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所记述的，是直罗镇战役的一个小片断，但这事不是发生在红军里，而是出在东北军一○九师。
一个平静的深秋之夜，一○九师的部队宿营在醴泉西的一个村庄里，由我们那个班担任军事哨。这时班里只有六个人，好多弟兄和正副班长都溜之大吉了。我们烧起篝火，围坐一团，烤起山芋来。一个东北弟兄一边剥着山芋皮，一边意味深长地说：“这个东西在咱们那个地方叫土豆，长的比这个大多啦，吃起来也可口。”
“在东北呀，烧毛豆才好吃呢！另一个补了一句。凉爽的秋风，一阵阵地吹来，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家乡。
往日的东北，这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丰满的大豆、高粱早已上场了。可是，如今的东北又是什么样呢？思乡的感情沉重地压着每个弟兄的心头，对日本人的血海深仇，像面前的篝火一样在心里燃烧着。
在黑暗中,人们不断地叹息。有名的大炮戚桂兰抑制不住内心的烦闷，扯着嗓门说：“真不知他们安的什么心肠,让我们剿的什么共,难道红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还不对吗!”
“是啊，怪就怪在这，看着东北的日本人不打，让我们到西北来打红军!”一个不大爱说话的弟兄也这样补充了一句。大伙倾吐了满腹抱怨以后，话题就转到红军上来了。
李得胜说的最多，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吐露了出来。他在鄂豫皖一带和红军作战时，当过俘虏，对红军的俘虏政策很有感受。这个性情耿直的东北人，一开口就没个完。
他说：“红军规定宽待俘虏，只要你缴了枪，他们就把你当成自己弟兄一样看待。我在河南被俘那回，没有鞋穿，一个红军就把自己的草鞋脱下来给我。他们还说：'我们是南方人打赤脚惯了，你们北方人受不了呵!’到了晚上，红军把床让给我们，自己却睡在地上。唉，真是!”
他把烟头猛抽两口，又说下去：“人家红军的纪律好，不搜腰包，不打骂，要是你不愿留下当红军，人家还发你路费。瞧。我手里这烟，还是那次发给我的三块大洋买的哩!”
戚桂兰没头没尾地又放了一炮：“啊， 你是个骗子， 拿了人家的大洋又回来当兵。” “不！没关系，红军说啦，回家、当兵都可以，随自己的便。有个一等兵刚缴完枪，就对红军说：'我又来啦。我已经给你们送来三条枪了!’你猜红军怎么样?他们一点也没恼，照样发给他路费。”大家听了这个故事，全都哈哈大笑，觉得红军真是讲道理，完全不是长官们说的那样杀人放火的野蛮人。
十一月，部队已快要接近陕北红区啦。一个不算晴朗的下午，师长牛元峰把全师人马集合在长武城东的广场上。这里很像一个大教练场，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阅兵台。
当人马集合好以后，肥胖如猪的牛元峰拄着“文明棍”，挺着大肚子，缓慢地走上了检阅台。这家伙又粗又野，讲起话来满口脏字。他站在台上咳嗽两声，就操着山东口音开始训话了。他讲的内容大意是：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负担着“剿共保民”的重大使命。过去在河南、湖北的 “剿共”战斗中，很多军官指挥无能，士兵作战不力，让共军占了便宜，人家还叫咱们运输队。这次进攻陕北，兄弟号召全体将士奋发起来，去掉运输队这个帽子……。
讲到这，他说：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坚决不当运输队，谁要当运输队，日他祖宗!”他在台上讲，台下的士兵交头接耳地开起小会来了，不少弟兄在轻轻地跺脚顿枪，有的在努嘴。在我旁边站着的李得胜悄声说：“我们本来是运输队，为什么怕人家说呢？我们给人家送去的枪支弹药还少吗?”
“要想摘掉运输队这个帽子，就别跟红军打仗，去打日本人!”
戚大炮瞪着眼睛说：“我们是运输队，你牛元峰就是队长，先日你的祖宗!”
牛元峰向台下看了两眼，似乎对自己的训话很满意，就三步并做两步地走下了阅兵台。这个名曰“誓师出征”大会就这样结束了。
一天，我们进到离直罗镇二十里的一个地方，就与红军一个连接触了。红军那个连且战且退。我们以为他们败了，就在当天全部占领了直罗镇和周围山头。全师还杀猪宰羊庆贺这 “旗开得胜”哩，岂不知却中了红军的计谋，钻进了红军早已布下的口袋阵。
第二天拂晓，红军就围攻上来。东山打得最激烈，枪声响个不停，不一会，守在东山上的六二五团就报销得差不多啦，剩下一部分腿长的也被压下来了。我们六二七团在直罗镇里边，他们这么一撤，把我们也弄慌了，稀里哗啦地都上了西山，和六二六团混在一起。一个团的工事又挤进来一个团，当然乱得一塌糊涂。六二六团的长官们乱嚷乱骂，要把我们赶出去。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能挡住子弹的地方，谁还愿意离开呢？戚大炮说的对：“让我打日本人就是拚命也干，叫我打红军啊，犯不上玩命。”
红军已经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占的山头围个水泄不通，长官们挥着枪呐喊着，胁迫大兵拚命抵抗。但是，只要长官不在跟前，我们就蹲在战壕里隐蔽，长官走过来时，胡乱应付两枪。
当红军一个连在机枪掩护下快要冲上来的时候，六二六团团长命令六二七团一营长去打反冲锋。一营长接受命令后，又让一连长带着部队冲。连长一看再没有排长可抓了，就命令士兵打头阵。
弟兄们像中了“定身法”似的钉在战壕里，一动不动。营长看事不好，就用大棍子在后边赶。他在东头打，大家就顺战壕溜到西头蹲着；他来到西头，大伙又都溜到东头。
戚桂兰抽空子就和大家说：“当俘虏还能受宽待，谁也别打。”李得胜逢人就说：“红军冲上来只要把枪托向上一举就行啦!”
不一会，红军便冲到阵地附近。看样子，他们都是些南方人，个子长的矮，个个都很年轻，脚上穿着一式的草鞋，帽子上都钉着用布做的红五角星。
红军一面冲，一面喊：“弟兄们!你们被包围啦，缴枪吧!红军宽待俘虏！这时李得胜和戚桂兰看大家还有些犹豫，就赶忙做了个示范动作，将枪托举起，连连喊着：“红军同志，我们缴枪，我们缴枪!”
东北军一○九师就这样在红军面前全部覆没了。牛元峰确实当了“ 运输队 ”的“大队长”。
崔建功是河北省魏县人，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干事等职，参加了山西永和、陕西桥板以及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股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晋东南反“九路围攻”作战以及山东高塘东月寨、香城固、林南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军分区司令员、副旅长、旅长、旅政委、师长等职，参加了平汉、汲县、安阳、豫北、豫西、淮海、渡江、广东、广西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副军长、昆明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1952年，他指挥所属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他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功勋。
崔建功同志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国旗勋章。
崔建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9月10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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