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我分管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这十年，虽然同我几十年戎马生涯比起来，时间短一些，但这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有些经验教训写出来对后人或许有些裨益。
我们面临的困难
一九五六年十月，经过三年多的休息和治疗，我的健康状况已经有所好转。当时，刚开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正在研究一些领导同志的分工问题。
有一天，邓小平同志（他当时是党的总书记和主管国务院常务工作的副总理）找我，在询问了我的健康情况以后说，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由你自己选择：一是中央已经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工作，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因为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长，你过去搞过这个工作，仍由你来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我当时就表示说：“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国防工业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是，还是请中央决定。”小平同志作风历来果断干脆，当即表示同意说，那就这样定了。不久，中央就任命我为国务院副总理，党内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确定抓科学技术工作以后，有些同志为我担心，善意地劝告说：“你身体不好，这个工作很忙，千头万绪，又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太多，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事吧。”
我的想法没有动摇。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
当然，要做好这项工作，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我首先着手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解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非常薄弱。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共计四十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六百五十余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只有研究机构二十二个，研究人员二百多人。按那时常说的四亿五千万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人口中只有一个科研机构，每七十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而且，从学科和门类来说，空白和缺门太多了。
旧中国留下来的科学研究力量十分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这样，有些还是爱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兴办起来的。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至于国民经济和国防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完全是空白。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一张白纸，这句话用来形容旧中国的科学技术状况，也是很形象、很适当的。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留下的全部科学“遗产”，我们发展科学事业就只有这么一个起点。
我经常在思考：中国人民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着，这就是一方面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另一方面统治者腐败无能，科学技术又极端落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其间列强入侵，领土被瓜分，军阀混战，使中国成为一个百年沉疴的病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这种落后状态不能容许再继续下去了。
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感受，技术装备落后，使我们吃了许多亏。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地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否则我们就将永远被人家欺负。因此，我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决心抓好这项工作的。
当然，一九五六年我接受这项工作的时候，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的路程。由于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周恩来、李富春、陈毅等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勤奋努力，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研究人员已由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几百人发展到九千多人，研究机构由四十多个发展到三百八十多个，学科门类有所增多。为恢复、发展生产和建设一批重点项目，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技术人员相结合，解决了若干技术难题，还进行了地质勘探、资源调查等工作。在理论科学方面也有了某些进展。一九五六年结合编制国民经济长远发展规划，生产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大量课题，有待加强科学研究来加以解决。
党中央对科学研究给予了很大的重视，曾经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措施。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临讲话，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接着就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一九五六年四月还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的初步设想。可以说，一九五六年这一年科学技术领域是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是我国科学事业开始发展的最关键的一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当然这些进展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七年来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只是围绕着经济恢复和生产建设开展了某些研究工作，严格讲，它是属于配合性的。那些系统的、突破性的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的新领域，我们都还没有涉足。
一九五四年军委分工我管军工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后，为了摸清家底，我曾到西南调查，尤其是到了昆明、重庆等被称之为国民党军工基地的地方。在重庆，我看到那里只有一些破窑洞，说不上是什么军工厂。到了昆明，那里的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搞些低倍率望远镜，连瞄准镜都不能生产。在重庆、昆明，我亲身感受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
我们在当时所面临的困难是很明显的。这些困难主要是：十二年科学规划虽然有了一个初稿，但还没有搞完，规划中有许多问题尚在争论，不明确，不落实；科研人员奇缺；虽然我们党已经规定了一些知识分子政策，但尚待落实；科研领导机构不健全，缺乏领导经验；科研机构有大量缺门，并且零星分散，形不成攻关力量；科研工作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非常缺乏；各行各业科研和技术力量大力协同问题还没有解决；尖端科学只是有些设想，基本上仍是空白，等等。
针对这些情况，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年这五年之中，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工作：科学规划的完善和落实；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的组建；解决科研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组织大力协同；建设一批必要的试验基地。
诚然，要在一个短时间内，从无到有地把这些基础建立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国人经过几十年奋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再经过几十年建设，一定能够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强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深信，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青年时代我就目睹了旧中国由于贫穷落后，惨遭帝国主义凌辱的状况。它在我心灵上留下的烙印是极深刻的。我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勤工俭学，后来接触了马列主义，认识到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要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问题，绝不是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就可以完成的，而必须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青年，必须先做一个革命者。于是我从一个实业救国论者变成了一个共产党人，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这就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开辟了道路，我们必定能够再奋斗几十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先进的国家，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强大的一员。我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光辉灿烂前景，毫不怀疑，充满信心。
所以，我选择分管科学技术工作并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历史渊源。我的确怀有那么一点雄心壮志，决心在后半生把心血献给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十二年科学规划
“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对于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曾掀起了一场无知的“批判”，一度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是早已明确了的。不但如此，而且我们还一再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依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很快在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当时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过了五天，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并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在四月份以前，制定出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对这个规划的总的方针和要求，恩来同志也作了明确指示，他说：“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我们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总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制定这样一个科学规划，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中央对此非常重视，除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抓以外，还决定由陈毅、李富春同志具体组织领导。当时，我作为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的领导人，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和领导工作，并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
同年四月，国务院召开了制定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专门会议。对制定这个规划的意义、方针、基本内容和要求，以及如何进行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可以说，这时科学远景规划已经由酝酿阶段开始进入实际工作阶段了。为了加强领导，国务院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由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组成的十人小组，负责主持和领导规划的制定工作。其成员有：范长江、张劲夫、刘杰、于光远、武衡等同志，后来杜润生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我们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首先研究了方针、原则问题。我记得当时提出了两条不同的方针：一条是一切都靠我们自己从头摸索前进；另一条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在讨论过程中，大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第一条路比较长，比较曲折，究竟怎么搞，也很难具体设想；而第二条路则比较短，也比较直，不仅有世界先进科学成就可资借鉴，而且可以争取当时对我们友好的国家给以帮助。所以，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了第二条道路。认为这是追赶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符合多快好省精神的正确方针。
关于规划的原则，各方面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主要是两种意见，一种是按任务来规划，另一种是按学科来规划。按任务规划，就是根据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对于科学技术所提出的任务来进行规划，目标方向明确，可以密切配合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发展。按学科规划，也有它的长处，科学家可以很容易按照自己学科的专长和已有的科研机构进行规划。但在我国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办法会出现两大缺点：
一是大多数科学家还不系统了解国家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规划，不能使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也可能得到一批单项的科研成果，但综合起来却解决不了经济和国防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
二是中国科学现状很不平衡，重要的缺门和薄弱环节很多，如果有什么科学家、有什么机构就规划什么学科，结果许多缺门和薄弱环节就不可能得到填补和加强。当然我们也指出，以任务带学科是我国科学规划的基本原则，但也不排除一些探索性、理论性的课题可以按学科和已有的研究机构来规划。事实上，当时中国科学院的不少课题就是按学科来规划的。
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了接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但这样就引起一部分科学家的思想波动，以为我们轻视理论了，后来经周恩来同志指示，加了一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基础学科的研究工作作了比较恰当的安排，并且把它列为重点之一，这才使这场争论平静下来。
经过大家认真负责的讨论，制定规划的方针、原则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制定这样一个规划，是一项非常艰巨、非常细致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和步骤，就会事倍功半。为此，大家花费了不少精力。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先由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和国防部门分别制定出各自的规划，然后交国务院汇总，由集中起来的一批专家，对各部门的规划初稿进行审查综合和汇编。当时集中了六百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进行这项工作，前后搞了四五个月。他们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使国家进步强盛起来。回忆起当时的气氛，至今仍然令人振奋。
另外，我们也邀请了一些苏联专家当顾问，帮助拟订和审议规划。首先来的是十个人的科学家小组。他们走后，经常同我打交道的是苏联专家组负责人马里采夫和拉扎连柯。当时到中国来的专家，还是热情认真的，在制定规划过程中，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制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长远科学规划，核心的问题是怎样引导我国的科学技术更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了解当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本国的实际能力和可能。否则每个学科就无从制定他们的研究方向，各产业部门也无从确定他们的基本技术政策。
根据周恩来同志确定的总的指导思想，又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我们对规划的内容确定了这么几个重要方面：
一、必须建立世界上已有的，又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尖端学科，如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原子能和无线电电子技术等。
二、基于我国的特点，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大问题，如长江、黄河的综合治理、综合开发等。
三、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急需研究的关键问题，如农业、冶金、能源开发等。
四、各业务部门在当前和不久的将来在实际生产中和基本建设中需要解决的较大的科学技术问题。
除此而外，我们还制定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和设置科学机构的规划。对我国科技发展的进度，科学机构的布局和分工配合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就这样，经过六百多名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些苏联专家约半年的讨论，我们终于制定了这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在规划中，我们提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共五十七项，研究课题六百多个，整个规划连同它的附件，共六百多万字。其中重点任务是十二项，即：（一）原子能和平利用；（二）喷气技术；（三）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计算机、遥控技术；（四）生产自动化和精密机械、仪器仪表；（五）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六）建立我国自己的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七）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八）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九）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十）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肥料；（十一）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十二）若干重要基本理论的研究。
军工方面，由航空工业委员会、总参装备计划部、国防工业部的同志参加，共同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规划，作为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组成部分。当时确定的初步目标有：在利用民用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准备开展地对空、空对空等各种防御性战术导弹和火箭的研究；原子能作为军用动力堆的研究；电子学方面进行提高雷达探测距离，武器装备自动化和通信装备小型化等的研究；喷气飞机提高速度、高度和其它性能的研究；潜艇、快艇等各型舰艇提高速度、续航力和装备系统自动控制的研究；坦克、火炮等进行减轻重量、改善越野性能和自行火炮的研究；军事医学科学方面进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研究。当然，限于当时的水平，这些项目一般只是提出了奋斗目标，各种要求和采取的措施，大多不是很具体的。张爱萍同志当时作为主管装备计划的副总长，参与了制定武器发展规划的领导工作。
规划中还有一部分国际科技合作的项目，象派留学生、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出国学习、实习、考察，请一些外国科学家来华讲学、提供咨询意见，与苏联、东欧国家建立科学联系和共同进行某些研究项目等。当时主要是与苏联合作，为此，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我国派出以郭沫若同志为首，有若干著名科学技术专家参加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到苏联访问，确定了一百二十二个科技合作项目。
对规划纲要所规定的方针和重点，科学家们也进行了热烈地争论。例如，关于科学发展的方针问题，一部分专家不同意“纲要”所提出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他们认为应该改为“重点发展，推动全面，加强基础，迎头赶上”。但当时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种提法势必模糊重点，也会影响“迎头赶上”，还是以“纲要”中的提法为好。中央领导同志也觉得这样提法可能较为恰当，所以最后没有修改。
另一个争论的问题是规划的“重点”问题，有的同志不同意将“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与“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两项列入重点。我说：“有几种疾病，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与健康，不是件小事，应该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如果我们的医学科学不把解除亿万人民的病痛列为重点，那么我们的科学规划怎么能谈得上是造福人民的规划呢？”大多数同志同意这种意见。对于重要的基本理论研究列为重点，大多数科学家是同意的，只有少数同志不赞成，经过讨论，还是统一了意见。
还有尖端与基础的问题。有的科学家认为我们缺少搞尖端的科学家，也不具备条件，当时还是应该打基础，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安排尖端技术的科研工作。这种提法不符合“迎头赶上”的精神，同时尖端与基础也不应该对立起来。但为防止忽视基础的倾向，专门补充制定了一个“基础科学研究规划”，以加强对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学等学科的研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处理还是适当的，对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尖端和基础的发展都起了良好作用。
所以出现这些分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科学研究的基础薄弱，没有经验，对科学研究中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大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各抒己见，这是好的。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切实分析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基本上统一了认识，也使规划的顺利实施有了更扎实的基础。
科学规划制定以后到一九六○年的四年，可以算一个阶段。在这四年中，我们对规划的执行情况作过几次比较全面细致的检查。总的讲，经过四年的努力，许多项目搞得很好，提前实现了要求，例如某些单位的高炉、平炉的平均利用系数，达到了当时世界的较好水平；稀土的冶炼提纯技术初步掌握了；研究制造出了万次通用电子计算机；攻下了半导体材料锗和硅的制备技术关，等等。当然我们这些技术还只能说是初步实现了具体目标，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大量的科研项目只是做了一些开拓工作，正在着手进行研究。
通过实施规划，对有些问题我们加深了认识。如搞科研必须的超高温技术，超低温技术，高真空设备，高纯度物质，稀有气体，高强度合金材料等等课题都相继提出来了。另外对科研工作中的各种比例关系也加深了认识。
但是，由于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几年，科研工作同样处于大跃进、反右倾等特定环境中，某些规划项目脱离了科学的轨道。在方针上，原来确定的口号是“争取几十年内改变我国科技落后状况和十二年内主要科研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个时期变成了“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规划”、“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脱离实际的口号，因而错误地肯定了一些言过其实的目标和成果，也同意了某些地方搞一些力所不及的项目。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在科技战线也提出了“拔白旗”的口号，使刚得到重视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了冲击，挫伤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对科研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
在所谓大跃进的年代，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在军工部门，我们从苏联进口了一些武器装备的样品，尽管有许多在当时就并不先进，但我们应该消化它，然后在消化的基础上再创新。而有些同志却不愿搞仿制，一开始就想自行设计最先进的东西。有些地方和单位条件不具备，就想单独或联合搞导弹、卫星、原子能、新型歼击机等军工项目。当然在那些年月里，我们也努力纠正了不少偏向，尽可能地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大跃进期间我到包头，看到他们不去花大力量抓包钢建设，抓当地宝贵的稀土资源，而在旧碉堡里面搞什么土法炼钢。我到安徽去考察大炼钢铁，也看到那种不顾条件，不管质量，不计消耗，搞“小土群”炼钢的做法。对这些，我们都进行了劝说，要他们放弃那些不科学的做法，以减少损失。
我总的体会是：制定科学规划或计划，既要有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想得远些，不怕失败，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重视客观规律，千万不要规定那些力所不及的项目；必须处理好任务与学科、尖端与基础、重点与一般、理论与实践、仿制与独创等方面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两个方面，既不可偏废，又要分清主次；既要全面规划，集中力量，反对各自为政和分散主义，又要照顾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地方科学机构能发挥具有各自特点的作用。
总之，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的结果，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勾画出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有了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展示了前景，鼓舞了人心。其次，它确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并具体化为课题，从而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步伐，使攻关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通过制定规划，我们也初步摸清了国际上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的状况，和我国自己的“家底”，了解了发展科研事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组建机构、组织队伍，建立必要的科研服务系统等。由于规划制定过程中科学家们对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和争论，也促进了科技界“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同时，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划，我们还初步制定了若干科研工作政策，对党如何领导好科研工作开始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我认为制定这样一个宏伟的科学规划，是一项创举，这样做是必要的、正确的。
有人以为搞科学研究、规划、计划有没有关系不大，谁能保证需要的研究项目什么时候一定能够搞出来呢？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诚然，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会有许多探索甚至失败，硬性限定时间实现某项具体指标，是不合适的。但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研究课题，探索途径，对预期取得的成果和进度作出预测，则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科研领导机关必须看到，科学研究同其它工作一样，也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科学研究的目标和选题是否恰当、明确，思想认识是否一致，措施是否得当有力，组织工作是否切实周密，这些都对科研工作的成败快慢影响很大。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所起的巨大作用，完全证明了科学研究规划和计划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大力协同，我们就能加快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步伐。
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大家感到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军工产品的型号，无论在国外国内，改进更新都很快，不加强计划性和预见性，就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提出了“科研三步棋”的口号。号召科研部门同时要有三个层次的型号，一个是现在正在试验、试制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至少要看三步棋。这个口号一提出，当即得到中央的支持，得到科研部门各级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大家都说，这样，眼界就开阔了，工作就更有计划性、目的性了。实际上，探索研究工作在外国叫技术储备，有远见的企业主和科学家越来越重视这项工作。这也进一步证明科研工作加强规划和计划的重要性。
组建机构
有了规划之后，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就成了当务之急。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基本上是一回事，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分开来讲。
为了实现规划中提出的任务，我们对科学研究领域里的领导机构、研究机构、科研服务机构和宣传科学普及的机构，都注意了组建或调整加强。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大家就提出要不要成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来指导和协调我国整个科学研究事业的建设工作。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的一次讨论中，一部分同志曾主张不必设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认为有了规划，由各单位按规划进行就行了。但出席会议的科学家，包括郭沫若同志和大多数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一致主张建立这样的机构。我也是同意成立的。理由是，科学技术规划是全国规模的，当时就存在着五个系统：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原子能委员会，国防系统（由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军工部门组成），对这五个系统实施科学规划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机构加以指导和监督。同时，怎样使这几个系统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协调地执行规划，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各方面不协调，就会使有些任务落空，有些任务重复。
至于由什么机构来负责这一任务，有的主张由国家计委负责，有的主张由国家经委负责，也有的主张由国家技术委员会或中国科学院负责。在讨论中，我们认为这些部门的业务都有它的特定范围，他们本身的任务都很繁重，承担整个科技远景规划的全面组织协调工作是有困难的。另外，就是全国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学规划委员会”这个组织，以参加科学规划工作为无上光荣。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团结全国科学家的一种良好的组织形式，科学家们欢迎它，我们就应该把它保持下来，设立一个精干的办事机构担负协调任务。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由陈毅、李富春同志和我共同向中央提出建议，保留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机构，将原来的十人领导小组改为党组。除了由我担任党组书记而外，委员由宋任穷、黄敬、赵尔陆、刘杰、张劲夫、范长江、张玺、黄松岭、于光远、谷牧等各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担任，秘书长由范长江同志兼任，副秘书长是武衡、姜君辰、李强、安东同志。
到一九五八年，随着科学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越来越多，科学规划委员会作为科学技术的领导机构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为科学规划委员会有一百多名委员，大多是兼职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既不容易集中，又不便于实施领导。同时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在工作任务上有一定的重复交叉。
所以十月份我向中央建议，将两委合并，共同组成一个专门领导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全国性职能机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这个想法，我先与当时国家技术委员会的负责人韩光同志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口头报告，小平等书记处的同志一致同意我们的想法。随后我就正式写了书面报告。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任命我兼任主任，韩光同志任常务副主任，刘西尧、张有受、范长江、武衡同志任副主任。下面有一个约二百来人的精干办事机构。
国防方面，一九五六年二月钱学森同志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一一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开始由周恩来、我和钱学森同志筹备。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航委，由我兼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同志兼任副主任，委员有王士光、王诤、安东、刘亚楼、李强、钱志道、钱学森等同志，安东同志任秘书长，领导我军的导弹和飞机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总参装备计划部成立了装备科研处。装备计划部在副总长张爱萍同志领导下，筹划我军常规武器的科研工作。
一九五八年五月，军委又决定成立国防部五部，实际上把航委和装备计划部科研处的两部分工作合在一起，领导军队整个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到一九五八年十月，鉴于我军科学研究的任务也越来越复杂繁重，我建议，将航委与五部正式合并，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
中央和军委批准了我的建议。国防科委也由我兼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万毅同志任副主任，安东同志任秘书长，张震寰同志任副秘书长，下面也设立了约两百人的精干办事机构。这样国家科委与国防科委，加上中国科学院（当时郭沫若同志任院长，张劲夫同志任党组书记兼副院长主持常务，李四光、陶孟和、兰可祯、吴有训同志为副院长，裴丽生同志为秘书长），形成了全国比较完善的科研领导体制，从规划、计划的制定、报批、检查，到科研任务的确定，科研人员、经费、物资的管理分配都由这三个机构统管起来了。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成员以后几经变迁，这里不再赘述。
这三个方面都由我抓总牵头，直接对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实践证明，这种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遇事容易下决心，相互间协作密切，步调一致，大大提高了领导工作效率，促进了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工作比较顺利。各省也相继成立了地方的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省的地方性科学研究工作，同样起了好的作用。
组建机构最重要最复杂的是，组建各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到一九六二年，工业、农业、卫生等各主要部门和系统都相继建立起科学研究机构。据有关资料统计，设在北京的国务院各部直属的重点研究院，就有钢铁研究院、有色金属研究院、矿山研究院、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电器科学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煤炭科学研究院、石油科学研究院、化学工业研究院、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材料研究院、地质科学研究院、纺织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林业科学研究院、铁道科学研究院、交通科学研究院、邮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共二十多个专业研究院。
一些重点生产企业也开始设立自己的研究所或研究试验室。中国科学院由四十几个研究所发展到一百多个研究所，形成了包括众多学科和技术领域的科研基地。高等院校的科研工作也在逐步开展，结合教学任务建立了科学研究组、室、所等组织。地方的科研工作，经过调整，把各省、市、自治区分散的科研力量裁并组合成相对集中各有侧重的科学研究院或研究所。各大区也都成立了科学研究分院，组织领导各地方的科研机构。国防方面成立了火箭、原子能、飞机、舰艇、电子设备、各种常规武器等研究院，还成立了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军队的各大单位还成立了一批独立的研究所。
到一九六二年，全国科研机构已经由一九五六年时的三百八十多个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个。有各类研究人员（不包括国防方面）九万四千多人。这些院、所相对集中了各该项目或专业的人才和设备，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集中力量专攻某个项目，成为科研攻关的第一线战斗堡垒。当时大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叫做“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也就是大力攻关）。”各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尽管当时有很多困难，还是尽了最大可能，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中央、国务院在财政和物资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调到科研单位工作的同志，无论来自哪个方面，都非常高兴，认为是自己的无上光荣，那种一心办科研的热烈情景是非常感人的。我们有了这么一批科学研究院、所，有了初步组成的这样一支奋发进军的科研队伍，也就使各项科研工作的发展前进，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实践证明，处在科学技术比较薄弱的状况下，适当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再加上全国大协作，是我们在科学技术战线上能够获得许多突破性成就的关键措施之一，起了良好的作用。
其次，随着科研工作的进展，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科研服务工作的重要性，所以逐渐成立了一批情报资料、计量、标准、仪器仪表、化学试剂、图书等机构，以后还成立了计算中心，风洞试验中心等机构。这些单位的先后成立，大大方便了科研工作的进行，为我国科研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没有这些科研服务机构的有力保障，科研工作要取得显著成就是不可能的。集中办科研服务机构的路子是对头的。因为这些机构是所有科研部门或大多数科研部门都要用的，集中办就能办得比较全比较好。如果各科研单位都办科研服务机构，就会重复分散，既办不好，又造成浪费，这是应该力求避免的。
一九五八年九月，我们还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合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各省也成立了科学技术协会。“科协”下面组织有各种专业学会，使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这些学会里经常进行学术讨论，交流总结经验，促进群众性的科学普及、科学实验、技术推广等工作。我们还建造了科学会堂，为科学家们的休息和学术活动提供场所。“科协”还出版多种刊物、摄制科学电影等，向广大群众进行科学普及宣传，并且进行一些科技方面的外事活动，这些对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这几个方面科学机构的组建和不断完善发展，使我国科学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下面我着重回顾一下我国国防科研机构组建过程的一些情况。因为国防科研机构更是从无到有地组建起来的，发展的规模比较大，带动的学科比较多，特别是在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尖端武器方面取得了突破。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经常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当时的敌人。如何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得突出了。我们国家很大，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尤其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越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自己研制的道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对国防科技工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我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
当然，建国以后，我们建设了一些常规武器兵工厂，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只有常规武器还不能保证我国的安全，何况我们当时能生产的常规武器，在性能、品种上也大大落后于技术先进国家。正如列宁所说的：“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百四十九页）在当代，我们必需发展包括导弹、原子弹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
一九五六年，我们首先组建了导弹研究院。当时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我国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象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般木）、黄纬禄、庄逢甘、吴朔平、姚桐彬等同志，他们很快集中到了导弹研究院，由他们指导，开展工作，少走了弯路。导弹研究院成立以后，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各种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源源不断地向该院集中。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初具规模，有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其中技术人员占绝大部分。下面成立若干分院，不仅研究战略导弹，而且研究各种战术导弹。先从仿制苏联援助的一些导弹入手，逐渐过渡到我国自行研究设计，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导弹研究院以后演变为七机部，即现在的航天工业部。研究的导弹型号方面陆续作了若干调整。
原子能及其配套的生产和研究机构，由宋任穷同志负责。先从勘探、冶炼铀矿资源和建立试验性小型反应堆入手，既研究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同时探索研制原子弹的途径。在此基础上，不久就成立了原子能研究设计院。原子能方面我们也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象钱三强、王涂昌、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陈能宽、程开甲、王承书、张沛霖等同志。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我国原子能科研进展也很快。原子能研究一开始就是由二机部即现在的核工业部抓总的。国防科委成立后，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
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设计师和工程师参加到这条战线上来，他们对我国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量的实际工作是由他们完成的。
在研制导弹、原子弹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到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于是，我们一面大力建设导弹研究院和原子弹研究院的关键性研究试验手段，一面将大量课题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各工业部门与各地方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请他们配合研究，提供成果，同时给以保障条件，这就带动了一大批学科，推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
在研制两弹的同时，我们就着手建设原子弹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以后随着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我们又建设了一批尖端和常规武器的试验基地，以及若干测量、观察跟踪基地或台站。建设这批基地和台站需要大量的测试、检验和观察、跟踪等设备，还有许多特殊要求的建筑设施。
这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有些不亚于两弹研制中所碰到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除了购买少量的关键设备而外，大量的也是靠全国大协作的方式研究解决的，这又带动了一大批学科。这些试验基地和台站，大多建立在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地区，那里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很差。我们从军队抽调了大批优秀的指战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行政和政工干部，开赴这些异常艰苦的地区。他们在戈壁沙漠、海岛滩涂、荒山野岭或茫茫草原上安营扎寨，与科学技术人员、建筑工人等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艰苦创业，硬是把这些基地、台站按期建成了。在这些基地上，我们多次成功地进行了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和其它武器装备的试验，有力地配合了国防科研工作的进行。
我去过一些试验基地，亲眼目睹了他们吃大苦，耐大劳，创业维艰的感人事迹。至今，许多同志已经在基地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研制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和其它武器装备所取得的成就中，同样凝聚着基地同志们的心血。象对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一样，人民将铭记和感谢他们的宝贵贡献。
在研究导弹、原子弹过程中，我们还大力发展了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因为大量的遥测、遥控、自动控制、精密仪器仪表等都离不开电子设备。这在当时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单靠协作来解决大量的电子设备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成立了电子设备研究院。后来又发现许多电子设备过不了关，是卡在电子元件、器件上，因此又成立了电子元件、器件研究院。电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两弹的研制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电子学研究院还为其它军工部门和民用工业部门提供了一批科研成果。
因为集中力量搞两弹进展得比较快，所以我们决定，军队成立航空研究院和舰船研究院以及其它武器装备研究院。这些，也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回想组建科研机构的整个过程，我认为在当时我国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象导弹、原子弹、现代高性能飞机和舰艇、复杂的电子设备等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在机构建设上我们采取集中力量，形成拳头的做法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够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组织协作，攻破难关，取得研究成果。有鉴于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一九六七年十月，我曾建议把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十八个研究院。我当时想，这样做不但力量可以集中，而且处在“文化大革命”极其动乱的情况下，还可以使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和科技人员因此得到必要的保护。这个建议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批准。但处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动乱时期，在批判我的所谓“大科研主义”情况下，筹备工作被迫停顿，以后有些院建成了，有些则不了了之，实在可惜。
组织队伍
科学规划和计划的实施，各项研究工作的开展，机构的组建，都离不开人。人手缺乏，特别是高、中级科研人员缺乏，成了当时开展科研工作的又一个主要困难。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时候，经初步计算，我们在十二年中共需要大学毕业以上的各类研究人员近十八万人，其中搞新技术研究的约需五万人。为了迅速组建科研机构，各科研单位提出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急需补充大学毕业以上的研究人员三万多人，而当时我们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一共才约有三万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应该主要分配到工农业生产单位去，也还要补充高等院校的师资，不可能也不应该以过大的比例分配到科研单位。更何况新毕业的大学生还不能马上独立进行科研工作。
怎么办？只有先向各部门抽调技术人员到科研部门，尤其是到国防尖端技术研究部门工作，以应急需。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加速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潜力。所以，大力组建、培训科研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从一九五七年起，到一九六○年，民用研究机构具有大学毕业以上的科技人员已达到三万多人。此外，在高等院校和各工业部门，还有大批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兼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组织队伍工作的成效是显著的。
一九六○年三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质系主任威尔逊访问中国以后，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赤色中国的科学蜂窝》的文章，介绍了我国科技队伍的发展情况。用“蜂窝”这个词来形容，意思是我国的科研队伍发展很快，科学工作者们紧张而又勤奋。当时西方科学家来访的还很少，他的文章，曾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科学大军迅猛发展的惊讶心情。
那时我们的科研队伍，同解放初期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同先进国家比，仍然相当落后。我从有关资料上看到（当然这个资料不一定准确），到一九六○年，苏联拥有科学家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二百五十多万人；美国则拥有同类人员三百二十多万人。而同期，我国则拥有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卫生、医药、农林、畜牧在内）共约一百九十万人，其中具有大专毕业以上程度的大约只占五分之一，即四十万人左右。与美苏相比，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要完成科学规划中规定的任务，努力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无论从当时的需要，还是从长远的发展来考虑，队伍问题都是个关键。所以，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来加以考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状况和来源问题。五十年代中期，全国能带硕士研究生的导师约有二千人，他们大部分集中在教育系统和产业部门，在科研系统的大约只有二三百人。这两千人中真正比较成熟的大约只占一半。他们中有旧中国留下的爱国科学家，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回国的爱国科学家，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我们首先从各条战线抽调一批水平较高的优秀科学家集中到科学研究部门中来，并且任命他们为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或者某项研究课题的负责人，作为科研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同时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有一次外交部开大使工作会议，我特意到会讲了话，请使馆的同志千方百计争取爱国科学家回国，以适应国内建设和科研工作的需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争取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陆续回来了一些科学家。这批原有的和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人数虽然不很多，但他们都有很强的爱国心和事业心，具有第一流的专业知识，在我国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到科研战线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发展我国科研事业方面，特别是在科研攻关方面，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于在科研系统的中级研究人员，即建国前后毕业的研究生或大学生，工作能力较强，能独立完成某项科研课题的人员，当时大约有一千多人。我们认识到中级科研人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年龄比较大了，未来科研事业发展的命运取决于中级科研人员的成长速度，因此我们采取措施，从早期留苏的毕业生中以及全国解放前后的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人才，调到科研系统来。我们还采用“带徒弟”的办法，即由高级研究人员带助手来加以培养。当时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每名导师带七八名助手。这样，很快就可以带出上千名中级科研人员。
再一个办法就是向国外派研究生和留学生，当时主要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我们派学生出国学习的工作到一九五九年为止，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当时中央确定的方针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三年共派出一千七百多名。第二个阶段是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当时由于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着手制定科学规划，所以确定了“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和“以理工科为重点兼顾全面需要”的方针，那三年共派出留学生五千八百多名（其中研究生一千二百多名）。在这个期间内，先后对留苏大学生的专业进行过三次调整，抽调了一部分原来学习社会科学、理科和一般工科的大学生改学工业和国防方面的重点和尖端学科。第三阶段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这时候的方针是“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后来又规定研究生的条件必须是大学毕业后又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以便在国外学习中，真正能看出问题，学到东西。经过以上各种措施，使我国的中级科研人员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同志的特点是年富力强，基础比较扎实，在高级研究人员的带领下，大量的科研实际工作都是由他们动手进行的。他们为科研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初级科研人员（主要是刚毕业的大专生）的人数多些，来源也广些。当时全国大学生的分配原来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教育部管，后来我建议留学生、研究生由国家科委统一分配，大学生则由国家科委协同计委、教育部分配，因为国家科委对哪些科研机构需要什么人才的情况比较清楚。另一方面人才不能搞平均分配，不管你那个地方需要不需要一样分，这是不合适的。后来中央批准了我的建议，全国研究生、留学生即统由国家科委主管分配，同时，每年又优先分配一部分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大学毕业生到科研战线上来，使需要和可能更好地结合起来了。
对科研急需的专业人才，和属于空白的新兴学科，我们就在现有的高等院校开设新的专业，分配成绩好的考生去学习。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先后建议在全国的一些重点大学中扩大了无线电系，开办了计算机专业，举办了空气动力学专业，计算数学，统计数学专业，扩大了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专业等。在军队方面，我请陈赓同志调整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专业，成为专门培养军队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原子能）研究设计人才的学院。陈赓同志当时兼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也是国防科委的副主任，是我们党内热心科学事业的老同志之一。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很快完成了院系调整，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源源不断地为军队培养了大批研究设计人才。地方方面由郭沫若同志负责，组建了中国科技大学，并由他亲自兼任该校的校长，成为我国专门培养新兴学科科研人才的主要基地之一。除了以上措施之外，我们在有条件的研究院、所还举办或联合办业余大学、夜大学，以加速培养科技人才。
按照科技发展的需要，各单位普遍办起了中等专业学校，以培养科研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环--实验人员、技术员、技师等等。
我们当时培养出来的这一大批初级科研人员，人数多，是科研队伍的生力军，他们富有朝气，好学上进，在高中级科研人员带领下，做了大量工作，既锻炼了自己，又为科研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年的这批中级和初级科研人员，现在大多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知识分子了，他们已经是科研战线上的骨干，我们应该特别予以关怀和重视。
经过这一系列措施，到一九六二年我国科研人员已经发展到九万四千多人，其中有研究员、副研究员二千八百多人，助理研究员七千七百多人，实习研究员五万多人，而且是老中青结合、门类齐全的一支庞大队伍，初步满足了当时我国科研工作的需要。
在人才分配和使用当中，政策上我们强调学用一致，专业对口，这也是发挥人才潜力的重要措施。用非所学，是对人才的最大浪费，当时对这一条我们三令五申，要各单位认真执行，凡是接到了这方面的来信，我们都转请有关部门认真解决。我们还号召各级领导要大胆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员。谁都知道，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中级科研人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如果因此将他们拒之门外，那我们就等于没有自己的科学家了。所以我们提出了“重在表现”的政策，以免束缚自己的手脚。同时号召知识分子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我们要求各级行政领导和政治工作人员，要当好他们的后勤，尽量关心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对他们的吃饭、住房，甚至小孩人学入托、爱人两地分居等等都要尽可能帮助解决，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人才潜力得以充分地发挥。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为了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们还曾考虑过适当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问题，当我把设想的方案向毛泽东同志口头汇报时，他表示完全赞成，他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可以突破国家最高工资标准的限制。可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方案没有来得及进一步研究和组织实施。
为了加强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我们还从军队和地方抽调了大批文化较高、德才较好的党政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到科研系统从事党政领导工作和科研保障工作。这些同志绝大多数兢兢业业，同样为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轻视他们在发展科学事业中的作用，同样是不对的，也不合乎事实。
在组织队伍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举例来说，一九五六年六月，为了组建导弹研究院，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教育部、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铁道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共同商讨抽调技术或教学骨干到导弹研究院工作的问题，大家都非常支持，表示要谁就给谁，很令人鼓舞。过了几天，我将需要商调的三百八十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给周恩来总理，他看后对我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干部很快就调齐了。许多单位，我们要调它的教学或技术骨干，甚至连调令、介绍信等都还没有送到，打个电话，人就报到了。各部门的领导同志总是要什么人就给什么人，一般不说二话，广大科技人员就更是朝令夕到，以承担国防方面的技术攻关任务为荣。这种同心协力组建我国科研队伍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总起来说，要组织好科技队伍，我们的体会是：首先要规划好一批重点院校的学科专业，使科学研究需要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按计划得到补充。其次，对科技人员应该尽可能做到学以致用，人尽其才，避免人才的浪费。同时，要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思想上、生活上都要关心帮助科技人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促进他们的进步。在专业工作方面，要虚心倾听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专长，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心情舒畅地做好科研工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