我军与人民隔离开来，但是，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它的妄想总不能实现。
第五、必须加强与巩固同人民有密切联系的、保证基本群众占优势的抗日政权。
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不可分割的。
在晋察冀根据地初创时期，我们就把政权建设摆到紧迫的议事日程，很快组织了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地区的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的合作，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事实。政权建设，先是通过由上而下的改造各级旧政权，然后由下而上的开展民主大选举，对边区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革，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政权建设是关系根据地能否生存的根本大计。这是因为，一方面形势的发展急需建立统一的政权领导机构，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混乱。另方面，这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国民党的旧政权垮了，新的抗日政权必须迅速建立起来，这面大旗一竖，就使广大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有了坚强的依靠。在他们看来，不仅八路军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府呢！这个作用与影响是很大的。至于贯彻各种政策法令，掌握财政经济，进行文化教育工作，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都必须有一个职能健全的政府机构，而不能只由军队出面。从长远来看，新生的革命根据地还要为未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经验，更必须锻炼人民掌握政权的能力。
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既包含了统一战线性质，又具备人民民主的内容。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了各党、各派、各界、各救亡团体，又保证了基本群众占政治优势的完全新型的民主政权结构，特别是它的基层组织一一广泛的村政权，是在改造旧政权的基础上，打破了历代由少数地主、土豪劣绅垄断政权的局面，既照顾到广泛的代表性，又使那些祖祖辈辈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乡村劳苦大众，第一次得到管理国家大事、当家做主的权利。
第六、根据地既要巩固，又要不断扩大，两者兼顾，波浪式地发展。
这一条同第一条是紧密联系着的。在建立根据地、依靠根据地、巩固根据地的同时，必须不断扩大根据地。
我们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虽然最初选中了五台山区，但并不局限于这一区域，很快就扩展到冀西、冀中、雁北、察南、平北和冀东，形成了一个能够充分回旋的广阔战场，建起了星罗棋布的可靠根据地。各个根据地相互依靠，互相支援。平原与山地是不能分割的，要巩固山地就必须坚持平原。山岳根据地是依托，是后方，平原根据地是前沿，是粮仓。山岳根据地为活动在平原上的部队，提供兵力转移、休整的场所；平原根据地为山区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各个根据地在战略上的这种相互支援，有力地形成了对敌人占据的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保证更有力地箝制敌人，使华北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
在对待根据地发展的问题上，有两个偏向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一个是保守，如笼中之鸟，呆在根据地，固守根据地，画地为牢，不能乘有利时机适时地发展；一个是冒进，如流寇一般，盲目出击，不懂得既要发展，还要在发展中巩固。不注意巩固，就往往在敌人的进攻下使根据地丧失。
“波浪式的发展”--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创建根据地的基本经验。它到底包含那些具体内容？五十年代初，我在一次答复有关方面提出的询问时，曾结合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体会，归纳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既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又要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我把这个概括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认为这个概括是准确的，并批示同意。
第七、根据地的斗争是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全面斗争，因此，根据地的建设也必须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具有为日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提供雏型的深远意义。
敌后抗战虽以军事斗争为中心，但根据地的建设不能只是一个军事斗争问题，根据地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实体。如果单纯地用军事观点去进行战争，那是很难取胜的，必须使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密切配合，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只有军事斗争，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革命和建设相配合，根据地是不能巩固的，同时，军事斗争也不能胜利。何况敌人对我们进行的“总力战”，也是包括各个方面的全面进攻。
我们在晋察冀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就及时地加强了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发展生产，壮大经济，建立银行，发行货币，改造教育事业，进行文化宣传，等等，从各个方面为巩固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就曾经考虑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问题。每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不只是拖住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问题，也是在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进行广泛的实践，为下一步的革命进程，为日后建立新中国，打下多方面的基础，积累丰富的经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根据地的建设具有未来新中国的雏型这样一种性质。
第八、经济政策和锄奸政策是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万万不可发生偏差。
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往往容易忽略经济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引起高度注意，决不能放松与忽视。因为，生产建设和经济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边区军民的生活、根据地的巩固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持久坚持。我们根据党中央在抗战期间的各项财政经济政策，贯彻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的农业政策，奖励私人生产，在边区内贸易自由的工商业政策，以及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政策，等等。发展壮大了边区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保证了军需民用，使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不为敌所用，在经济战线上同样形成了抗日的乡村对敌占城镇的包围与封锁，给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
锄奸和肃反问题，我们接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各根据地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方针，避免了锄奸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们反复教育干部，对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特务等各类坏人，进行坚决的镇压是必要的，但无论政府和军队，都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随便杀人。对于汉奸和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由边区各级政府严格按照颁布的法令惩办，军队一定不要包办代替。由于我们所持的慎重态度，使边区在锄奸和肃反问题上没发生大的乱子，这对于加强抗日队伍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第九、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根据敌人的弱点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很多，其中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足。因此，它只能采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几何学运动”的战略方针。我们的游击战，就要针对这个弱点，掌握机动力量，展开顽强的反“蚕食”斗争，并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孤立它的“点”，阻止它通过“线”扩大为面。我们组织的地区队，就是为了对付敌人这种“点、线、面”的几何学运动，不断袭扰敌人，疲惫敌人，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或者在敌占区域建立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孤立敌人的“点”、“线”，以阻滞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如敌前进“蚕食”，我即可转到敌后，使敌人不敢大胆深入活动。敌人的“点”、“线”不能阻挡我们，我们却可以穿来穿去。如果它进犯根据地，人少了，会被我们歼灭；兴师动众，就必须纠集若干据点的兵力，它的“点”就有失守的危险。
敌人作战不能离开它的交通线，一旦离开了交通线，运输联络就感到万分困难。尤其是根据地军民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敌人的给养不能就地取给，必须随军携带，而深入根据地腹心区域，交通不便，携带辎重过多，势必影响它的行动。这些，都为我们袭击它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所以，敌人一旦离开了主要交通线，即陷入困境，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打击和失败。
由于敌人必须依赖交通线而生存，因而造成了它的另一个弱点--当敌人占据了某一据点之后，如果它的后方交通被破坏，被切断，据点中的敌人就陷入孤立状态，无法存在，不败退即被消灭。这种弱点，就造成了我们进攻的机会，便于我们发动地方民兵武装，破坏其后方交通，切断其运输联络，使其得不到及时的补给，或是被迫放弃据点而逃窜，或是困守据点而被歼。
经过实践证明，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除了在游击区、接敌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之外，在根据地内部必须掌握强有力的兵团作为机动力量，一旦敌军敢于孤军深入，即以优势兵力果敢地包围而歼灭之。晋察冀根据地打了不少这样的仗，这些仗足以震撼敌人，使敌人小股兵力不敢轻易进犯。而它要组织大的“扫荡”，又非经过长期准备不可。至于边缘区零星敌人的骚扰，有地区队对付他们也就够了。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我根据地的稳定性。如果让敌人轻易进来，撑得我们到处跑，而它本身又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又怎么谈得上根据地的巩固呢！
在敌人对根据地大举“扫荡”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在军事上争取主动权。在反“扫荡”初期要避免决战与避免被迫作战，部队适时地进行机动转移，采取“走就是防御”的方针。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我们打，是为了战胜敌人，敌人不好打，切不可使自己陷于被动，“走”就是为了尔后战胜它。要善于寻找敌人的空隙，善于在它的包围合击中穿来穿去。“走”出合击圈的时间要适当，过早过晚，都不行。“走”不是单纯的转移，必须把“走”和“打”结合起来。在转移中，应开展游击战争，阻滞敌人前进，缩小敌人的活动范围，不断疲惫与消耗敌人，以争取战术上的主动。俟敌回师归巢之时，主力即寻机投入战斗，抓住它的一路而歼灭之。日本侵略军的“扫荡”虽然总是来势汹汹，但是，由于我们在军事上掌握了主动权，每次都拖得敌人疲惫不堪，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侵略军除了大规模的“扫荡”外，对付我们的重要手段就是“囚笼政策”和逐步“蚕食”。它以绵延的堡垒线步步为营，向我根据地内部推进，使我根据地越缩越小。情况最严重的一九四二年，曾使根据地几乎缩小了一半。这时，我们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战略，敌人把“囚笼政策”和逐步“蚕食”推至我根据地，我们则把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各种斗争方式，带至敌占区，去袭扰打击敌人，迫使它回师救援。经过广大军民的努力，两年时间，就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和收复了敌人占领的地方，使我们根据地重新恢复了旧观。实践证明，向“敌后之敌后”挺进，这是粉碎敌人“囚笼政策”、“竭泽而渔”的有效战略。日本侵略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种种办法，一着一着都失败了。
第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使党组织成为人民抗日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晋察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胜利，归根结底，是党的领导、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胜利。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面对复杂的形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是我们赖以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斗争的需要，晋察冀根据地坚持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全区和每一地区逐步设立了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全区是晋察冀分局，各地区是区党委（个别是特委）、地委，作为该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包括党政军方面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的工作。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有机地把根据地各个战线的斗争统一组织起来，协调起来，结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使边区党组织真正成为边区人民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
边区各级党，一直把巩固与严密党的组织，作为党组织工作的中心。在根据地初创时期，边区党组织就遵循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方针，吸收了大批的优秀分子入党，恢复与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随后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在全边区范围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党整风运动，使边区的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党的组织进一步纯洁了，巩固了。
边区党的干部状况一直是比较好的。高级领导干部一般都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抗战后大批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干部，大多在县以下的基层工作，少数在地委。他们工作积极，进步很快，经受了艰苦斗争的考验。不论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外来干部还是本地干部，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相互间都是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这个团结是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保证，是我们夺取抗战胜利的保证。这样一支经过艰苦环境和残酷斗争考验的党的干部队伍，自然受到根据地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同时，华北敌占区地下党的斗争与工作，同根据地的斗争与工作是密切地相互配合的。党的领导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晋察冀根据地。这就是我们在八年抗战中，所经历的事实和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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