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
早在“九一八”之前，日本人就制造了多起事件，寻机桃衅。
原来，就在东北军讨伐叛军石友三之际，一九三一年六月，坂垣征四郎按照他以少胜多的方针，与石原莞尔等拟就了“柳条沟铁路爆破计划”，即用炸药包将位于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沟南满铁路炸毁，企图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发动进攻，进而侵占东北。
一九三一年春，政友会议员松岗洋右在《动荡的满蒙》小册子里，狂称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扬言“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叫嚣“日本作为个经济单位是不完全的，所以解决满蒙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同年四月，陆相宇垣在师团长会议上狂吠：“要在东北四省内进行某种策动。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
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磨刀霍霍，伺机动武。
在制造侵略东北的舆论方面，一个叫做“满洲青年联盟”的组织，嘴脸十分狰狞。这个组织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动下，
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正式建立，其目的是“用青年人的纯真的热情和爱国心”死守满蒙，其宗旨则是强调东北“在历史上、地理上、经济上以及国防上都是与我帝国密切不可分割的区域”，鼓吹“必须把满蒙的天地真正变为我们的理想之乡”。
六月中旬，这帮法西斯狂热分子在大连召开“打开国难局面问题大会”，与会者狂呼：“我们站起来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嚣张气焰达到了极点。
七月，该联盟向东北和日本国内发行了五千册题为《满蒙三题》的宣传材料，疯狂叫嚣“日本侨民在东北大地上有必要建立以民族和睦与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共和乐园”，“为了拯救中国这个落后的民族，取消张学良政权，日本理所当然地要在东北驻兵，进而打倒半封建的东北政权”。
为了解东北各地的情况，制定侵略作战方针，日本关东军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北满参谋旅行”。参谋旅行的主要人物为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两人。
坂垣是日本陆军上官学校第十六届毕业生，早年多次到中国活动，一九二九年五月被任命为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一届毕业生，在中国任职多年，一九二八年十月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两人同属日本少壮派军人，积极鼓吹侵略中国、占领东北，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
坂垣、石原等人在外出活动中，总是边旅行、边观察、边策划、边研究，不仅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地形、交通、物产等情况，还观察收集东北军的兵力配置等情报。在数次考察之后，石原声称“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玫权握在我们手中”，并认为“拯救没有和平的中国是日本的使命，同时也是拯救日本自己的惟一途径。为此，必须排除美国的障碍。”
坂垣则就满蒙问题作了一次讲演，对其发动侵略的狼子野心丝毫不加掩饰，其核心就是一句话：“迅即把东北变为日本的国土。”
七月，坂垣、石原对东北北部进行了最后一次考察，基本完成了发动事变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加紧调兵遣将。四月中旬，为增强东北日军实力，日本军部把关东军的战略兵团换成仙台的第二师团。该师团的士兵多是在日本北方的寒冷地区长大，适合到中国东北作战。同年七月，日军将两门二十四厘米的攻城重炮从旅顺秘密运到沈阳。为掩人耳目，口军做贼心虚地用马口铁将巨炮掩盖起来。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中将接替菱刈隆大将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在华工作多年，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有名的“中国通”。三天后，日本又任命另一个“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大佐为奉天特务机关长。
本庄上任后，马上视察和检阅了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九月一日，他在给关东军的训示中指出：“本职深深有所期待，关东军的责任确实重大。”他还给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发出强硬命令：“对于胆敢轻视我军威严之此类不遥之徒，应采取断然措施。”十八日，他向多位师团长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偷安。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的演习更加频繁。一九三一年四月，多门师团刚从辽南登陆，就进行了进攻金州的演习。八月，又多次在图门江进行越界架桥和在水中施放水雷的演习。日军经常越过中朝边界，在中国领土上埋设地雷，骚扰百姓。
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还同时举行为期两周的演习，进行武装示威。九月，军事演习接连不断。二、三两日，日军整天在沈阳北大营附近进行野外演习。四、五两日，又作包围东北兵工厂和沈阳城的演习。八日，在沈阳北又作攻城演习。十四日，长春日军越出铁路附属地作攻击演习。十五日，又举行攻越沈阳城墙的联合夜间演习。
在此期间，日本人又蓄意制造了两起挑鲜事件。
六月，突发“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此时，租种中国土地的朝鲜人李升薰等人，因引水灌田，擅自挖掘中国农民的土地，引起双方的纷争。驻长春的日本警察和外交人员不断纵容朝鲜人扩大纠纷，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开枪，杀伤中国人多名。之后，日本方面又进行挑拨，诬称中国人排挤并杀害了朝鲜人。于是，在朝鲜的汉城、仁川、平壤等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结果造成一百多名华人被杀。
日本右翼分子亦到处煽动，叫嚷这是侵占东北的好机会。日本首相若櫬礼茨郎则煽动说：“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
七月，日方又导演了“中村大尉事件”。中村震太郎，其真正身份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间谍，六月，他奉命到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进行侦察。当他们“调查”结束，准备经洮南回国途中，被东北屯垦军第三团辅获。审讯后，他被以非法潜人中国边防重地的军事间谍之罪名秘密处死，七月中旬，日本关东军通过地下通道得知中村被杀的消息后，便加紧煽动发起侵华战争。
中国政府和张学良的东北当局于九月间策略性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并表示要严肃处理有关人员。但日本方面却想利用这一事件实现对东北的完全占领。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凶巴巴地叫嚷：“应利用中村事件的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国的各项权益。”
关东军参谋石原则毫不掩饰，一语道破天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是在柳条沟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
九月初，荣臻、减式毅鉴于战火一触即发，先后派警务处长黄显声、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专程来北平请示。张学良对来人说：“东北大事由张辅帅、臧主席、荣参谋长酌情处理，重要问题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
六日，张学良致电荣臻：“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时，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衅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这时，离九一八事变不过十二天。其间，因张作相曾主张抵抗，张学良致张特急电：“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
日军侵华的利刃已咄咄逼近，可蒋介石却正热衷于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同时还忙着击破国民党内反对他的各派系。
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那时，东北局势已经相当紧张，张学良又派王树翰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指示不必惊忧，有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万一日军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处理困难。”
九月十一日，张学良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翌日前往石家庄会晤。
那天上午，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两辆专车会合后，两人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
会谈中，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了，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就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张学良下车后，东北军将领何柱国问他：“蒋都谈了些什么？”张学良说：“不得了啦，日本人要动手了，总司令要我们不要还手，让他们打，好向国际联盟说话。”
就在这时，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已秘密着手在柳条沟地区进行铁路爆破，然后嫁祸于中国军队，乘机举事，挑起战争。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拂晓，日本关东军派出一个工兵中队，开入柳条沟地区，隔断了交通。中午时分，他们抓住了八个横跨铁路的农民，强迫他们穿上东北军的半旧军装，对他们说：“你们违反了铁路的戒严令，罚你们修铁路半天。”
这时，日军趁机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中国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然后，日军用机枪打死了四个农民，又抓走了四人，也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东北破坏铁路，被日军发现后的战斗情况”：最后，日本兵又把被抓走的四个农民也枪杀了，照片上又注明“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应有的下场”。
同日下午，日本关东军炮兵进入了预设阵地，该阵地南起浑河铁桥，北至柳条沟铁路沿线，并以沈阳站二楼为发炮的指挥所。
九月十八日,今田新太郎命令河本等人：“就在今晚动手！”
一场肮脏的侵华战争，经过卑鄙的阴谋策划，就这样敲响了开场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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