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后（1949年10月27日以后）
经过2天的战斗，后方的部队过不了海，岛上的部队也回不来，我军败局已定。
27日上午9点30分，胡琏指挥国军118、14、201师向古宁头西北角253团最后支撑点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于上午10时，坚守古宁头村北最后阵地的253团指战员弹尽粮绝，固守待援无望，部分牺牲，部分突围。而突围的解放军大部分进入古宁头断崖下的海滩阵地固守待援。最后在敌人坦克和118、14师的围攻下，部分壮烈牺牲，部分跳海自尽，部分成为俘虏。
253团团长徐博与政委陈利华率领部分部队隐蔽在古宁头附近悬崖岩洞里，等候我军的第二次登陆。但是等到27日深夜，仍然没有等到我军增援部队，陈政委认为这样等下去不被敌人发现也会饿死，建议到北太武山打游击。徐博团长同意了陈政委的意见，于27日夜分头向太武山隐蔽摸索前进。
27日上午11点，蒋介石获得了金门战役胜利的消息，蒋介石流了泪，他太需要一次胜利了。他太知道金门战役的意义了。他说：“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蒋介石随即命令陈诚和孙立人飞赴金门进行战地视察，并且由汤恩伯陪同前往古宁头阵地，在601团阵地，孙立人召开记者招待会。美国驻台湾武官欧文.肖特也参加了记者招待会，他记载到：金门战役很可能成为……转折点。
陈诚一行在视察过程中一个小插曲，他们行进到132高地时，忽然有一百多解放军官兵从隐蔽的草丛中向他赤手空拳地猛冲，他心胆俱裂，这些都是244团的零散伤员，已弹尽粮绝，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十兵团这边
27日上午8点，十兵团致电三野司粟裕、袁仲贤、周骏铭：“24日晚登陆金门之三个团，因登陆船只一只未回，二梯队无船，不能增援。我三个团与敌三个军激战两天两夜，至26日19时后完全失去联系，详情后报。我们拟准备二次攻击，约须一个月，因漳厦已无船只，必须从福州征集。“
27日下午，兵团一位领导从军部打来电话，命令85师朱云谦师长当晚去金门指挥岛上尚存的部队。朱云谦师长准备率之前253团因船只问题而留下的一个连渡海前往，下午4点来到海边，仅有一只机帆船开来，时值退潮，船立即搁浅，要等10小时后满潮才能起航。眼看着蒋军的坦克、步兵占领了古宁头，入夜后枪声完全沉寂，金门之战结束了，也不得不作罢。
当兵团最后撤消进攻命令后，在大陆的我军几万将士冲到海滩上，放声大哭，声震海天。用各种兵器向天空射击，恨不得把天打出个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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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岛指战员的命运
我登岛官兵共9千余人，最后阵亡六千余人，被俘约三千余人。其中，船夫约350人。解放军战史称，毙伤敌9000余人。国军方面战史称：国军阵亡1267人，伤1982人，阵亡最高职务为19军14师42团团长李光前。
参战部队37名营职干部，牺牲7人，自杀2人，被俘26人，失踪2人，其中6人遣返大陆。
244团团长邢永生，25日中午负伤，26日被俘，被押送台湾嘉义陆军医院，11月因叛徒告密，团长身份暴露，遂被害。
244团参谋长朱斐然，登岛前渡海时即负重伤，25日上午被俘，被押送台湾后牺牲。
244团政治处主任孙树亮，26日被俘，被关押于台北内湖集中营。1950年被遣返回大陆。
251团团长刘天祥，28日晨负重伤被俘，绝食而死。
251团政治委员田志春，27日晨被俘，被关押于台北内湖集中营，1950年初被害。
251团副团长马绍堂，27日晨被俘，被关押于台北内湖集中营，1950年被遣返回大陆。
251团参谋长郝越三，27日夜阵亡。
251团政治处主任王学元，25日下午阵亡。
253团团长徐博，战斗失利后，他潜入深山，在一个山洞里藏了一百多天。胡琏清扫战场时，在俘虏中查不到徐博，在死尸中寻觅亦不得。胡琏不相信徐博会泅水逃回大陆，始终不放弃寻找。后一位北太武山的村民向蒋军报告：他种的红薯常常在夜晚被部队偷吃，查附近部队无此事，胡琏判断可能是藏匿解放军所为，于是出动一个师的兵力进行搜山，终于将徐博搜出。徐博“长发长须，形同野人”。不久被杀害。
253团政治委员陈利华，27日被俘化名在国民党军队，后被查出后处决
253团参谋长王剑秋，26日负伤被俘，关押于台北内湖集中营，后下落不明。
246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刘汉斌，25日登岛抢滩时阵亡。
246团团长孙云秀——那个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时刻率队增援的汉子——28日清晨，敌人从四面包抄过来。警卫员递给他一把花生米，他吃了一粒便吐出来，说：“吃饱了去做俘虏吗？”他与几个战士被敌包围，突围无望，他突然跃起，对着敌人高喊：“朋友，过来吧，我就是团长！”他打倒几个敌人后，对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国民党军史上讲：“孙云秀极为彪悍，饮弹自尽后，尸体兀自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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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点滴
10月27日，金门岛上战斗结束后。国军海军永安舰在古宁头海面巡弋，看见有一艘帆船在飘移，船上不见人影，随即赶去，发现那是我军的船，船甲板上躺着十几个满身鲜血的解放军重伤员。他们都默默地擦枪。显然已无子弹。国军令他们投降，他们无一回答，继续擦枪，最后被国军机关枪一通狂扫，鲜血染红了大海。
11月5日，已是金门战役十天之后，国民党军忽接到古宁头村民报告，说山根下发现一名解放军。国民党派一个连赶去，看见在远处田埂边跪着一个解放军，头从田埂上伸出来，端着一支步枪，作瞄准状。国军卧倒，喊话，良久，那解放军纹丝不动。小心翼翼地过去，才发现那解放军士兵早已牺牲去多时，只是战斗姿势不倒。尸体已有味了。
251团2营的卫生员胡清河，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寡不敌众，最后惨遭失败，胡清河本人也成了俘虏。不久，胡清河被编入金门守岛部队，分配到古宁头当卫生员。一开始，他以为大部队会重新打过来，解放金门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胡清河希望破灭，于是他转而想方设法逃回大陆。为此，胡清河做了充分准备，他不仅掌握了涨潮落潮的规律，还偷了两只篮球球胆。趁着警卫松懈，胡清河利用篮球球胆游了十几个小时，最终逃回大陆，重新见到了亲密的战友。
251团的重机枪班班长徐钦林，他身负重伤，战斗失利后，好在徐钦林当时穿了身国民党军装，那时候也不查证件，因此得以蒙混过关，后在金门守军担任连长的勤务员。1950年，在一次出海任务中，徐钦林找准时机，趁敌人不注意跳海逃走，平安回到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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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管是被俘遣返的，还是自己逃回去的，却是更悲惨的命运等待着。1950年开始到1952年，国军把数百名年龄较大、受过伤、坚决不肯留台的干部战士分三批放回大陆。这三批人回大陆后，先后在南京、杭州和福州接受审查。受审查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被开除，有的回乡务农，少数留在部队工作的很快也复员还乡。还有部分人被判2-15年，文革中，这些人都受到批判。
回到大陆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在集中营内拒不接受敌人的发动宣传，曾受过电刑。他和政委田志春一起，被国民党称为“顽固分子中的最顽固分子”，回去后却被判了5年。
遣返回大陆的244团政治处主任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
更诡异的是，留在台湾的战俘在大陆反而都被列为烈士，家属背了数十年烈属的光彩。等到两岸开放探亲以后，一些“烈士'又从台湾返乡，成了穿金戴银的台商，受到地方统战部门的热烈欢迎。其中原244团的医务人员赵宝厚，后来被编到国军部队，在台上了军校，成了军医，退伍后开了牙科诊所，1988年带着台的妻女回山东泰安探亲。媒体采访赵宝厚的叔叔赵星奎，他说:'小赵参军，是我带出来的，我那时就看出这孩子有出息! '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苦战三天，受苦三十年。”
庆幸的是，80年代后，对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反思。1983年发出文件，要求对金门被俘人员进行复查处理。绝大多数同志因此恢复了名誉。改为复员军人，补发了复员费。有些营级以上干部还享受了离休待遇。被判刑的也大都撤消了，或改为免于刑事处分。如马绍堂和孙树亮都改为县处级离休干部。但是，这些同志大都年过古稀，最年轻的也年过花甲，体弱多病，有的同志在得到重新处理不久就得病去世。
教导员陈之文，被俘后坚贞不屈，在集中营里组织斗争，回大陆后却被定为叛徒。1983年，通过复查，为其恢复名誉，三十余年冤屈得到伸张，因兴奋过度，心脏病突发，猝死。全村人痛哭，道：“老陈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都受了，可什么福也没享过。命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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