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共逆流中重建新四军军部
韩德勤在黄桥决战惨败后，连连向蒋介石告急，要求蒋乘我新四军、八路军“立足未稳之际，迅派大军来收拾残局”，并说如果“不早下决心迅速派大军驰援，则本军所余实力势必完全牺牲，苏北政权实难恢复”，“苏北一隅尽陷于万劫不复之境”。我们当时获得不少国民党军政方面这类求救的电报，诸如“主力部队损失殆尽”，“弹药奇缺”，“指挥极为困难”，“进退失据，情势至为危急”，“人心浮动，士气全失，前途危难，殊难设想”等等，几乎每个电报均是“临电不胜迫切之至”的急电。蒋介石接到这些电报后，即命何应钦、徐永昌等拟定进攻苏北新四军的办法。
其时，正是蒋介石在全国掀起反共逆流趋向高潮之时。顽固派们咬牙切齿地要收复苏北失地，叫嚷决不能让新四军与八路军实现两军连接成一片的战略意图。蒋介石已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并密令汤恩伯部九个师由鄂北豫南东开，李仙洲三个师，连同张淦、覃连芳、孙桐轩、马彪、何柱国等部向我新四军彭雪枫部及张云逸部进攻;密令山东的霍守义一一二师以“武装调停苏北磨擦的名义”增援韩德勤。总兵力约有二三十万人。
与此同时，日军也从镇江调独立第十二旅团过江，驻扎在扬州、泰兴、如皋、南通一线，摆出向东台、盐城进攻之态势，企图占领苏北所有城镇，抢掠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并配合蒋介石在苏北的反共行动，以期实现其在共同反共的前提下与蒋“和平谈判”的阴谋。
一九四O年十月中下旬，桂军李品仙所属之莫德宏部进攻我新四军四支队驻地。我军为顾全大局，促使对方觉悟，乃忍痛撤退。但莫德宏师得寸进尺，继续猛进，以致我军受到了重大损失;同时霍守义部也进至淮阴以东的苏家嘴一带，与曹甸的韩德勤残部联系上了，霍、韩两部会同进攻，占领了我风谷村、东沟、益林等地，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情况相当严重。
陈毅为了对付这一新的情况，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对时局发表谈话，谴责亲日派与日寇两方配合的反共挑衅，表示“新四军除了自卫应战，力求生存而外无他途”，“只有努力打破反共军的进攻”，方能争取时局好转。接着，就集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和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十个团的兵力，发起曹甸战役。是役历时十八天，至十一月十五日，共歼韩德勤部八千余人。这时日军压迫二李投降，李长江即投奔敌人，准备大举向我后方袭击，从暗中支援韩德勤。为此我军即主动撤出战斗，进行讨李战役。
在曹甸战役时，陈毅考虑到:日军可能乘我军围歼韩顽之际，从扬州、南通两地北犯我海安、东台等后方，扬州之敌还可能逼二李投降，共同对我，便命陈丕显和我率领苏北行政委员会警卫团以及在如皋起义的田铁夫一个师，防守兴化、东台一线;命陶勇、刘先胜率“三纵”主力西开，加强海安的警备，以保证曹甸战役我参战部队的后方安全。
“三纵”主力西调海安后，掘港由张震东、彭德清和茅理留守，部队只有“三纵”五团的两个连和游击第三旅的一个营的兵力。苏四区第六游击纵队徐承德部、保安一旅詹长佑部等原非真心与我军合作抗日。这时，他们根据韩德勤的指令，策应曹甸战役，拟从两个方向夹击掘港。周一峰当时在马塘，得到消息后即通过第六纵队一位姓胡的人做詹长佑的工作，晓之以利害，促使其在环镇一带按兵不动。我守备部队坚决抵抗徐承德的进攻，苦战三天。
陶勇、刘先胜接到陈、粟命令他们驰援掘港的电报。陶考虑后，即命部队分水陆两路向掘港急进，自己只带两个警卫员乘摩托车先赶到马塘，稳住了詹长佑。徐承德得到曹甸战役韩德勤损兵折将的消息，又见新四军“三纵”主力回师讨伐，即仓惶向南通方向撤退，准备投降日伪。我军追击，遇南通、金沙、海门出动接应徐承德的日伪军阻击，而未能将徐抓回，他的部队则基本被我军歼灭。我们海启地区的隐患基本消除，根据地也就进一步统一了。
当徐承德策应曹甸战役，围攻掘港时，我们也非常紧张，怕田铁夫的部队叛变。田部驻东台，陈王显和我商量后，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一方面充实两淮盐警部队，以壮声势，使田摸不到我们的底细;另一方面我们部署了一些部队在东台附近几个点上，万一田动摇叛变，我们可以就近解决。此外，我们还常去做田铁夫本人的工作，争取他安心跟我们抗战。幸好在这段时间内，未发生意外情况。
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华中指挥部在盐城召开华中各战略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会议，主要内容是研究华中的形势和部署今后的工作，湖北等远的地方未能赶来参加。粟裕、我、叶飞、陈丕显、朱克靖五人参加会议。会议开始的一天，日机即来轰炸。国民党军队逃离盐城时又放火焚烧民房，我军进城时完好的房屋已所剩不多。华中指挥部驻城西的泰山庙，那是道教的一所庙宇。我们开会的会址是盐城中学内。这时盐城刚解放不久，汉奸、特务多如牛毛，我们一开会敌人就得到情报。十一日，日机数架飞来，对盐城进行轮番的狂轰滥炸，轰炸的重点是我们开会的会场。敌机轰炸时，我们到室外隐蔽;敌机一走，我们就回到屋内继续开会。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国民党顽固派已于一月七日以七个师八万余人在皖南向我新四军军部进攻。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事前与日军取得默契。这次敌机轰炸东台、盐城便是一种配合行动。
十五日华中指挥部得到了皖南军部已被国民党顽固派消灭，八千子弟大部牺牲的消息。刘少奇在会上向大家讲了一下事变的经过。初闻噩耗，全场震骇。会场上沉默良久，鸦雀无声。紧接着，同志们有的扼腕饮泣，有的拍桌怒骂，有的请缨反击，群情激愤已达极点。刘少奇、陈毅，赖传珠、黄克诚、粟裕等坐在台上，心情均极沉重。刘少奇见大家悲愤难抑，就冷静地劝慰说:“不要冲动，冲动是会犯错误的，这件事中央会作出决定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他在会上指出，皖南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但遭到这样大的损失，项英犹豫不决措置失当也有一定责任。大家要记取这一血的教训。
陈毅感慨万端，他站起身来说:“五心不定的人，要输得干干净净。”对于我军将士的牺牲，他非常痛惜:“将无能，兵受苦。无能不要紧，最怕刚愎自用!”他转过身，到后台去了。
我知道关于军部北移问题，中央早就对项英有过明确指示，陈毅也再三劝他尽早离开皖南，项英总是迟疑不决，拖了又拖，拿不定主意，以致丧失了转移的时机，为顽固派所逞。陈毅心里憋气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的番号”的命令。我想，大概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又将分裂了。我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但当时的情况确是如此，不少同志的看法也跟我差不多。会场上闹哄哄的。不少人挥着拳头，请求出兵，打到西边去，要向国民党顽固派讨还皖南事变的血债。
刘少奇分析说:看来全国形势还不允许蒋介石搞彻底破裂，蒋介石搞破裂就变成民族的大罪人;英美的反法西斯蒂统一战线正在酝酿形成，他们也不会允许蒋介石为所欲为。总的估计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不会破裂，但我们不能没有一个坚定的明确的态度。我们应该坚持中央的既定方针。蒋介石反共，制造分裂，搞倒退，我们则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蒋介石等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旗帜要鲜明，态度要坚决，决不能有一点含糊。
敌人轰炸了几次，我们的会场附近也中弹被毁，会议移到盐城乡间的仓头继续进行。刘少奇、陈毅将同志们的想法作了汇报。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针锋相对地为皖南事变发表命令和谈话，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陈毅等“悉心整伤该军”，“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彻底驳斥了蒋介石诬蔑新四军为“叛变”的无耻谰言。
中央关于重新成立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我们是二十三日接到的。同时中央还来电告诉我们，已集中我们的意见代拟了一份《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交新华社发往全国各地。这通电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指出“四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为团结抗日之大局，耗尽心血，为抗御敌寇，撑持最艰苦之最前线”，而“枪声发于后方”，“暗算施于俄顷”，致使我“忠勇之新四军将士”喋血牺牲，“我领导全军为国奋斗之叶军一长被击伤，被交付审判”，实乃“一切丧心病狂”之徒的“倒行逆施”!但是，“夺去一叶挺，必然有千百叶挺以继其后，覆灭一万新四军战士，必有数百万数千万忠于民族国家之新战士以继其后”。我们“完全相信中华民族之神圣抗日战争，无论经历何等艰难困苦，必须争取最后之胜利”
这一通电，由陈毅领衔，我们十九人署名发表。义正辞严，有理有情，名为“声讨亲日派”，实际上是针对蒋介石之流的国民党投降派的。接着，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代军长发表了就职通电。当时许多报刊均以显著版面刊登了这些电文，影响是很大的。
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军委又颁布命令，任命了新四军七个师的师长、政委。中央军委决定将陇海铁路以南遍布大江南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共九万余人统一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便于对华中我军的统一指挥。
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副师一长叶飞，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下辖一、二、三旅(由原一、二、三纵队依次编成)。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二旅旅长王必成，政委刘培善;三旅旅长陶勇，政委刘先胜。军部规定一师的任务:坚持苏中，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地方武装，以便主力机动作战。
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四、五、六三旅。四旅旅长梁从学，政委王集成;五旅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六旅旅长兼政委覃希林。二师的任务是:坚持淮南地区。
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编为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昊文宝(吴法宪)，下辖七、八、九三个旅。七旅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八旅旅长田守光，政委吴信泉;九旅旅长张爱萍兼，政委韦国清。任务是坚持苏北地区。
原八路军第四纵队编为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下辖十、十一、十二三个旅。十旅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十一旅旅长滕海清，政委孔石泉;十二旅旅长覃友林，政委赖毅。任务是坚持淮北地区。
原豫皖挺进纵队编为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下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旅。十三旅旅长周志坚，政委方正平;十四旅旅长罗厚福，政委张体学;十五旅旅长王海山，政委周志刚。任务是坚持桐柏山地区。
江南的新四军部队编为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下辖十六、十八旅两个旅，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兼，政委廖海涛;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任务是坚持苏南地区。
原三支队挺进团、无为游击纵队和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部队编为第七师，师长张鼎7Kt(未到职)，政委曾勉(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一个旅，即十九旅，旅长孙仲德，政委曾勉兼。任务是坚持皖中地区。
原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编为军部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任务是坚持皖东北地区。当时各师之间也有较多的联系和互相配合。
国民党顽固派说我们非法，我们不理他;取消我们的番号，我们就重新把新四军组建起来，而且比原先更强大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狠狠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这件事体现了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又有联合，又有斗争。
皖南事变，我新四军的损失是严重的。军长叶挺受伤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不幸牺牲，同时牺牲或被俘的干部战士达五六千人。皖南事变后，党中央立即采取了正确的措施，跟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陈毅、刘少奇等受任于危难之间，面对着日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进攻，英勇地担负起了砒柱中流、力挽狂澜的重担，重振新四军军威，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其责任之重大，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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