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袁殊进入国务院情报总署与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这一段时间成为他最红火的日子。
有一次他被邀请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做情报工作，朱老总在听过他的报告之后，夸他是“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
1911年，袁殊出生在湖北蕲春一个衰落的书香门第家庭。父亲袁晓岚早年参加了同盟会，后成为国民党驻上海机关的工作人员。
后来，由于家境贫寒，年幼的袁殊不得不随母亲投奔上海。可是父亲却因与学生姘居而冷落了他们母子。无奈之下，袁殊只能出去打工。12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印刷厂当了学徒工。
袁父虽然冷落了他们母子，没有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但是却托人免费送儿子到上海立达学院学习。
在学校里，他接触的几位老师都主张建立“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1925年，年仅14岁的袁殊参加了五卅运动，成为了学校的积极分子。
1927年，参加北伐军，在父亲好友胡抱一的提携，先是当了秘书，再加入国民党成为了下级军官。
1928年，袁殊离开军队加入了无政府团体“狂飙社”，开始在文艺界活动。1929年，社团解散之后，袁殊进入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30年，由于经济困难，袁殊回国参加了“联合剧社”。之后由于不满当时上海报纸的买办性质，创办了《文艺新闻》。该报纸受到了中共党组织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支持。
1931年，由于报道了“五君子被害”事件，袁殊的机智和胆略受到了广泛称赞。
此外，他还出版了《烽火》和创办了“曙光剧社”，
长期在冯雪峰、夏衍、朱镜我的频繁往来中，袁殊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31年10月，潘汉年在上海秘密接见了袁殊，并代表中共上海秘密党组织同意吸收袁殊为中共党员，同时根据斗争的需要，将他调任中央特科工作：“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组织，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找机会打入敌人的内部。”
听说自己要加入的是特科，还要打入敌人内部的时候，袁殊有些不情愿。担心自己变成“堕落分子”而受到不明真相的亲朋好友的鄙视。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吗？”潘汉年看出了袁殊的不情愿。
“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后来他对自己的好友适夷暗示道：“适夷，我可能有一天搞得身败名裂，那时候你可别忘了我们还是老朋友啊！”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没什么！”袁殊苦笑了一下。
潘汉年为他指定了联络人王子春和暗号“剑胆琴心”，叮嘱袁殊做一个“白皮红心萝卜”。
从此之后，袁殊的名字在文化圈中销声匿迹，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这一年，他才20岁。
这个时候的袁殊还是一个书生，但是在地下情报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很快就取得了成绩。后在表哥贾伯涛的帮助下进入了上海社会局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的湖北帮。
吴醒亚之所以任用曾经在左翼作家联盟中有着一定知名度的袁殊，是有着特殊原因的。
第一，贾伯涛是蒋介石的大红人，不能不给面子。第二则是由于袁殊写的材料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第三则是由于吴醒亚当年曾经受过袁父的指点，得了势，想借此机会报答。
复杂的社会关系，让袁殊在危险环绕的上海滩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干得颇为顺利。
后来，袁殊因为帮助吴醒亚立功而得到了一个记者的身份，在一次参加会议上认识了岩井英一（实际是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并成为了好朋友，之后打入了日本领事馆成为一名情报人员。
1934年，白色恐怖加剧，上海的秘密组织遭到不断破坏，在上海工作了很长时间的袁殊上线王子春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了，不得已撤离了上海，前往苏联。
走的时候由于万分着急，甚至都没有通知袁殊。
自己的单线联系人突然离开了，袁殊到了约定的时间又见不到王子春，之后在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自己的介绍人夏衍。请他将自己的联系信转交江苏省委或者上级领导。
几天之后，先后来了两个人与袁殊联系表示负责传递情报。
突然之间来了两个人与自己联系，一个还是保存着以前的暗号，另外一个人就带来了新的联络暗号“流离载道”，
袁殊就多了一个心眼，制作了两枚印章。一枚上面刻着“剑胆琴心”，另外一枚刻着“流离载道。”
并且向上级声称：“只有见到火漆封口加盖这两枚印章的信件，才是他的真实情报。”
这一年，国民党抓捕了中共党员关兆南，之后又顺藤摸瓜，一路抓到了陆海防，陆海防又供出了袁殊。
这个时候袁殊才知道一直与他联系交代上级的就是陆海防，见状袁殊就大方承认了自己曾为中共情报工作。
当时负责这个案件的是戴笠的心腹王新衡，两人平常就非常熟悉，经常吃吃喝喝，现在则是对袁殊极为拉拢。
吴醒亚在获悉袁殊的身份之后也对袁殊开始拉拢。
因此，袁殊在被捕之后，没有受到任何的皮肉之苦，而是到处受到“关照”。戴笠亲自派人过来传话：“你的事我都知道了，等风波平息之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里来。你还年轻，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此完结，要么参加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工作。”
袁殊被抓之后，袁父就托人向陈立夫求情，夏衍、蔡叔厚等人亦托人解救，甚至就连日本驻沪领事馆亦起了作用。
不久之后，袁殊被判监两年九个月，执行一年三个月。
袁殊不到一年就出狱了，出狱之后，袁殊就想联系党组织，最后无奈之下找到了虽然不是党员，却与党联系的孙师毅，通过他联系上了冯雪峰。
袁殊向冯雪峰汇报了自己这一年的情况，冯雪峰在调查袁殊的情况之后，决定采取冷处理，建议他先避一避风头。
袁殊感到很失望，就表示自己要到日本学习，冯雪峰当即表示同意。袁殊在动身之前，又去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
对方对于自己的情报人员非常的上心，立即给办理了一切手续，送了路费，让他到日本联络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对于袁殊的到来非常热情，为他做好了一切准备。
1937年，中日关系恶化，日本不断开始排华，袁殊就回到了祖国。
岩井英一当时就找到了袁殊，表示希望继续合作。但是袁殊回到上海之后，立即找到了冯雪峰，希望自己还可以为党工作。
对于袁殊的安排，冯雪峰也是非常为难，党内的一些同志也认为他不适合再回来工作。
无奈之下，袁殊就通过杜月笙找了一个临时工作。
不过，很快，他就找到了潘汉年。
袁殊先是向潘汉年汇报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表示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为党工作，为抗日尽一份力。
当时冯雪峰、夏衍等人仍对袁殊抱有戒心，认为他不可信。但是潘汉年却从党的战略高度出发，派出了不用他的意见，恢复了与他的联系。
于此同时早就对他很是赏识的戴笠亲自登门邀请。在征得了潘汉年的同意之后，袁殊加入军统成为少将组长。
在此期间袁殊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还亲自化妆成了日本学生，深入日军阵地侦察。
上海沦陷之后，袁殊坚持留在了上海，暂时与潘汉年失去了联系。在此期间，他大搞情报，还成立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组织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还炸毁了日本的海军军火仓库。
没有多久，袁殊再次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戴笠也交给他一个刺杀李士群的任务。
刺杀没有成功，就因为出卖而再次被捕。
李士群与袁殊很熟悉，对于他来刺杀自己很是生气，在审讯的时候，李士群说道：“要么你就归顺我，和我合作，做我的帮手；要么我就按照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指令将你处以极刑。希望你尽快做出选择。”
如何处置袁殊，汪伪特务头子之间也有很大的争议。
最后袁殊利用妻子探监的机会，让他联系了潘汉年。潘汉年知道他与岩井英一有联系，就写了一个电话：“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
岩井果然直接来到了76号，将袁殊要走。
岩井并不是白救人的，而是让他写了一篇《兴亚建国论》，将袁殊从幕后推上了前台。
1939年，潘汉年奉命加强上海情报联系，自然而然想到了袁殊。
此时的袁殊正被岩井逼迫为侵华出力。在向潘汉年汇报之后，经过中央批准，潘汉年让他在敌伪之间建立一个亲日的团体，干扰汪伪政权。
不久之后，袁殊在岩井的同意之下，建立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成员大都是由潘汉年调来的地下党员充任。
通过这个本部，袁殊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1940年，袁殊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从日本外务省首脑人物的口中得到了日本将放弃北上苏联，将要南下的这一重大决策，立即汇报给了延安。
苏联此时正为情报不明而头疼，在接到中国的情报之后，加上他们本身的情报，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
汪伪政权建立之后，袁殊的“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被解散，他加入了汪伪政权，先后出任了宣传部副部长、党务办事处主任、镇江公署主任兼任保安司令等职，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大汉奸”。
但是袁殊却利用这些关系，巧妙地周转在敌人中间，所获取的情报，对我方重大军事部署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摆在袁殊的面前有着三条路，一是携带家眷前往日本，第二则是接受国民党的高官厚禄。
他却选择了第三条路，前往解放区，在临行之前，他还清理了岩井公馆的财产，将3大箱的金银珠宝、美元英镑、房产地契等上千万的资产转交给了上海党组织。
袁殊抵达解放区的第二年，军统才获得了消息，立即下了通缉令，还派人抄了他苏州老家。
抵达解放区之后，袁殊改名曾达斋，先后在苏北、胶东、大连从事内勤工作。
1955年，袁殊受潘汉年案影响，被以“军统特务”“日本特务”和“汉奸”的罪名被判 15 年徒刑。
1975年离开监狱之后，他的行动也继续受到限制。在狱中的20年，袁殊通读了《资本论》、《毛泽东选集》、撰写了史料性著作《大流氓杜月笙》。写下了8万多字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的《南窗杂记》。
1982年，随着潘汉年被平反，所有受他牵连的人都得到了平反，重新用上了袁殊这个名字。#开国将帅#
参考资料：《袁殊身后的牺牲》、《打入日伪高层的红色特工——袁殊》、《袁殊“与狼共舞”的红色特工》、《袁殊-绝无仅有的“五面间谍”》、《袁殊谍海风雨16年》、《情报奇人袁殊的秘密生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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