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友谊
大自然的规律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抗拒的。尽管一九五二年春天到来之前，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了破坏性极大的细菌战，但春天还是迈着自己的步伐来到了朝鲜大地。
朝鲜人民最喜爱的金达莱花，还是开遍了朝鲜的高山平川和战地，显示了像她的人民一样的顽强的生命力和美好的追求。
朝鲜民族是伟大而坚强的，朝鲜人民也是伟大而坚强的。侵略者发动的战争破坏了他们的家园，破坏了他们的生活，破坏了他们的幸福，把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入了战火之中，但他们仍然顽强地生活着、斗争着、创造着。
朝鲜民族是一个极重友谊的民族，朝鲜人民又是视真正的友谊为生命的人民。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在朝鲜无时无刻不深切地体验着这种宝贵的友谊，汲取着这种友谊所给予的巨大力量。
我们的住地仙女洞虽然不是第一线，但也经常受到敌机敌炮的骚扰，生活并不安定。我们周围为数不多的朝鲜群众(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得却相当有规律。战争锻炼了她们，她们适应了战时的“和平生活”。她们那种藐视敌人、不怕困难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这些老老少少的人们，除了担负着繁重的支前任务，参加反细菌战，为志愿军医院的伤病员洗衣做饭外，还昼夜不停地平整弹坑，扶犁耕地，在大好的春天里抢种农作物。看她们那泰然自若的样子，你甚至感觉不到这是在一个战火四起的国度里。
阿妈妮和小姑娘还经常采集一些金达莱花送给战士们。常有这种情况:她们在好不容易平整好的上地卜种上水稻，稻秧长势也好，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侵略者的一阵炮击，空中强盗的一阵扫射，绿色的稻田又失去了生机。敌人炸了，她们继续平整土地，重新栽种稻秧，表现出犷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毅力。她们说:我们并不是为了那几颗粮食，我们就是要让侵略者们知道，朝鲜人民是压不服的，打不垮的。朝鲜是朝鲜人民的。
春天过后，在仙女洞周同真的有成块成块的稻子茁壮成长起来。我想，这些翠绿的庄稼和鲜艳的金达莱一样，象征着朝鲜民族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性格。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我的工作有犷变动。七月十一日军委命令我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当时，彭总不在朝鲜。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开城谈判桌上，志愿军的另二位副司令员，除洪学智同志仍在后勤司令部住地成川里外，宋时轮同志调回国内任军委.高级步校校长，韩先楚同志到十九兵团接替我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深感责任重大。好在一些重大问题我们可以随时向彭总请示，洪学智同志从抗美援朝战争一打响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彭总亲自组建和领导的志愿军司政后各部负责人及机关的同志都很有经验。依靠这些同志，依靠中央、彭总的领导，我相信工作是会搞好的。
我接到命令的同时，十九兵团副司令员郑维山同志被任命为二十兵团代理司令员。这些情况来得都比较突然。
我和郑维山同志相识虽不早，但从祖国解放战争开始至一九五二年，在一个战场、一个部队作战也已经六、七年了。这位同志出身贫寒，父母、姐姐都是被反动派杀害的。早年在四方面军他就是一员猛将。四方面军粉碎敌人六路围攻后的历次大仗他都参加过。来十九兵团工作前，他几乎没有担任过副职。这位同志最大的特点是为人刚正、坦率。当然，脾气有时有些火爆。他常说自己嘴上没有“哨兵”，肚子里存不住三句话。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他处理问题果断，对己对人都相当严格的作风是大家所熟悉的。
维山是七月十七日离开兵团的。我和机关的同志一直把他送上车。头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题目当然离不开作战，离不开停战谈判，也离不开军队今后的建设。当我问及他对我有什么意见和希望时，他笑着说:“我这个人你了解，从晋察冀到平津、太原、兰州、宁夏，意见都随着炮弹打走了，要说希望嘛，一句话，还是在你领导下，还是希望多打几个好仗，别的没得什么了。”话说得真挚、干脆，这就是他的特点。
送走了维山，我也准备离开兵团了。从一九四七年秋天到晋察冀野战军任司令员，到野司改为兵团，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多，和兵团的儿位领导及机关的同志朝夕相处，并肩战斗，从清风店到新保安，从打太原到战兰州、解放宁夏，又从国内来到朝鲜，我们共同享受过胜利的欢乐，也一起分担过挫折的烦恼。但无论什么时候，大家的心都是相通的。大家在工作中都是相互信赖、相互支持的。做为兵团的一个主要指挥员，我是非常感谢同志们的。我对这个部队非常留恋。下作交出之后，我尽量地多跑了几个部队，多些再多些看看我们的部队，看看我们的战士。
同志们对我的离开也十分留恋。有些同志与我彻夜长谈，还有几位掉了泪水。我永远珍惜战友间的这种真挚的情感、真诚的友谊。志民同志提出，兵团机关开一个会为我送行。我虽然几次谢绝，他还是做了安排。那天大会不仅有兵团机关和直属队的排以上十部参加，志民还请了几个军的负责同志，还特地组织刚划归十九兵团指挥的三十九军、四十军两个文工团的同志做了精彩演出。志民讲了话，几位军的负责同志也讲了话。他们的讲话纯朴简短，但意真情挚，使我很受感动。
我的讲话是有所准备的。因为在这个部队工作得时间久了，情况熟悉，有些话不讲，觉得对不起大家，也是不应该的。记得我在表述离开十九兵团的留恋心情之后，提出了六点希望。这六点希望可以说既是我在十九兵团工作多年来的体会，也是针对当时的任务和形势所作的思考:
第一，我希望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思想领导，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加强思想意识修养。要巩固持久作战的思想，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第二，我讲了十九兵团这支部队最宝贵的优点之一，是战斗作风英勇顽强，不怕困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叫苦、不低头。但同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战术水平低，主要原因是一部分同志墨守成规，思想保守，认识不清改进战术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重要意义。我提出了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都要有效地配合和保证部队战术水平提离的问题。
第三，我希望加强部队的纪律教育。要有坚强的军事纪律，要有坚强的政治纪律。铁的纪律是革命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四，我希望加强部队管理，改善部队管理方法，各级干部都要爱护战士，战士应该得到的东西，要百分之百地发到战士手里。
第五，我讲了对机关工作的希望。希望机关克服官僚主义，给部队以具体实际的指导和帮助，要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我希望全体指战员在兵团党委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更加顽强地战斗。
那天的大会开得很好。
我是八月十八日离开十九兵团的。头天晚上，志民同志和他爱人刘平，为我和申戈军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家宴”。我们四个人从一九四六年在晋察冀二纵队一起工作以来基本卜没有分开过。这次出国作战，我们是下了决心的。刘平和申戈军安顿好孩了后，也于年初来到了朝鲜。
大人并肩作战，孩子们也格外亲密。他们自己按年龄大小排下来:杨华荣、李新生、杨柏华、李新星、杨秋华、李京生，还有刚刚几个月的杨京华，象同胞兄弟姐妹一样称谓，就连往前方给我们来信，也伙称“爸爸妈妈们”。直到今天，两家关系依然十分密切。
“家宴”中值班参谋叫我接电话。来电话的是宋时轮同志。他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来不来呀?你那个仙女洞还真有仙女恋吗?”
我笑了;“仙女没有，倒是一帮'仙男’让我舍不得呀!”
他说:“明天有回国的车，我得走了。国内催我去报到哪!”
电话中告别，电话中送行，开几句玩笑，这是战争年代常有的事，大家也习惯了。
宋时轮同志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有丰富的部队工作经验。对他的走，我还是很留恋的。
当时，“志司”驻地在桧仓里。指挥部设在一个报废了的金矿里。条件虽然很差，但在彭总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已经成为相当完整的地下军营了。
我住在半山腰的一个掩蔽洞里。里外两间，还有走廊、厕所，另有一条坑道直通后山。左边是彭总的住房，右边住着中朝联军朝方副司令员崔庸健同志。洪学智副司令员兼志愿军后勤司令员，住在离桧仓里五六十里远的成川里。
到“志司”之前，彭总曾在电话土告诉我，要我主要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到'“志司”后，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办公室副主任杨凤安向我介绍了一般情况。我和王政往同志相识是在解放太原之后。那时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他在一野任副参谋长。记得兰州战役时，他曾到我那里传达过彭总的指示。他是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也是在部队白学成功的“秀才”。和杨风安同志应该说是老相识了。他来“野司”之前，是我兵团作战科作战参谋。兵团划归“一野”，他被挑选到彭总身边工作。这位同志身高一米八多，可称得上虎背熊腰，象个篮球运动员，工作却很细致。
到“志司”的第一步，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情况，以适应新的工作的要求。这期间，邓华、洪学智，甘泗淇、解方以及代理参谋长张文舟等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志司”，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述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同志的事。
二十八岁的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我在出国前就知道。但是当我来到“志司”毛岸英同志生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再听同志们讲他的牺牲经过，那心情和在国内就大不一样了。
毛岸英的经历，我在延安时就听说过。他很小时同母亲杨开慧一起坐牢。母亲牺牲后，党组织几经周折才找到他。他在苏联上过学，并且参加过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
回国后在延安当农民，拜农民为师的事在延安以至全国是广为流传的。他参加志愿军是自己申请、自己争取的。他是第一批人朝的。在彭总身边工作得很出色。但是在他到朝鲜只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就被美帝国主义的炸弹炸死在志愿军司令部的驻地。毛岸英是一个普通的志愿军战士，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儿子。彭总曾经对我说过，他当面向毛主席汇报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情况后，毛主席是很悲痛的。
但是毛主席对彭总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为了反对侵略，为了世界和平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牺牲了许多优秀的战士，岸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党的主席的儿子，但他首先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战士。”金日成首相曾建议，把毛岸英的遗体运回中国安葬。毛主席说:“岸英是志愿军战上，就一让他和牺牲了的志愿军同志在一起吧。”岸英和长眠在朝鲜土地上的志愿军同志一样，是中朝两党、两国、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象征。
我到“志司”不久，便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金日成首相邀请，率志愿军代表团到平壤，参加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两周年的大会。
我们十月二十二日到达平壤。
与我们同时应邀前往的还有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代表。这一届慰问团总团长是刘景范，副总团长是陈沂、李明颧、胡厥文、周钦岳。
平壤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朝鲜是个多山的国家，而平壤却处在一个广阔的平原上。这块平原是由大同江冲积而成。据说平壤因此得名。平壤是朝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名胜古迹荟萃的地方。只是我们去的时候，平壤的确是一马平川，地而上几平没有一间立着的房子。满目疮咦，处处废墟。然而，平壤是忙碌的、紧张的。这是一座战斗的城，英雄的城。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有人民军同志，都在日夜收拾瓦砾，平整街道，一派热烈繁忙景象。
朝鲜政府、朝鲜人民军对我们给予了十分热情、隆重的欢迎，在那种炮声不绝于耳的年代，他们组织少年儿童为我们献花，为我们跳舞。人民军总参谋长金光侠、总政治周局长崔宗学等同志把我们接到了牡丹峰。
牡丹峰是平壤市大同江畔的著名风景区，因山势起伏形如盛开的牡丹而得名。由于景色秀丽，古时又称锦绣山，并被誉为“天下第一江山”。峰顶有一古老的亭子，名乙密台。登台眺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尤其是白色飘带般的大同江，银浪涛涛，飘飘摇摇，缓缓伸向天际，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被安排在地下宾馆里。到下边一看，才知道这是座庞大而壮观的地下城。朝鲜劳动党中央、朝鲜政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等首脑机关都设在这里，还有几所学校，一些居民区。
志愿军代表团到达的当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便赶来看望我们。金首相来了，大家都很激动。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金日成同志。他当时只有四十岁，身材魁伟，神采飞扬。他紧握着我的手，用流利的中国话对我说:“杨将军，我们并不陌生，我们早年就熟悉了!”我有些愕然。他放声笑了，右手握着我的手，左手拍着我的手背说，“长征路上的红一团、解放战场上的杨罗耿兵团，金日成同志对我们军队，对我们国家是熟悉我们对这位朝鲜人民伟大的领袖也是熟悉的。过去，中国的土地上有朝鲜同志的热血和汗水，今天，朝鲜的土地上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血和汗水。我们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
金日成同志的亲切、坦率和平易近人，很快使大家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拉起了家常。
二十四日，在牡丹峰地下礼堂召开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两周年人会。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周局长和我都在会上讲了话。
二十五日，金日成首相又在这个礼堂举行了由七个国家代表参加的招待志愿军代表团、中国人民慰问团代表的盛大宴会，并作了重要的讲话。金口成同志对中朝两国的友谊，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了高度的评价。
他说:“-------过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下，朝鲜人民失去了祖国，我们曾在中国的东北和关内同中国人民站在共同的抗日战线上进行斗争，得到中国人民各种援助和爱护。今天，当我们朝鲜人民处在祖国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派遣了自己的优秀儿女，来帮助我们。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们象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热爱朝鲜，同朝鲜人民军一道，以鲜血保卫了朝鲜的城市和乡村。为减少朝鲜人民的不幸和痛苦，为他们幸福的未来，不顾任何苦难和牺牲，竭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热情，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保障朝鲜人民争取光辉胜利并捍卫东方持久和平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率先敬酒，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干杯，为朝中两国人民的团结干杯。
接着，我也讲了话。我代表志愿军全体将士向金日成元帅，向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向伟大的朝鲜人民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这是一次国际性的外交宴会，但我在讲话中，对朝鲜人民、对金日成同志所表示的感谢绝不是外交辞令。我的讲话是发自肺腑的，是代表志愿军全体将士，也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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