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从山岗后面升起，东方一片绚丽的朝霞。我们红大一、二科的学员，背着简单的行装，从瓦窑堡附近山村出发，经过 7 天的行军，1936 年 7 月 2 日晨，来到了保安县城东南面的山边石洞驻下。
一科驻地在离保安 1 公里处的半山坡上。二科离我们一科有三四里路。三科已去甘肃庆阳，后该科在那里改为步兵学校，与红大脱钩。
保安，是陕西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四面群山环抱，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物产匾乏，只有小米和山药蛋。群众生活非常贫困，正如当地民谣所说的：“陕北好地方，小米子熬米汤”， “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
从城廓上看，保安县城的规模还不算小。但由于历年来不断发生战争，特别是回、汉民族之间的战争，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烧杀，保安城只剩下几间破庙、几栋土屋、几座破烂的石窑洞，人口不足 400 人。
绕着土城围子，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向东南流去。黄色的河水缓慢地流着，它是洛河的一条源流，离我们的驻地只有 300 米。城外的山坡上稀稀拉拉长着几丛酸枣树。石壁上露出几十个黑魆魆的石洞口，远远望去，好似蜂窝似的。
这些石洞，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据说是供奉“元始天尊”的。大的高宽都在 1 丈左右，深约 1 丈 4 尺；小的高宽 6 尺左右，深约 5 尺。长期没有人居住，有的做过羊圈，有的是兔窟狼窝，里面野草丛生，乱石纵横，狼藉不堪，不时从里面飞出一群蝙蝠或野鸽子。红大的校舍，除了这些石洞以外，什么也没有。为了战胜困难，建设好校舍，我们一科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议，号召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己动手，建设校园。
我们一科 40 名学员，大都是师级以上干部，有 3 位是团级干部，但年龄除个别接近“而立”之年外，大部分都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壮年。大家在党支部号召下，不论职位高低，都积极投入建校的劳动中。
我们的教室选择在一个最大的石洞里，它原是一个羊圈。我们先把羊粪、杂草清除掉，打扫干净，又在石壁上凿出一块大石板，用石头砌成了桌子和凳子，还选了一些石头作粉笔，给老师用石头砌成一个挺像样的讲台，并用石灰水把洞壁刷白。
在窑洞口，便用石块垒成墙和门洞，找一些旧木料做成门框，打茅草编成厚厚的门帘。同时，在窑洞之间平整好道路。这样，一座以窑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头为桌凳、讲台的大学课堂建成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课堂。
晴天，我们在大树底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里上课。我们把石洞改造成简陋的校舍，小的窑洞住两三个人，大的住四五个人。 在窑洞里，有的睡石炕，有的用石头砌起床铺，在上面铺一块木板或铺垫上些禾草。
那时候，保安一带狼很多，夜里经常听到狼嚎。有几次，狼跑进我们住的窑洞，因为我们的窑洞都没有门，晚上怕狼进来，在睡前便把桌子、脸盆堆放在门口，若狼一进来，拱翻这些东西，其声响会把狼吓跑，并惊醒屋里的人，我们还在床头备有一根打狼棍，以防万一。
清晨，当林中小鸟吱吱叫起来的时候，我们像战士一样出早操了。学校没有操场，周围也没有一条平坦的道路，我们每天出早操时，鞋子、裤子被荆棘挂破。老师们来校上课行路也很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党支部研究决定：自己动手，修建一条贯通校门的大路和 3 条通往交通大道的支路。
7 月 13 日清晨，我们拿起镢头、铁锹、锄头等工具，迎着旭日朝霞，开始了修路劳动。平静的校园出现了热火朝天的修路场面，歌声笑语汇成一片。有的唱起并不很合拍的 “冲！冲！冲！我们是开路的先锋……”的歌。
大家谁也不甘落后地干着，砍树的，挖地的，搬石头的，挑土的，拔草的，于不多久便汗流浃背。我们这些人，耍了多年的枪杆子，当了高级干部，长枪也拿得少了，拿镐头更少， 所以干起这些重活来，开头还是比较吃力的。有的两手起了泡，有的气喘吁吁。大家猛干了一阵子，完成了一段路后才吃早饭。
平时，吃的是带糠皮的米饭（因碾米工具落后），菜是土豆、干豆角和白菜，而今天早上，炊事员却给我们做了一顿难得的炖羊肉，还做了荞麦面。饭后休息一会儿，便开始上课。虽然身体有些疲劳，而学员们仍然聚精会神地听课。
晚上，躺在床上，我伸开胀痛的手一数，共起了 6 个水泡。同洞的学员武亭（朝鲜人）、贺晋年（陕北人）的手上也起了泡。由于手脚和腰背酸痛，我们 3 个一时睡不着， 摸黑躺在床上聊起了各自参加革命斗争的往事，说着说着，便入睡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早晨，我们又继续进行修路劳动。经过 3 个早晨的奋战，一条宽两米、长 100 米的大路和 3 条支路竣工了。大家议论说：通向城里的大路修好了，假如我们有汽车的话，就可以开车去接“教授”们来学校上课了。
那时候，毛主席和其他“教授”们都是步行几里路来校上课。当地群众见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把一片荒山野洞改造成整洁的校舍，深为感动，特赠给我校一面锦匾，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
开课当天，毛主席、张闻天、 徐特立、秦邦宪等领导同志来到我们一科驻地。当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让我们坐下后，先介绍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
他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一个土的。”当他介绍到徐特立时，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时期党的路线政策。
随后，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参观了教室和学员宿舍。他看到我们用石头做成的一件件用具，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毛主席还勉励我们安心学习， 以便迎接和促进抗日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
毛主席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形势任务和自己肩负的责任，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使命感。红大创办之初，学校机构简单，仅有 3 位专职教员，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校讲演或兼课。我们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毛主席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凯丰和吴亮平讲授《政治经济学》；杨尚昆讲授《各国论》（主要是英、美、法、德、日、意）；徐特立讲授《新文字》；李维汉讲授 《党的建设》；李德（共产国际顾问）讲授《兵团战术》；林彪讲授《战役学》，但只讲了一次开场白，听的人没兴趣，他自己也没有信心再讲下去，就作罢了。
此外，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还时常到校作时事和党的政策问 题等报告。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除了讲课，不可能经常到学校来。因此，我们每次除了听两三个小时课外，其余都是自学或讨论。我们学的各科教材，都是教员编的讲义。印讲义的纸是用过的废纸背面或敌人飞机上撤下来的传单，有白的、黄的、红的、绿的等，因纸的背面不光滑，印得不清楚，看起来很费劲。每天晚上，我们坐在石凳上，俯首石桌，在油灯或烛光下，啃得津津有味。大家往往学习到配给的灯油点光、蜡烛燃尽才合上书，上床休息。
当时，每 3 天才发一支蜡烛。为了节约灯油和蜡烛，我们有时讨论便吹灭灯，摸黑躺在床上讨论。后来蜡烛没有了，改用胡麻油灯，没有灯草，只好捻一条小纸捻来代替。
由于陕甘边区地瘠民贫，筹粮筹款较困难，当时党中央的财政状况十分困难，但是，对我们红大学员的生活却尽量给予照顾，让我们吃饱肚子。除了平时吃小米饭和干豆角外，一个星期还可以吃上一次羊肉汤，偶尔还可以吃上一顿荞麦面做的食品（7 个月里共吃了 3 顿）。这样的生活，已算是很高的标准了。
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洗脸盆的功用很大，可供洗脸、洗脚、洗身、洗衣服和盛菜，一盆多用。饭堂没有碗，盛饭时有的用茶缸，有的用土碗，五花八门。困难磨练着我们的意志，大家既坚强，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每天早晨，在那偏僻的黄土高原 的窑洞前，都能听到红大学员高亢的歌声。曾在部队担任宣传工作的彭加伦同志，教我们唱《大路歌》、《毕业歌》等歌曲。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强调 领导起带头模范作用。罗荣桓曾找我和张爱萍、童小鹏、彭加伦等同志商量演戏的事，决定由彭加伦执笔写一个反映拥政爱民的剧本。
剧本写好后，由罗保连演男主角，童小鹏演女主角，肖文玖演红军战士，演出时，党中央和军委许多首长都来观看，轰动了保安城，成为当时保安文化生活中的一件趣事。
记得还有一次，为了欢迎朱总司令从红四方面军归来，我们赶排了文娱节目。其中有一个节目，由罗瑞卿、张爱萍、宋裕和等同志自编自演。原来让高个子耿飚同志饰蒋介石，可他执意不肯，后改由罗瑞卿饰蒋介石，他个子比较高，又瘦，演得不错。剧中还有一个小脚老太婆，由宋裕和同志扮演，他穿上从老乡家借来的老太婆衣服，用脚后跟一拐一拐地学小脚老太婆走路的样子，惟妙惟肖，引得台下的观众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除了文化娱乐外， 我们还自己动手修了篮球场，组织打篮球。我们埋下 4 根柱子，钉上几块木板，找两个桶箍代替球筐。尽管条件简陋，可大家玩得兴致很高。晚饭后，撂下饭碗，便争着往球场跑。朱德总司令在休息时也经常来和我们一起打球。他一般是打前锋。我也喜欢打球，一般打后卫。
后来，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 马海德到红大访问时，曾同我们的学员一起打网球。彭雪枫、张爱萍、赵尔陆、肖文玖等同志都同他俩打过网球，斯诺还曾拍照留念。这些身经百战的学员，虽然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但在学习期间，仍然保持着军人的举止和作风，衣着整齐，生活紧张有序，早出操，晚点名，动作迅速整齐；集合站队歌声嘹亮。
课堂上，像小学生一样站起来回答教师的提问，我们称之为“亮相”；师生之间，上下之间，学员之间，打成一片，亲密无间。为后来抗日 军政大学优良校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在当时西征战事紧张的情况下，党中央下决心抽调这么多干部到红大学习，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我们吃小米，点青油灯，在石洞里上课，学习情绪很高。在红大学习期间，除了讲义，没有别的什么书籍。保安城里党中央机关有个小图书馆，规定可以去借书看，但每次只准借一本。有些书很珍贵， 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只有毛主席保存一本。我们便向毛主席借来刻印，每组发一本，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
大家对学习时间抓得很紧，一放下饭碗，便夹起书本，找个禾草堆一靠，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我们整天读书，连星期天也不肯休息，党中央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多次派杨尚昆同志来传达指示，要我们注意劳逸结合，以利长期坚持学习和斗争。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不准读书；星期天一定要过假日，把门锁起来，不准留在洞里，要到野外去休息。
其实，我们的窑洞并没有门，所以谈不上锁。我们当然理解中央领导对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星期天到了，我们吃过早饭，便 拿着书本，走出窑洞，找个禾草堆，三三两两地躺着看书。时值深秋，漫山遍野一片枯黄，湛蓝的天空白云朵朵，和煦的太阳晒得人暖烘烘的。
每当晚饭后，我们也三五成群走到窑洞外的草地上或小河边散步，边散步边谈心。每个人都有一番独特的斗争经历，都可写成一本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大家回忆往日的战斗，都深感应该把自己的曲折经历写出来，以免少走弯路，可惜当时物质条件太差，纸张笔墨困难，我们写的学习笔记和日记太少了。
后来，随着学习的深入，尤其是听了毛主席深入浅出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给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我们每个人都总结 自己的斗争经验，联系实际，进行深刻学习和理解。大家着重联系长征的经验教训，写了自己的学习体会或革命回忆录。
中央对这件事很重视，曾派杨尚昆、陆定一同志来做专门动员、指导。后来，中央把大家写的文章编为《 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油印出来作为内部资料，解放后才在北京公开出版。
大部分学员的文化程度不高，但肯动脑筋，钻研问题，思路开阔， 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提高比较快。有一天上午，美国记者斯诺在校长林彪陪同下，应邀到我校演讲。他讲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他概略讲了英美对华的态度后，表示愿意解答学员提出的有关问题。
一下子，学员们提问题的条子像雪片一样飞到讲台上，提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如：“英国政府对亲日的冀察委员会的成立持什么态度？对驻在华北的日军又持何种态度？” “如果中日战争爆发，德国和意大利会帮助日本吗？”“你认为如果日本没有他国的帮助，它对华的大规模战争能维持多久？”“国际联盟为什么会失败？”“既然共产党在英、美国内都是合法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却没有工人的政府？”“英国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进展如何？美国又怎样？”“巴黎为中心的国际学生运动的前景如何？”“你认为李滋·罗斯访问日本能使英日双方就对华政策达成协议吗？”“一旦中国开始抗日，英、美会帮助 中国还是日本？”“请告诉我们，如果英美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他们还在中国驻有舰队和军队？”学员提出这些问题，完全出乎斯诺意料之外。
本来只安排演讲和解答问题的时间为两个小时，结果，从上午 10 时一直到下午很晚才结束。后来，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感慨地说：“我概略他讲了美英的态度，然后同意回答问题。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个大错，这顿'面条宴’抵偿不了我回答问题所处的窘境。”
有一次，一科欢迎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他当时还是红军总政委）来讲话。当张国焘哼哼地说了几句话后， 有个同志站起来请他讲课，讲党的建设，把他难住了。还是朱总司令给他解围，说，讲课要准备的，以后再说吧，这才收场。
学而后知不足。我们越学习越感到自己知识贫乏，大家深深感到自己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掌握更多的知识。在徐特立同志的号召下，课余时间许多人学起了新文字（即拼音文字，那时是用英文 26 个字母拼的）。一些学过英文的同志，学起来比较容易，很快就可以用拼音文字写信了。大家对新文字很感兴趣，学习热情很高。
我和彭雪枫、张纯清、张爱萍等几位同志，商量好用新文字来“通信”，就是写好信，当面送给对方，尔后，再一起推敲写得是否对。没通上几次信，我们就发现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各人讲的都有方言，而不是普通话，写的信对方有很多地方看不懂或闹出笑话，这使我们意识到，不统一祖国语言，要使用新文字是很困难的。
同年 12 月，红大第一期教学计划接近完成时，突然，传来一声霹雳，西安事变发生了！当我们听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把蒋介石抓起来的消息时，欢喜若狂。大家纷纷议论说，蒋介石追杀我们十几年 这回该报仇了！
但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对这一方针，我们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一向奸诈刁猾，言而无信，不能轻易放虎归山。
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 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上来， 12 月 26 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亲自在我校操场上给全校学员和中央机关于部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介绍了西安事变经过，阐明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针对部分学员、干部要求杀蒋的思想，着重说明了释放蒋介石和联蒋抗日的道理。
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掉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 第三个蒋介石。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搞一擒一纵呢？毛
主席还风趣地打比喻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赶毛驴上山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党“逼蒋抗战”的方针。 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再经过学习其它有关文件和讨论，统一思想认识，一致拥护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由于发生了如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忙于处理大事，无暇再给我们讲课了，这对我们确是极大的损失。特别遗憾的是毛主席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课，还没有讲完，他是写一章讲一章，尚缺《战略反攻和政治工作部分》，他说，没时间了，不讲了。
这时，新时期的战斗任务已摆在我们面前，各方面都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我们再也不能像 7 个多月来那样在洞中“修炼”了。随着形势的发展，同年 12 月底，红大第一期没有举行毕业典礼便结束了，学员陆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有的到前线统帅千军万马；有的到大后方去工作；有的到国民党统治区 做抗日统战工作。这正如毛主席所讲的：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红大 7 个月的学习生活，我们在保安石洞扎扎实实地读了 7 个月的书。
为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加速干部培养， 1937 年 1 月，中央决定把红大从保安迁至延安，毛主席找林彪、刘亚楼和我谈话，要我们到延安组建红大第二期。林彪仍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我任政治处主任。罗荣桓随 中央机关迁往延安后，就任红一方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他主管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和陕北军事部的政治工作，红大的政治工作也归他管。
同年 3 月，中央曾任命刘伯承兼红大副校长（未到职）。在此同时，红大政治处升格为政治部，调红四方面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任主任，我任副主任；邓富连（邓飞）任党总支部书记。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和俱乐部。李志民曾任组织科长，谭冠三任俱乐部主任。
红大二期于 1937 年 1 月 20 日开学，时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大体停止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国内正处在全面抗战即将到来的新形势。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山西、甘肃、宁夏的国民党军阀，看到国共合作抗日，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不得不作出一番“抗日”的姿态，放松了对我陕甘宁边区的封锁。
1937 年春节前后，大批热血青年，满怀抗日救亡的激情奔赴延安红大，有从甘肃陇东来的，有从太原过黄河来的，多数人是从西安转道而来。这些青年学生大部分是平津沦陷区的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也有河南等地学生，还有从南洋来的侨胞。
他们中有的身着翻领西服，有的穿旗袍、高跟鞋，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背着行李，拎着小包，日夜不停地奔向延安，在西安至延安几百里的道路上，人流不断。
徒步八百里，这对于青年学生本身就是不小的考验，所以毛主席说过，步行八百里就是考试合格。虽然学员名额已满，我们还是都收下了。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张学良和杨虎城部队的进步军官及抗日 志士。如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杰，而董启文和董启强哥俩则是国民党旅长的儿子，甚至还有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汉奸的儿子。有的已是几个孩子的妈妈。
大批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汇集于黄河之滨，宝塔山下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同年 4 月，红大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领导成员除刘亚楼改任训练部长外，其余不变，教育长暂缺。红大改称抗大后，期数接着红大的一期，一开始就是第二期，故有 “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的说法。
由于全国各地的青年入校学习，使抗大的招生范围由八路军干部学校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干部学校。随着学员数量的增加和学校的扩大，中央军委为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兼任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各大队也相应建立了军政委员会，以加强统一领导。在此同时，学校除成立政治部、训练部外，还成立校务部，先后由杨立三、杨至诚、周文龙担任部长。
学校在职干部由第一期的 14 人增至 87 人，教员队伍也不断得到扩大。党中央和毛主席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质较好的干部，到抗大担任教职员。为了照顾教员的生活，学校给教员每月额外补助两斤大米、一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对抽烟的同志还发给几包“风车牌”纸烟。后来，还给他们发一点津贴费。
这时，学员名额已达 1300 多人，边区以外的青年占三分之一以上。全校共编成 4 个大队及 1 个女生区队。抗大的教育计划、课程设置，毛主席都亲自审定。
党的建设课主要是在一、二队由朱总司令讲。董必武同志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同志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同志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政治工作课，由罗荣桓和我讲。后来学生队多了，罗瑞卿、刘亚楼都讲过，游击战争的战术课，由刘亚楼、谭家述讲授，材料是毛主席组织部分同志写成的。同时，李富春、张皓、何凯丰等同志也常来兼课或作报告。
抗大是在我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创办的。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面抗战即将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自然为全国人民所关注。红军能够在十年内战中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而不溃散，胜利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靠的是政治优势，是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但红军政治工作是什么？还不为人们所知，了解和学习红军政治工作是人们的迫切要求。那时国民党军队感到奇怪，红军枪械破破烂烂， 蒋介石说红军是“乌合之众”，可国民党军竟打不赢“乌合之众”。红军的政治工作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个谜。
当时有个传闻，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一位将军在队前讲话说，我们要向红军学习，红军有政治工作，国民党整不垮他们，说红军是“乌合之众”，我们就是要向“乌合之众”学习，把部队训练成“乌合之众”。
这近似笑话的传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威力和影响。同时，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红军政治工作的作法和经验， 尚缺乏系统的总结。而抗大的创办，第一次把红军各方面军及西北红军的干部汇集在一起学习，这就有可能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总结和交流 10 多年来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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