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亨云将军
怀玉山突围
刘亨云
1934年冬，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两路会师于皖南。孰料，在安徽黄山东麓谭家桥战斗失利，随之陷入被动、敌乘势纠集约20个团的兵力，向我疯狂追击，我虽几经奋战，给敌以较大杀伤，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未能摆脱被动局面。1935年1月，先遣队经过（开）化婺（源）德（兴）苏区返回闽浙赣苏区时，又一次陷入敌重重包围，被迫在怀玉山与数倍于己的强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血战。
当时我是红十军团二十一师五连连长，上任才一个多月，算起来，我参加红军已有五个年头，但带兵打仗还是头一回。那年我21岁，身强力壮，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当接到战斗命令后，我就立即带领全连同志直奔战斗地点。
跑出没多远，只见方志敏同志带着几个警卫人员迎面走来。我连忙站定，向他敬了个礼，方志敏主席一向平易近人，可今天却紧锁着眉头，脸色阴沉。他问我：“你们干什么去？”我说：“团长叫我们到北面山头上担任阻击任务。”“哦。”他垂下眼皮略一沉吟，又朝我投去亲切的目光：“你们的任务不轻哪！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挡住，保障主力部队侧翼的安全，打完仗再回到闽浙赣苏区去，告诉同志们，红军是打不垮的！革命是消灭不了的！”说罢，拍拍我的肩膀，给我灼热的一瞥，便急匆匆地走了。
当时，粟裕、刘英等军团领导同志因斗争需要或身负重伤，已经带领先头部队先期出发。无疑，这更加加重了方志敏同志的负担，我深情地目送着他渐渐远去，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我和这位可敬可亲的首长的永诀。
我连的阻击地点在王龙山北部，我带领全连战士占领了一个山头，这个山头三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可达山顶。当时我连指导员缺编，我便召集三个排长看了地形，简单地研究了一下情况，部署了各排的战斗任务，决定在山头的正面修筑工事，并派人锯断树木，设置障碍，把唯一的小路堵死，誓与敌人决一死战。
中午时分，战斗打响了，敌人以约一个营的兵力，向我距守的山头发起猛烈进攻，我连人员缺编，武器装备差，弹药又不足，打得很艰苦。但部队士气很高，战士凭借有利的地形，沉着应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夜幕降临，激战了一天的山头一片沉寂。此时，环顾山下，但见点点火光连成串，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际，把怀玉山圈在了里边。显然，我军已经被分割、包围，濒临绝境。更叫人心焦的是，我们和上级的联络也被切断了。
夜半，我召集支部成员开了个会，分析了情况，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一定要死守阵地，保障主力部队侧翼的安全。会后分头作思想动员，鼓舞士气。
战士们的觉悟都很高，纷纷表示拥护党支部的决定，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为了节省弹药，我们搬开许多石头，摆下了“石雷阵”，同时派人悄悄地摸下山去，从敌人的尸体上搜出了一些枪支弹药，补充自己。
拂晓，天气骤变，雨雪交加，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攻势比头天更加猛烈，但敌人遭到的反击也比头天更加沉重。不过，敌人仍像潮水似地涌来，打痛了，又哭叫着退下去，留下一些“烂鱼臭虾”，我们看得很清楚，山路上满是敌人的尸体。
两天过去了，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弄不清是因为敌人感到无法逾越这道屏障而作罢了呢，还是整个战斗情况起了变化，敌人又有新的花招？我们发现，正面的敌人忽然改变了进攻方向，转向别处去了，于是，阵地上渐渐冷落下来。
雨丝缠着雪花仍在不停地飘洒，刺骨的朔风一阵紧似一阵，天气越来越冷了，带来的一点干粮早就吃光，大家已几天粒米未进，那真是饥寒交迫。可战士们毫无怨言，表现出红军战士无比坚定、无限忠诚和誓死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大伙蹲在冰冷的工事里，互相依偎着取暖，炊事员搞来一些草根树皮给大家咀嚼。
时间在艰难的等待中慢慢地逝去，既不见上级派人来联络，也不见敌人向我阵地重新发起进攻。只见周围山头上浓烟滚滚，火光熊熊，穷凶极恶的敌人在野蛮地放火烧山，看着火光，我们的心也被火烧痛了。
看来已经不能指望上级派人来联络了，唯一的出路是突围。可是往哪里走呢？我想起方志敏同志说的话，决定回到闽浙赣苏区，生是红军的人，死也要做红军的鬼！我们所守的山头地势高，用望远镜能清楚地看到敌人设在闽浙赣苏区北沿的封锁线，当时我身边没有地图，只能凭着直接的观察，来判定突围的方向和路线，经过简短的动员，大家便紧张地行动起来了。
入夜，我借着夜色的掩护，用绑腿带连结成长带，悄悄地沿着山头南面的峭壁，攀附而下。为避开敌人，我们不走山路，一个劲地往密林里钻。但是，林子里更黑，加之荆藤缠脚，行走缓慢，不久又迷失了方向，幸亏碰上了一位山民，才使我们摆脱了困境。这个40多岁的山民很热情，不仅满口应承了我们要他带路的要求，而且还烧了一锅玉米糊给我们吃。
经过两天两夜的艰难奔突，我们终于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回到了闽浙赣老苏区。
到了老苏区，就好像到了家里，就连这里的空气，我觉得它也格外的清新、香甜。连日的紧张、劳累和饥渴，顿时一扫而光。
在老苏区群众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军团先头部队的驻地。我把连队稍作安顿，便疾步去找军团参谋长粟裕同志。我曾在首长身边当过参谋，他对我很熟悉。当我在间民房里找到他时，见他正伏在桌上看地图，脸色十分严峻。相见之下，他露出了欣喜的神色，并向我询问了战斗情况和突围的经过。听完我的汇报，他的眉头又紧紧地拧上了。半响，他才默默地说：“你们干得不坏，抓紧时间休息，好好恢复体力，准备执行新的任务。”
我预感到怀玉山战斗情况不好，但当时不便细问，事后才知道，怀玉山一战我军损失非常严重，军团主要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同志落入敌手，我们的团长乔信明也被敌人俘虏了。军团主力部队除了一小部分突围到皖南以外，再就只有我们这些回到闽浙赣苏区的少数人员，其中我连是唯一的建制步兵连。就这样，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蒋介石反动派疯狂的迫堵和围攻下，又加上我们指挥上的失误，不幸失败了。
失败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悲痛。我们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常常在梦中哭醒。但是，红军战士的革命信念和意志是绝对打不垮的。正如方志敏同志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革命是消灭不了的！我们并没有一蹶不振，我们要爬起来继续战斗。连里的同志们几次三番地找我，要我去向上级请求任务，有的同志咬破了指头，用鲜血写下了自己的战斗誓言。
1935年2月下旬，根据中央的电示，以怀玉山突围出来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任命粟裕同志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率部向浙江南部进军。于是，我们这支500多人的队伍又肩负起完成先烈们未竟事业的重任，高举起革命的火把，去开辟新的战场。（选自《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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