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峥嵘
傅秋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民兵建设杰出的组织领导者。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智勇双全的将领之一。
在对国民党反“围剿”及对日作战中表现得大智大勇
傅秋涛，190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25年，湖南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兴起时，傅秋涛参加了三眼桥的农民革命组织——雇农工会。不久，被选为雇农工会委员长。在这里，他结识了当地的小学教员，后来和他一起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的钟期光。从此，他俩就一直是革命队伍里的亲密战友。
1929年，傅秋涛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起，傅秋涛转入红军部队工作。他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4年1月在小沅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傅秋涛任省委副书记。不久，敌重兵压境，小沅被占，省委机关和部队被迫向铜鼓、幽居转移。省委一方面派邓洪去找任弼时汇报情况，另一方面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去开展工作，并决定由傅秋涛兼任浏(阳)、宜(春)、万(载)工作团书记和第三作战区政委，邱金生为司令员。
六、七月间，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在龙门山与国民党主力五十师等部遭遇。由于敌众我寡，加上指挥不当，我军损失重大。这次失败被称为“六、七月事件”。8月，省委转移到平江黄金洞，在何家垄召开紧急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并作出了抽调干部到各地收集武装和开展扩大红军运动，以恢复发展十六师的决议。据此，省委决定从浏、宜、万地区调回傅秋涛，然后又派他和黄加高去鄂东南收集部队和开展扩红运动。
傅秋涛接受任务后，率领部队由通山、崇阳，向临湘、平江方向开进。沿途捣毁了许多国民党的区、乡政府，打击了土豪劣绅，消灭了南江桥驻敌一个排，击溃了敌新七旅一部，缴获了一批武器物资，还捉了七八十个俘虏。由于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又动员许多群众参加红军，部队很快就发展到了1100多人，红十六师又迅速地壮大起来。
正当傅秋涛等的部队向平江挺进之际，省委书记陈寿昌于十月间，在黄金洞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由陈寿昌等去前线指挥部队，调傅秋涛来代理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会后，陈寿昌等率领省军区独立营100多人，从黄金洞出发，在平江斑坞坳，同傅秋涛等相遇会师。陈寿昌向傅秋涛传达了省委决定。傅秋涛说，还是“我到前方去，我比你身体好。”陈寿昌不同意，并强调这是省委的决定。于是，傅秋涛即离开了红十六师，率领着100多人的独立营，返回黄金洞去了。
这时，红十六师从报纸上了解到中央红军已由湖南西进。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拟向西南发展。部队从牛姑山出发，不料在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同敌三十三师遭遇。我军虽击退敌多次进攻，但因陈寿昌负伤而决定撤退。当晚，陈寿昌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后来，省委决定由傅秋涛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
由于蒋介石忙于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进攻湘鄂赣边区的敌人一度减少。傅秋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根据省委决定，积极组织红军主动出击。一年中，共经过大小战斗几十次，特别是虹桥、高视的战斗，取得一系列胜利。又经过成立扩红突击队，多次深入群众动员参军，全师一度发展到5000多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坚持湘鄂赣斗争。
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终于迎来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契机。
5月，省委决定一面派人与党中央联系，一面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谈判中，傅秋涛作为我方主要代表，有勇有谋，不卑不亢，进退有据，终于迫使国民党方面满足了我方的条件。
1937年8月20日，省委派刘玉堂、黄耀南去武汉行营谈判。这时，董必武已到武汉并负责同国民党谈判。从此，省委同党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9月29日，谈判成功，从而标志着湘鄂赣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武汉谈判成功后，省委派傅秋涛去武汉，会见了周恩来、董必武、叶挺、项英等。他们在一起，着重研究了湘鄂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和如何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在武汉，叶挺还举行盛宴招待大江南北各省的红军代表和党中央派来的干部，以扩大影响。至此，湘鄂赣边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还成立了新四军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军委，项英为军政委员会书记，傅秋涛等为委员。军部决定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编成四个支队，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团长。该团有1100人，200多支步枪，3挺机枪，730把马刀。
根据军部指示，傅秋涛率部于1938年1月4日离开平江嘉义，奔赴抗日前线。沿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备受群众欢迎。青年们纷纷参军，短短几天，就有400多人入伍。部队到达江西玉山，即向浙江挺进。在抵达开化时，傅秋涛会见了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开化休息几天后，又继续前进，到达安徽屯溪岩寺，与新四军军部会合。
1939年11月，日寇3000余人向我繁昌地区进犯。这是敌人进行的又一次“扫荡”，历时20天。傅秋涛指挥部队，配合三支队，在繁昌东郊的峨山头阻击，予敌重创，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毙伤敌中佐以下450余人。1940年4月26日，芜湖日军5000余人进占南陵，然后分两路进攻新四军。其一路两千余人，在空军掩护下向我军傅秋涛部所在的父子岭阵地进犯。
父子岭，在三里店与云岭之间。这一带群山起伏，连绵不断。傅秋涛命令部队在三里店父子岭一带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歼灭日军。战斗先从三里店打响，傅秋涛命李元率一个连先守卫分水岭，掩护我军撤退，再由广路坦到烟墩铺以北进行牵制，主力部队在父子岭杀伤敌人。经8小时激战，日军伤亡370余名，不支而退。另一路3000余人向我第三团何家湾阵地进攻，也被我击退。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副军长项英（右二）参谋长张云逸（右四）和曾山（右一）傅秋涛（右五）
捷报传来，皖南人民深受鼓舞。他们纷纷给抗日战士送来猪肉、鞋袜，毛巾等，热烈慰问人民子弟兵，还创作了一首《父子岭战斗之歌》来热情歌颂。
10月4日，日寇第十五、十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再次大举“扫荡”皖南。其中一路5000余人，由铜陵、繁昌、南陵出犯，直扑云岭。傅秋涛等部奋勇迎战，从三里店打到汀潭，歼敌数百。叶挺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至下午5时，他指示傅秋涛在大、小岭一带放开一个口子，迫使敌人撤退，然后我军乘胜追击。当敌窜至泾县时，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弃城而逃，使泾县被敌人不战而占。待傅秋涛部追至城下，经奋勇攻击，又夺回了该城。残敌向南陵逃窜时，沿途继续遭到打击，伤亡惨重，敌之“扫荡”再次被粉碎。
在皖南事变中成功突围，为我军保存了一支骨干力量
1941年1月，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中，傅秋涛是成功突围的新四军最高指挥官。
1月4日，傅秋涛奉命转移。他率领新一支队(以区别于陈毅的第一支队)司令部和特务营，以及所属部队新、老一团，踏上了北移征途。次日下午5时，到达大康王、风村宿营。
6日上午，国民党顽军在丕岭脚下的纸棚村，打响了皖南事变的枪声。军部命令傅秋涛部在原地构筑工事，防止顽军的突然袭击。傅秋涛当即主持干部会议，由江渭清传达了军首长在茂林召集的各纵队首长会议精神:以一纵(傅秋涛、江渭清部，辖老一团、新一团、特务营)出求岭，二纵(辖老三团、新三团、周洼生任司令员，黄火星任政委)出丕岭、博刀岭;三纵(辖五团，军特务团，涂正坤任司令员，胡荣任政委)出高岭。三路纵队于七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当日傍晚，傅秋涛命令老一团参谋长刘世相率三营为前卫，轻装上阵，限于7日拂晓攻占求岭，待主力到达后，继续前进。刘世相率部经半小时激战，歼敌一个连，按期占领了求岭。主力部队亦陆续到达。
7日上午8时，新一支队占领顽军没有设防的榜山、出球坑、长村，零星敌人闻风而遁，支队部进驻梓坑。
距榜山西页方向约二里地的举山，是星潭镇的制高点，夺取举山，三路大军会攻星潭就胜利在望。黄昏时，按照傅秋涛的命令，老一团由团重机枪连在榜山掩护，全团顺岗而下，直扑举山。举山有三座山峰相连。我军一、二营和前卫营分别攻打三座山峰。其时，顽军约一个营已先我到达。经两小时激战，将敌击溃，我即占领举山。这时已经可见星潭灯火。部队正要继续前进，却为支队副司令员赵凌波所阻挠，他下令要部队撤回梓坑休息。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提出异议，赵凌波竟以“不服从命令者，按军法论”相威胁。于是，老一团只好撤回梓坑宿营，只留一个连在榜山顶上警戒。
8日拂晓，从抓到的顽军俘虏的口供中获悉，顽五十二师已从泾县向我堵截。傅秋涛在上午召开了支队党委会，研究行动方案。江渭清提出打过榔桥公路，背靠宁国、宣城，既可以策应军部突围，又可以避免被敌包围。但这一方案，又被赵凌波借口要等军部出来而加以反对，未能采纳。
上午10时许，顽五十二师从榔桥方向扑来，直插新、老一团结合部。傅秋涛命令老一团挥师东南方向，配合新一团将敌击退。下午4时傅秋涛又召开支队党委会，研究突围路线，决定到苏南找罗忠毅、廖海涛和谭震林的部队会合。
会后，熊应堂奉命率老一团和特务营强攻梅树岭，攻至半山腰，赵凌波派来参谋传令撤退。熊应堂不肯。赵凌波竟下令吹起军号，强令部队后撤。我军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撤回梓坑。傅秋涛得知后，气愤万分。他大怒道:“这打的是什么仗?赵凌波搞的什么名堂?!警卫员，给我把赵凌波找来，我倒来请教请教他!”结果，警卫员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来他已叛变投降了。
9日，部队撤至徽水河西。傅秋涛在求岭脚下长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新、老一团于傍晚分别向东突围，到板桥集合。突围开始，老一团以一营为前锋，集中轻重机枪开路，冲过了公路。敌忙以火力封锁，傅秋涛等被隔阻。他下令一团政治处主任汪克明等率领队伍，继续突围。
被敌隔阻未能冲过公路的老一团指战员，遵照傅秋涛的命令，以三营营长范连飞率部开路。孔诚的警卫连集中火力，很快就打开一个缺口。一场血战，傅秋涛等终于杀出重围。但这次战斗只冲出300余人，缺口又被敌人封死。傅秋涛只好率领冲出来的这部分指战员，向着榔桥河以东方向前进，在一个山坳里，同熊应堂等会合了。傅秋涛即令韩石生点起三堆火，向新一团发出联络信号，但未取得联系。原来，张铚秀率领新一团在求岭激战后，退回到大康王。后来，共有300余人突围过江了。与此同时，还有李元率领300余人，转战到石井坑军部，参加了坚守东流山的战斗。最后，他们也突围到达江北。
傅秋涛等当时冲出的只是敌人的第一重包围，因此必须继续战斗。他们在一两天中，聚集了被打散的队伍，带到一个荒山里进行整编，组成了一个步兵连、两个手枪连。然后，沿着一条长达20多里的涌溪坑向东前进，出坑上了老虎坪。这个老虎坪，位于经、宁、宣三县交界处，群峰迭嶂，号称有九九八十一条沟。地理环境虽好，但仍在顽军之大包围圈内，加上深山老林，几百人的给养也无法解决。
◆1941年皖南事变后，突围出来的指战员合影。前排坐的是傅秋涛、陈斐然夫妇。
在这种情况下，傅秋涛决定缩小目标，让步兵连独立行动到苏南，剩下短枪连，大多数是干部，伺机突围。一天，顽军来“清剿”，傅秋涛等正往后山撤退时，敌一炮弹飞来，炸伤参谋长王槐生、三营营长范连飞等3人。这之后，傅秋涛决定再次分散目标。他同汪克明等11人转移到了大斧山，这里同老虎坪可以隔坑相望。
如何突围?严峻的问题摆在傅秋涛面前。他决定让爱人陈裴然带着刚满周岁的小孩(傅国美)以及黄吉民留下，以照看伤员。他对陈裴然说:“你留下来，不光是为了孩子，更主要的是为了照料伤员。”但是，当黄吉民和陈裴然去找到地下党时，得知伤员王槐生等已光荣牺牲，他们只好返回原处。为了尽快突出敌人重围，傅秋涛夫妇把自己的小孩寄托在一位老乡家里抚养。直到解放以后，长大了的姑娘才回到了父母身边，并改名叫傅还。
农历正月初七，傅秋涛一行经过化装离开了大斧山，第二天到达新岭。他们走进一地主家，傅自称是“五十二师陈副官”，是率领便衣队来“搜剿”新四军的。地主听了哪敢怠慢，赶忙设宴招待一番。第三天，侦查员出身的营教导员汪克明正在道旁看表时，有两个人见了，称赞说:“你这只瑞士表不错呀。”经答话交谈，乃知他俩是青红帮的，并且是曾经打过交道的陈玉庚的部下。傅秋涛即利用那次同陈玉庚建立的统战关系，在他俩的帮助下绕过了五十二师的封锁线，然后从孙家埠渡河，进入当涂县的一个村子。谁知该村保长竟胡说他们是“土匪”，煽动了不少老百姓来抓他们。傅秋涛站出来大声地说:“乡亲们，我们是新四军，不是土匪。我就是傅秋涛，就是你们所喊的傅司令。这一带我们住过，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老乡们听了，仔细辨认，果然不错。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保安队闻讯赶来，直追到南漪湖边。湖边停泊两只船，船家误认为他们是五十二师便衣队，不愿为他们摆渡。因情况紧急，汪克明乃掏出手枪说:“给你钱，不摆渡就枪毙你。”当船到了湖心时，傅秋涛才道歉说:“我们是新四军，因为后有追兵，来不及解释，请原谅。”船家说:“你不讲，我还真以为你们是五十二师的呢!既然是一家人，就用不着说两家话。”
过了湖，到了东坝。顽五十二师封锁了那里的渡口。他们迂回来到离下坝约二里处，雇了一只船渡过了河，到达溧水、溧阳。农历正月十五那天，终于找到了罗忠毅、廖海涛部十六旅。又过几天，傅秋涛等在谭震林部驻地，同江渭清等一行胜利会合。
解放战争时期做支前工作，功勋卓著
1945年8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不久，傅秋涛和陈毅等一行，带着党中央部署的战略任务前往山东。当时，党中央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为此，中央命罗荣桓率领山东大部分主力和新四军一部去东北;新四军主力由长江地区调山东;集中在津浦线上作战，以遏阻国民党军北上。
傅秋涛等此行就是为了执行这一战略任务的。陈毅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成员、山东军区司令员，负责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的部队，傅秋涛是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在陈毅直接领导下工作。
傅秋涛到鲁南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接受从徐州到兖州一线日寇、伪军的投降，保护工农利益，扩大解放区。当时日伪碉堡林立，他们受国民党唆使，仍负隅顽抗，拒不向我投降。傅秋涛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人民的意志，率领部队一个一个地拔除敌伪据点，先后解放了滕县、胶县、曲阜等地。
当时，蒋军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大肆抢夺人民胜利果实。他们日夜兼程，向山东蜂拥而至，抢占已被我军收复了的地区，并且狂妄地叫嚣:“把八路军、新四军统统赶到渤海里去喝海水!”
1946年11月10日，山东南线蒋军为打通台枣铁路线，开始向我鲁南解放区进犯。特别是美式装备的整编二十六师和蒋纬国所在的第一快速纵队，气焰更为嚣张。傅秋涛向陈毅汇报了支前工作情况后问:“还需要什么东西?”陈毅诙谐地说:“我只要一个马励武(整编二十六师师长)，其他什么都不要。”傅秋涛回部后，立即发动群众，根据有利地形，挖了许多致敌坦克于死命的深壕、陷井。向我进犯之敌快速纵队被我诱入了这个“天罗地网”，又适天降大雨，结果，敌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坦克、装甲车、大炮等，统统陷入泥潭，动弹不得。除了7辆坦克仓皇逃跑外，绝大部分被我歼灭。接着我军又全歼了整编二十六师，活捉了马励武。整个鲁南战役开始于1947年1月2日，20日结束，历时18天，取得了歼敌52000人的重大胜利。陈毅曾写诗记载此役大捷:“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动，坦克变成废铁堆!”
◆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
著名的鲁南重镇兖州，长期为吴化文所盘踞。我屡攻不克，且几次受挫。傅秋涛同战友们反复研究后，决定采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吴化文，原系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于1945年8月18日委任他为济南“绥靖区司令”。同年11月初，吴化文部在从徐州北上兖州途中，被我伏击“吃”了他一个军，俘军长以下官兵几百人。经过对被俘的军长、参谋主任等人进行关于形势和党的政策的细致教育，使他们提高了觉悟，再派回去做争取吴化文的工作。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傅秋涛派联络部长胡成放去兖州，通过释放回去的参谋主任和吴化文谈判，达成了两项协议，一是和吴化文建立秘密的联系，二是吴化文答应了保证不抢粮，不欺压老百姓。我军也作出了一些让步，一是撤围，二是在城外划出一定的地盘给吴。
由于和吴化文建立了关系，我部在兖州只留下了少数部队，其余的都抽出来作机动力量。后来，在济南战役时，吴化文率2万人宣布起义，加速了济南战役的胜利。吴化文的起义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傅秋涛长期的“攻心”战术也是分不开的。
1948年秋季以后，全国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华东野战军在连续攻克张店、团村、泰安、兖州、潍县之后，于9月16日开始发起济南战役，并在24日一举攻克已陷孤立之山东首府济南。傅秋涛在这次战役中，和战友们一起，共动员了50万民兵参加战斗，还动员了数以万计的担架、挑子、大小车辆和牲口，以及亿万斤粮食等支援前线，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十月下旬，鲁中南区党委成立，康生为书记，傅秋涛为第一副书记、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傅秋涛的主要工作仍是支前。他担任了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和华东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致力于组织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
淮海战役中，每天需粮三百万斤，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华支司令部动员了几十万民工，以小车为主，及时地从华中地区向淮海战场运粮二亿三千万斤。山东方面，由鲁中南运第一线粮到粮站直接供应部队一亿斤，第二线粮食按规定运到兖州、济宁，有六千三百万斤。我军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后，很快就向徐州东南挺进，把几千辆小车的粮食，远远地抛在后头。于是，傅秋涛及时地调整了山东、华中的运粮系统及粮站的位置，从而保证了军粮的供应。
12月1日，我军解放徐州。次日，徐州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傅秋涛兼任军管会主任。徐州之敌弃城以后向西南逃窜。我军神速追击，围敌于肖永地区。这时，万余辆运粮小车，散布于肖县至土山之间的几百里路上，一时无法更快地送到火线上。傅秋涛等研究后决定，一面抽调2000余名干部配合部队，在当地筹借粮食，三、四天就借到了300万斤;一面动员了徐州等地的商家汽车257辆，在18天内，往前方赶运了430余万斤粮食和大批弹药。
为了统筹安排、合理调度军粮的供应，傅秋涛在徐州召开了山东、华中、冀鲁豫、豫皖苏等战区和部队各后勤单位的联席会议。经协商确定，华中负责战场东南面供粮;山东负责战场东北面供粮;豫皖苏负责西南面供粮。冀鲁豫调来的小米，由华支统一调度。会上还落实了党中央关于过好新年的指示。在傅秋涛等努力指挥下，白面、猪肉等大批节日物资及时运到前方。1949年的新年来临了。在战火和白雪一齐纷飞的淮海前线，我军指战员都吃上了肉包子。许多战士向敌喊话，叫蒋军士兵快快离开挨饿受冻的阵地，向我投诚。这样，肉包子又成了瓦解敌军的有力武器。
整个淮海战役，历时65天，歼敌主力555000人。华支委员会在傅秋涛领导下，共动员了200多万民工和民兵支前参战。几亿斤粮食，全靠民工推着小车不远千里从各地运到前线。1949年2月，陈毅在徐州召开的华野前委扩大会上，高度赞扬了人民支前的伟大作用。他说:“淮海战役是怎么胜利的，是人民群众用小车子推出来的。”
新中国民兵工作的奠基者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复员委员会，傅秋涛担任中央复员委员会秘书长。当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向他传达中央这一决定时，他立即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安排，努力完成中央交给的新任务。
中央复员委员会在各级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配合支持下，几年中安置了几百万复员军人，作出了很大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55年，傅秋涛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以后，傅秋涛任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动员部部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傅秋涛每年总要抽出一些时间深入实际，到民兵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他常说:“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不吃公粮，也不穿军装，所以各级人民武装部门和干部更应深入到民兵群众中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疾苦。”他每到一处，都着重了解民兵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人武干部参加地方中心工作的情况，以及民兵在生产劳动中的骨干带头作用发挥情况，并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使广大人武干部和民兵很受启发和教益。
傅秋涛是雇农出身，一直没有离开过人民军队，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样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和迫害，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幸而后来周恩来总理出来干预，才使林彪一伙的阴谋未能得逞。
傅秋涛不仅是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而且是民兵建设的杰出的组织领导者。他热爱民兵工作，在长期从事民兵的组织领导工作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部顾问。在这期间，他仍十分关心民兵建设，经常向有关同志了解情况，回忆我国民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建国后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所作出的显著成绩。他不止一次地说，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民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仍很重要。为此，他考虑在自己有生之年，找几个同志一起总结一下我国民兵的斗争事迹和经验，最好能编写出一本书来，以便对今后的民兵建设事业有所补益。他的这些想法得到了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徐向前知道后，也赞扬他的“自告奋勇”精神很好。
1978年秋，《中国民兵》(起初定名为《中国民兵史》)编写组正式成立，从有关单位调来了一些人，由傅秋涛担任主编。为了掌握必要的史料，即搜集中国民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及其伟大作用的有关历史资料，他不顾年迈体弱，率全组同志以3个月时间走访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等5个省的老革命根据地，共40多个县、市，收集了大量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编写工作。他经常向编写组的同志强调说，要写好中国民兵史，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历史是客观的，是真实的，谁也不敢篡改，更不能捏造。”
1980年10月，《中国民兵》(史)建国前四个历史时期的初稿已经写完，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从1980年底至1981年4月，傅秋涛用了5个月的时间，以顽强的意志，把35万字的初稿，逐字逐句地修改了一遍，有的章节还反复推敲了五、六遍。然而他此时已患肺癌，病情日益严重，肿瘤已经扩散并且发展很快。医生曾多次劝阻他工作。他预感到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不长了，就更加争分夺秒地抓紧工作。他经常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工作至吃早饭。夜里躺下也把书稿放在床边。睡不着觉时，便打开灯看一段。有时一夜要开几次灯。他有一只眼睛失明，工作时间长了，眼睛就会疼起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从不肯放下工作，还要叫孩子把书稿念给他听。他爱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时心疼地唠叨几句:“你现在还这么干，不要命了?”他却说:“共产党员要命是为党为人民干工作的，不干工作要命有啥用!”
1981年5月初，傅秋涛第三次住进医院。同年8月25日，傅秋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把最后一点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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