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是难忘的10月，是艰苦的10月，是红军大转折的10月。第5次反“围剿”中红军接连失利，越打越被动，中央根据地也只剩下瑞金等几个县城了，眼看失败已成定局，再打下去，红军就会全军覆没。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开辟新的根据地，摆脱被动局面，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中央作出了从苏区撤退的决策。
准备转移
那时，我在新成立不久的中央教导师工作。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教导师是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关怀和领导下，于1934年8月底，在国民党向闽赣苏区发动大规模的第5次“围剿”的紧张时刻，由各县独立团和游击队仓促组建起来的，主要担负保卫党中央机关的任务。教导师直属中革军委领导，下设3个团，约6000余人。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委，孙毅任参谋长，李熙任政治部主任，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委派该师的特派员，负责保卫工作（当时保卫工作与司令部、政治部是平行机关）。
10月上旬的一天，刘伯承同志急匆匆来到教导师，代表总部宣布突围命令，并给我师具体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即帮助中央机关担负1000多担物资的搬运任务。大家一听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古脑涌上心头，搅得心里像乱麻一样没个头绪。担子还没压在肩上，“包袱'就先压在心上了，百思不得其解。
经过一天的动员工作后，当天晚上，教导师派出3000多人分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到了那里一看，工厂的机器，医院的医疗设备大都已拆卸下来，堆放在屋子里、院子里，还有他们已用木箱、铁皮箱或布包装好的一些小件物资，以及许多没有包装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等，里里外外，密密麻麻摆了一地，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真像个彻底大搬家的样子。
望着这种情景，别说是战士们，就是带队的师团领导也感到无法下手，特别是见到那些修理枪炮的，印钞票的、印书印文件的，照“X'光的器械，一个个又大又笨又重，更是叫人头疼，这么多坛坛罐罐，不要说教导师6000人搬不了，就是再来一个教导师也搬不完。加上又没有包装用品，一个晚上也没捆好几件东西。
经请示总部同意后，我们帮助机关选择重要的物资，按每人担负50斤左右一担（大件的需几个人抬的，每人为一担）整理出1000余担物资，经过两天两夜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包装任务。
物资机器包装好了，部队的思想也“开锅”了。大家掐着手指计算着，每人自带的枪支子弹、手榴弹、行李和干粮有三四十斤，再挑上五六十斤的担子，一共100来斤。这么重的负担压在肩上，行军的任务怎么完成？遇到高山大河怎么办？遇到敌人堵截追击怎么办？遇上刮风下雨怎么办？……总之，人人都怀疑这样能否完成突围的任务。一些人思想上动摇着，忧虑着。苏区的群众见到这些，流着眼泪对战士们说：
“你们连机器都搬走了，就不要苏区了吗？”
“你们能搬走东西，我的房子，耕牛和孩子怎么搬走呢？”
“过去红军打仗是为老百姓，现在要远走高飞，就不要老百姓了吗？”
“带着这么多东西，战士们都成了'驮马'还怎么打仗呢？”
对群众的这些疑问，我们都无言以对，更不要说去做解释工作了。因为我们自己也只知道敌人要打到瑞金来，红军要突围出去，至于突围到什么地方，谁也不了解。战士们回到自己住地，各种议论和不满情绪就更多了，部队开始出现了逃亡现象。各级领导干部心里也有疑问和疙瘩，所以尽管日夜奔忙在连队做说服动员工作，也无济于事，也说不出多少道理，只得硬着头皮反复地对大家说：“要相信党的领导，相信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这些本来很能鼓舞人的道理，这时显得那么平庸无力。
10月中旬的一天，教导师全体官兵背着武器行装、抬着、扛着、挑着
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从瑞金附近的高围出发，迈开了长征的第一步。
艰难的行军
红军突围组成3路纵队，3军团和8军团为右纵队，1军团和9军团为左纵队，中央纵队居中，5军团殿后。教导师就编在中央纵队第2梯队。
红军战士肩负着沉重的担子，怀着比这些担子还要沉重的心情。低着头，流着眼泪告别了亲人，告别曾养育自己和流血战斗过的熟悉的土地，迈着千斤重的脚步，艰难地、缓缓地向前行进着。
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五个人抬着，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色破布包扎捆绑的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这些东西夹在队伍中，弄得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拖拖沓沓，全师拉了足有十几里长，当天下午6点从高围出发，经麻地、宽田，第2天上午10点才到达洛口，16个小时，行程50华里。
头一天行军，不少同志脚上打了泡，一到宿营地，草草吃了顿饭就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好在是刚开始行军，部队有热饭热菜吃，又有地方睡觉，所以休息几个小时就基本上解除了疲劳。傍晚，集合号一响，我们又振作精神，挑着担子出发了。
由于上路仓促，准备不足，没有进行深人的思想动员，行军的意图严格保密，许多基层干部不了解上级精神，只是盲目地跟着大部队走，所以，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
教导师担着那些笨重的家伙，行走了4个晚上，进到敌人统治的赣县、信丰、安远边境，即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这道封锁线是敌南路军粤军防守，敌第1师主力布置在安西，第2师在信丰，第4师在赣州、南康，独立旅在安远。敌人在这里构筑了一层又一层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碉堡群。碉堡全部用钢筋水泥浇注而成，坚固隐蔽，能攻能守。碉堡与碉堡之间相距仅几百米，还有鹿砦，外壕、铁丝网等等。
中央纵队是各路纵队重点掩护的对象，而中央纵队队伍庞大，负担又沉重，行军动作一直很缓慢。为了确保中央纵队安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各纵队向堵截的敌人发起了攻击。
我们过第一道封锁线时，虽然没有和敌人面对面地战斗，没有听到枪炮声，也没有看到成批的俘虏兵，但所到之处都是炸毁不久的碉堡、房屋的废墟，铁丝网、竹桩、鹿砦一堆连着一堆。地上散落着敌人的文件、破枪、弹壳、衣服及各种各样遗弃的军用品，还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的敌人死尸。一看就知道这里不久前刚刚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红军就进入了没有后方依托、缺乏群众基础的蒋介石统治区内行军作战。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轰炸扫射，地下每天几十万大军追堵侧击，还要爬山越岭，通过各种天险障碍。虽然各种艰难险阻都被我们战胜了，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出发1个月来，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之多。
部队进入江西、广东交界的丛山峻岭后，每天行程70到80里，我师上午6时出发，晚上10时以后才能赶到军委指定的宿营地。通过赣粤边界的大庾山时，部队在起伏连绵的丛山中打着火把过山岗，穿树林，过桥梁，好似一条条长龙，金鳞闪闪，时隐时现，从山顶向下望去，星星点点，一串串，一线线，一股股地向前奔波，很是壮观。
山路本来就不好走，老天还不断地下雨，雨夜行军，道路泥泞，山坡陡滑，很多火把又点不着，这可苦了我们挑担子抬机器的战士了。天是黑洞洞的天，山是黑洞洞的山，雨点噼噼啪啪打在脸上，连眼都睁不开，衣服背包都湿透了。本来就很重的负担又加进了几斤雨水，好像背的不是包袱，而是整个大庾山压在肩上，让人喘不过气来，最讨厌的是路不好走，又陡又滑，好不容易迈出去一步，脚下一滑又退回去两步。一个人不小心滑倒了，就会碰倒一串，“哗啦啦”一声，一个个四脚朝天倒在地上一大片。身上的水和地上的泥粘在一起，人刚爬起来了，担子往肩上一放，脚下又一滑就又摔倒在地，爬一个山坡不知要摔倒多少次。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靠力气，下山靠胆量。的确不假，雨天负重爬山，下山就更难了，一脚没踩稳就连人带担子滚下几十米，这一个还没爬起来，那一个就又滚下来，好像坐“滑梯'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然而这个滑梯可不是好玩的，人担着担子滚下来，不是人碰到了箱子上，就是箱子撞到人身上，或者是人和箱子一块儿撞到石头上，碰得人身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只好一瘸一拐地往前挪，一两个小时也走不出一二里路。
到了险要地段，大家都格外小心，手拉着手小心翼翼地走着。前面走着的几个战士因为脚踩空了或踩在虚石块上跌到悬崖下丧生了。每走一段悬崖都有这样牺牲的同志。幸存下来的同志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咒骂该死的老天爷，咒骂这该死的没完没了的大山，咒骂那该死的害人的担子，要不是这些鬼东西，好端端的壮小伙子怎么会掉下去呢？
后来，当地的瑶族兄弟告诉我们：“你们通过的这条路，名叫'鬼门关'，我们从来不敢一个人走这条路，你们挑着那么多东西，牵着骡马都过来了，这是有神仙保佑啊！”
在山里行军，教导师的速度更慢了，但又不能掉队，必须完成每天的行军任务才不至于与纵队隔断。只得白天黑夜都赶路，有时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休息，尤其是雨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山坡又陡又滑，不小心就会滚到山涧里去，我们已经有不少同志打瞌睡滚下去牺牲了，所以大家都极力提醒自己千万千万别瞌睡，有的同志因怕睡觉边走边咬手指头，可是只要你稍一疏忽，瞌睡虫就又不知不觉地爬到你身上作崇。因此我们都怕黑夜来临。
部队在深山行军，比瞌睡更难忍耐的是饥饿。深山老林，没有人烟，没有村庄，有时几天也见不到一个人家。每人带的几斤干粮很快吃完了，这时部队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有时炊事员跑断了腿也找不到一粒粮食。在这种地方即使有钱也无处去买粮，战士们又累又困，肚子又饿得咕咕叫，天气也冷起来，还穿着单衣的红军战士真可谓是饥寒交迫，咬得牙齿“咯咯'作响。我们教导师因为是负重行军，总是落在别人后面，所以即是遇到有粮食的地方，粮食也早已叫前面的部队买走了，我们只得饿肚了。
战士们日夜兼程地行军走路，还要挑几十斤的担子，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眼睛直冒金星，那个难耐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这时遇到小路边有河沟就去打几碗冷水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充饥，然而，人靠喝水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支持长久，过不了多长时间，肚子又叫起来了。我当时正在部队最后负责收容队，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摔伤或生病的被收容，收容队的最大享受就是不背包袱，也不背枪，大家互相搀扶着走路，实在不能走路的骑在马上。收容队的人越多，部队的负担就越大了。我们只好派人把那些已经残废的或重病不愈的同志送到老乡家里寄养起来，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和部队的拖累。
这一天，走到一个陡坡前，别的部队不一会就都爬过去了，教导师小一点的担子也都慢慢过去了，只有那100多担几个人或十来个人抬的大机器爬了几个小时也没爬过去。干部们急得直流眼泪，又搓手又拍脑袋，就是拿不出一点儿好办法。1团长文年生亲自组织指挥也没爬过去，虽然这时天上出了月亮，但坡太陡，路太窄太滑，实在无法通过，只得等到天亮以后了，精疲力尽的战士们东倒西歪地合上眼打盹，文团长唉声叹气地坐在地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发愁，测绘参谋、魏干事和文团长等人都要求把这些笨重的大家伙丢掉，我与大家同感，但毕竟是师机关的干部，既无权决定问题，又不能跟着大家一块儿发牢骚，只好硬着头皮对大伙说：“天无绝人之路，大家一块儿出主意想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能顶个诸葛亮，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天亮后，雨也停了，我和文团长勘察了地势、道路，研究了通过的办法。
尔后，干部们找来一些绳子，又收集了战士们的绑腿拧在一起，一条一条地挂在机器部件上，前面十几个人像老牛拉型耙一样拉着绳子和绑带，两侧有十几个用双手抓着箱子，后面还有十几个人往前推，五六十个人弄着一件，旁边还有人“一二！”“一二！”地喊着，喊一句，那笨家伙就稍稍挪动一点儿，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挪着，挪不了几步，战士们已是满头大汗，只好又上来五六十人替换他们继续拉着推着挪着。两班人轮流倒替着，100多人簇拥着这个“庞然大物”用了足足两个小时才爬过了四五米高的陡坡。后边的也如法炮制，整整花了一上午时间总算把这些笨重家伙“请”过了这溜滑陡峭的地段。
刚过去危险的地带，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文团长马上集合部队担起重担开始急行军。否则两侧掩护部队过去后，我们这伙人就会与主力失去联系，很容易被敌人从中拦截消灭。大家这时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两条腿已麻木，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只是机械地前后摆动着。整走了两天两夜没睡觉，才追上师的主力。
不久，我们背着“包袱”来到与广东交界的乌径镇。这时，我们根据总部首长的指示，接替1军团在南雄、水口方向担任警戒任务，要坚守1天1夜，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以保证中央纵队安全通过。这是教导师成立3个多月来第1次担负着这样重大光荣的战斗任务。张师长、何政委亲往1团与团长文年生同志一起率领该团去执行这一任务。部队到指定地点后，选择了有利地势，匆匆
忙忙构筑了简单的工事和掩体。下午敌人大部队赶到这里，开始在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发起冲锋，而且，一次猛似一次，接连6次都被我军击退。当时我们用的枪又破旧又落后，打几发子弹就得用通条通一通枪膛，才能继续击发，这给敌人的进攻以喘息的机会。敌人凭着人多火力强突破了我军阵地前沿。面对几倍于我的敌人，战士们毫无畏惧，端起步枪，上好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争夺，阻拦着敌人不能前进一步，经过反复争夺，阵地终于又回到我们手里，敌人还是无法前去阻击红军主力。这一仗是教导师打的第1个漂亮仗。阻击任务完成后，1团就胜利撤出战斗，跟上5军团后尾继续向前挺进。
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部队日以继夜，马不停蹄地行进着，再往前走就进入湖南与粤北交界的南岭山脉的九峰山。它的南面是广东的乐昌、韶关，北面是湖南的宜章、郴州。
我教导师是由汝城县南的井坡出发翻越这座大山的。
九峰山，从山脚到山顶，苍黑如墨，怪石林立，凸出的地方像一个个直立的巨人，凹进的地方像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洞。我这个生长在湘南平江山区的人还没见到过这样起伏连绵不绝的大山。
我们爬上一个山顶，前面又是成片的大山和悬崖，有一个名叫虎背山的，东西长不过几百米，南北最狭处只有几十米，北边是一条似巨斧劈开的十几米宽，一百五六十米深的山沟，名叫“一线天”，山沟的中间有一条日夜奔流不息的小溪，小溪两边的陡壁直上直下。我们从这个山梁上通过时，大家都紧紧地拉着骡马，挑着担子，背着行李，手扣着石缝，身子紧贴着石壁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往前蹭，每挪一步都捏着一把冷汗，走到山梁最狭窄处也是最陡的地方，谁也不敢向下看一眼，眼睛紧紧盯着前一个人走过的地方和手抓过的地方，唯恐稍不留意就连人带物跌人山谷粉身碎骨。
翻越九峰山的陡坡时，那些大部件就更难通过了。战士们虽然一开始就极不情愿抬这些机器，但还是千方百计想办法去克服困难，把机器抬上来又搬下去，越过了一个又一个险坡，爬过了一道又一道山梁。每一个陡坡，每一道山梁，每一段悬崖都留下了红军战士血的足迹，都留下了长眠的亲密战友，这些笨重的机器压在战士肩上已走过了1000多里路程。面对险峻的九峰山，人过去都提心吊胆，十几个人抬着机器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路窄的连机器都放不下，人抬上它怎么走呢？师首长们也一筹莫展，只得向军委请示丢掉沉重庞大的机器。第2天军委批准了我们的请示，同意我们对实在无法通过的大件担子自行销毁处理。
这个决定一公布，山坡上立即沸腾起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轰隆隆”的滚动声和拍手叫好声响成一片。战士们把那些已经毁坏了的机器丢进深山峡谷，从此，教导师总算甩掉了100多件最大最重的“包袱”，只剩下400多件箱子包裹了。过了九峰山部队又顺利地爬过大王山，行军的速度也快了一些，每天六七十里的路程由过去的十六七个小时减到十一二个小时，虽然还带着400多担物资行军，部队拖得很疲劳，但已没有头1个月那么艰难，晚上还能进村宿营，睡上五六个小时的好觉。饥饿的情况也有好转，基本上能吃饱肚子了，有时还能买到菜吃。部队的情绪也开始好转，怨言减少，战斗士气更旺盛了。
我们进入湖南地区后，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完全赶到。为了实现与2、6军团会合的目的，部队仍日夜不停地继续向西挺进。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几十万敌人的前堵后追，而且还有湘、桂边境海拔两千多米高的庞都岭、越城岭两座大山，以及横着的两条大江：潇水和湘江，其中最困难的是渡湘江。
如果我军占领道县后就迅速抢渡湘江，敌人尚未发现我军强渡湘江的意图，兵力也尚未调集好，蒋介石的主力大都在道县以北一线，此时广西境内湘江这一段还是比较空虚的。而道县距湘江仅200余里，若是中央决心果断，没有中央纵队这些坛坛罐罐的拖累，部队快速行军的话，只要两天就能赶到湘江边，可以较顺利地渡过湘江。
然而，那400多件大包小箱的物资拖得部队无论如何也走不快，所以11月25日军委才下达了强渡湘江的命令。
这时，敌人也已看出我军通过湘江向湘西与2、6军团汇合的意图。蒋介石迅速调集了7个军，20个师的兵力，形成了对我军的四面包围之势，企图把红军合围在湘江边上全歼。而我军完全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我们选择了广西境内界首与全州之间的正面作渡口架设浮桥，强渡湘江。
在这次紧张的渡江战斗中，1、3军团不仅要抵抗敌人，保障自己部队渡过江去，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党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1军团在右翼，3军团在左翼，牵制敌人，在渡江前自25日到30日已与敌人浴血奋战了6个昼夜。
12月1日，是两翼掩护部队战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天。在30余里的战场上，在茂密的松林边，在湘江两岸的公路旁，炮声隆隆，杀声震天，1、3军团的勇士们用血肉长城堵住了20多万敌人从湘江上下游和东西两侧对红军的围攻。教导师在张师长、何政委的率领下，抬着、挑着400多担物资冒着滚滚硝烟，顶着隆隆的炮声，跑步前进，急急忙忙地渡过了湘江。
1、3、5军团掩护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那些坛坛罐罐也安然无恙地过了江，但是3军团的18团，5军团的34师大部分指战员都没能过江，牺牲在敌人的枪炮下，上千烈士长眠在湘江两岸。
渡湘江的巨大损失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错误路线再不纠正，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工农红军这点革命的武装力量非被折腾光了不可。党和红军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出发时的8万多红军现在只剩下3万多人了，这时错误的领导者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等同志的建议，放弃与2、6军团汇合，改道向贵州进发。党中央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在贵州、四川边境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为此要整编红军，加强主力红军，撤销教导师建制，归建到1、3军团。同时还决定将剩余的400多件物资全部破坏丢弃。
消息传来，全师上下无不拍手欢迎。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包裹箱子打开，里面有印刷机、修理器械、医疗器械，还有许多没用的废旧的枪支、枪托、枪柄、子弹壳、铁锤、钢条、腊板、铁球等等，最可笑的竞还有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真是应有尽有。见到这一大堆破烂，大家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回想出发以来，这些破烂东西把我们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拖死了。那么多的战友没死在敌人枪炮下，却为搬运这些破烂而丧生，怎能不叫人痛心呢？就是这些破烂拖累得我们这个有6000人的教导师只剩下2000人了，而为掩护我们和这些破烂而牺牲的两翼部队的战友们，更是不计其数了。
我们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铁锤上，向着这些该死的东西狠狠砸去，砸得稀烂，放火把它们烧成灰烬还不解心头之恨。
别看搬运这些东西费了那么大劲，烧起来却没费什么劲，很快就处理干净了。我们终于彻底丢掉了“包袱”，轻装上路踏上了通往胜利的征途。
(1986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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