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的嘉陵摩托车就是在兵工大上民品中诞生的，开始是由重庆451厂生产。这个厂原来生产大口径炮弹，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过很大贡献。可是后来军品生产逐年减少，连年亏损。
1978年我去重庆等地军工厂视察时，表扬了该厂在“文革”中排除干扰，坚持生产和科研，并鼓励他们在军民结合的方针指引下，大胆上民品。1979年5月，嘉陵机器厂试制出第一辆摩托车，10月又试制成5辆。部里和国防工办都很高兴，觉得大有希望。1980年初，部里拨给该厂10万美元，向日本本田公司购进20辆摩托车，组织试生产，很快成功了，当年就生产了2500辆。随即召开西南一片的现场会，推广该厂的经验。以后，他们走上了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首创了中国摩托车行业第一个经济联合体——重庆嘉陵牌摩托车经济联合体。
其他军工企业也都各自发展了自己特色的产品。有的将军工技术直接推广于民用，如不锈钢加工、焊接、铝合金加工、大面积电镀、液氮、真空技术、密封技术等；有的利用先进设备技术开发民用高档消费品，如微型小轿车、面包车、电冰箱、电视机及照相机等；有的将军民通用的产品作为民用供应市场，如野外生活用车、高空作业车等很快使用于地质、石油等部门；凿岩机已成为城市建设、开山凿岩的重要工具和致富手段：有的承包国家重点工程任务。这样，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军工企业从此走向了市场。
现在，国防军工企业搞外贸，已经广泛开展，成了新兴行业。国家已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防科技十大企业集团，积极参与了国际竞争。但是，回顾当初国防军工搞外贸、搞对外交流，却经过了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艰难历程。我在国防工办主任这个岗位上，开始了这个改革的过程。
国防工业集中了许多技术密集型产业很多先进的尖端技术，往往首先用于国防工业上。正由于国防科技工业的这种特殊性，它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必须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才能迅速发展。但是这种交流在“文革”中基本上被中断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记得是1977年11月，我到国防工办刚两个月，这个尝试成功了。三机部就邀请了48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到杭州，以开技术座谈会的形式进行技术交流谈判，一下就签订了进口10个项目的合同。
1978年主管航空工业的部长和几位副部长同时出动，率领各方面专家20余人组成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访问了英、法、西德等国家的有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稍后又派出几个代表团去其他国家进行考察。通过这些考察，增加了对国外科技发展动态的了解，获得了大量经营和社会信息，促进了对外合作。1979年便成立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是开发了缺门产品，提高了产品性能；二是用进口设备加强了现代化试验手段的建设；三是开辟了与国外合作生产军工产品的途径；四是提高了对军工企业技术改造的能力；五是借鉴运用国外经验促进国防工业的民品生产。在提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我们始终强调一定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的国防科技。
我们虽有许多先进的东西，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要打开出口的路子还是很艰难的。我记得，航空工业1979年做成了第一笔外贸。那时，是国家改变“不做军火商”的老规矩，允许进行有偿贸易后不久，有个国家要修理苏制图16轰炸机及其发动机，我们同意派专门技术人员去，修得很好，对方很满意。以后，发展为出口飞机、航空发动机等等，买卖越做越大。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产品实用而价廉，适应用户需要，技术支援好，售后服务好。到1980年，航空工业出口成交额达10亿美元。
兵器工业的外贸工作也开展得较早。1979年4月，兵器工业首次参加广州交易会，组成机械、化工、轻工三个贸易团。展出50项产品，成交额58万美元。数额虽小，但为兵器工业进入国际市场揭开了序幕。同年10月，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军品出口合同，成交额1000万美元。作为军火贸易，这个数额不大，但这是我国军品第一次出口，为国家创收了第一笔外汇。以后就成立了北方工业公司，很快发展成为兵器工业对外贸易的一支主力军。其他如船舶、冶金等各军工企业，也都有相当可观的出口和技术交流项目。
在各部门积极实践取得初步成绩的基础上，在中央指示精神的鼓舞下，我决心迈出一大步，准备在新成立的深圳特区开设窗口，设点办国防工业外贸。经过党组和国防工业领导几次研究，一致同意由副主任王辉同志率领有关军工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作为先遣队，于1979年11月到深圳实地调查考察、论证、选点。王辉同志一行在深圳工作了半个多月，商 定了一个在深圳设点的初步方案，回北京汇报，我和党组成员都很满意。前景令人兴奋，以致我的心情都有些激动，情不自禁地给各部部长打电话，通知他们准备去深圳。当晚即和王辉同志一起去王震副总理那儿汇报。王副总理听得津津有味，不断说“好”、“完全同意”，并当即定了飞机，第二天就带着各有关部的部长们南下深圳，由王副总理出面主持，向深圳领导介绍了国防工办和所属各部军工企业准备在深圳设点开外贸窗口的意向。深圳领导对我们在深圳设点表示大力支持，并提供方便。
接着，我和各位部长们便开始行动。那时一般来深圳的人，都要去逛沙头角中英街，购物观景。可是这次我们来深圳之前已约法三章，不逛不玩，不购物，专心致志选点、定项目、定万案。我们对预选的几个点一个一个地察看，又去参观蛇口开发建设情况。晚上坐下来开会，研究各设点开窗口经营项目的设想。有的部表示要搞收音机、录音机，有的部要搞铝加工厂，有的想搞仪表仪器。这都是当时的先进产品。但是有一条，就是不准搞军品，这是深圳的特殊环境决定的。
意见和方案初步商定了，我们就找深圳市委领导汇报、谈判。市委领导说，国防工办这次来深圳，时间这么早，规模这么大，规格这么高，这在全国来说还是第一家。
市委领导又说，深圳是1978年8月全国人大批准设置特区的，正式办特区刚一年， 国防工办就大量来投资设点，很有远见，希望今后更好地合作、共同发展。当场批准了我们用地购房等要求，并立了项。我们随即把谈判结果写成书面材料附上图表，回广州由王震副总理出面向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作了汇报。后经国务院军委批准，国防工办和各部抽调人员组成“工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先后在深圳挂牌亮相，在国家统一的外交、外贸方针政策指导下，直接对外经营进出口业务。从此，国防工业的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就进入了一个有正常渠道的新时期。这也是我在国防工办工作离任前作出的一次探索，实践证明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在国防工办的两年时间里，不管是抓民品，还是抓外贸，我始终信守一条，那就是不忘战备。离任前我曾找几位副主任交心长谈过，一位主任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对他说的：“将来军品出口再多，库里也不能没有储备。”
1980年2月1日我奉命离开国防工。在这个陌生的岗位，来去匆匆地度过了两个春秋。但这是我尽力奋斗的两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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