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底，毛泽东收到华野战报，称确认黄百韬被击毙。
军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们都替主席松了一口气，紧张半月，夜不成寐，终于可以略微放松一下了。
但伟人似乎丝毫不见放松，依旧猛吸着烟卷儿，若有所思地看着华东地图，不知在想些什么。
谁都没意识到，他竟然从这份战报中，延伸思考到我军制度层面的一件大事。更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黄百韬之死，竟然直接开启了我军取消一项制度的进程。
一、黄百韬被谁捆住了手脚
伟人思考的，是1948年左右，国共双方不约而同采用的一项军事制度：兵团制。
国军的兵团出现的还要早，大概源于国军早期的集团军。兵团高于军，低于方面军。
本文要说的主人公黄百韬，战死时的身份就是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中将。
黄百韬是解放战争中，最令我军头疼的一员国军猛将。此人率二十五军左冲右突，从江苏打到山东，再打回江苏，一路与粟裕缠斗。
在前期作战中，粟裕一直没能抓住二十五军（整编时期叫做整编二十五师，名虽异，实则同，故统一以军称之），当然之前粟裕的作战目标是五大主力中的整编七十四师和十一师，以及第五军，没把主要目标定在二十五军头上。但黄百韬给粟裕造成很大困扰是不争的事实。
最有标志性的战斗是豫东战役第二阶段，黄百韬从兖州机动百余里杀到睢杞战场，居然把粟裕打得颇为艰难。
要知道，给粟裕制造过麻烦的国军部队，也就南麻战役中的整编十一师，那是在粟裕准备不充分，而国军有良好的堡垒工事作为依靠的情况下打出来的。而豫东战役中，黄百韬是在野外条件下战斗，足见这位杂牌出身的将领有多么狠。
黄百韬的特点有二：善于机动，敢打硬仗。
但到1948年下半年，也就是黄百韬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之后，粟裕惊讶地发现，黄百韬这两个特点，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
粟裕指挥华野主力向南前进，准备截击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近四十万野战军及上百万支前民工，行军是掩盖不住的。国民党军空军发现情报后，立即向黄百韬通报了情况。
按理说，以黄百韬的机动能力，应该加速西进，通过最大的障碍——京杭大运河。
粟裕已经做好追不上的思想准备了，但大军抵达战场后，前线送来的情报把粟裕高兴坏了，这么长时间里，黄兵团只有两个军渡过大运河，其余三个军都慢吞吞地拖在运河以东。
真乃天赐其便。
更让粟裕想不到的是，派出去截击的部队报告，在部队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情况下，我军已将黄百韬麾下的一百军打掉一个师，黄百韬的老本儿二十五军打掉一个团，殿后的六十三军最惨，基本被击溃，军长陈章自杀。
此时，黄百韬还没到达那个在后世军史上“大名鼎鼎”的小村子碾庄圩。
大战未开始，黄百韬五个军已亡其一。
短短几个月之间，黄百韬变得既不会机动，也不能打硬仗，变得缚手缚脚。
是什么导致这一奇怪现象？
说出来诸君可能不敢相信，正是让黄百韬坐地高升的兵团。
二、黄百韬孤军苦战
国民党军编设兵团，就是为了适应打大仗的形势。
但这个初衷并未带来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中，设置兵团反而加剧了一些老毛病，不仅没有给集中兵力作战带来便利，反而带来极大消极影响。
就以黄百韬七兵团为例，不利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指挥不便。
黄百韬七兵团上受徐州“剿总”和杜聿明前进指挥部双重指挥，虽说蒋介石以杜聿明为主，但刘峙仍操有实际指挥权，四十四军从海州撤退迟缓误了大事，锅就是刘峙的。
调置兵团本意是授予其区域指挥的大权，使其更加方便地处理前线事务。但当黄百韬仍驻新安镇（二十五军的大本营）时，向“剿总”建议，趁华野主力还远赶紧西撤。刘峙拿不定主意，犹豫了好几天。最后定下决心西撤，为时已晚。
新安镇（在今江苏新沂）离徐州不过百余公里，这么点距离，七兵团居然无权自主，可见刘峙及“剿总”指挥观念之僵化。从制度上把指挥权下放了，但实际操作中没有下放。七兵团存在的意义，徒然增加了一道指挥层级，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是万万不适宜的。
其二，兵团之间互生敌意。
徐州“剿总”的头牌，本来是邱清泉的二兵团，二兵团的头牌，是邱清泉的第五军。而第五军的老根儿，又是时任“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司令官的杜聿明。邱清泉十分骄傲，他的旗下有5个军的兵力，乃是一等一的主力兵团。
其下则是李延年的六兵团，起初也是5个军。李延年资格老，黄埔一期，抗战时就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与邱清泉平起平坐倒也没人说得出啥。谁成想，国防部一纸令下，把原本是李延年麾下的第四十四军，调入七兵团，让黄百韬指挥。
这样一来，黄百韬也有了5个军，也成了徐州“剿总”的头面人物。
问题是，在一票司令官眼中，你配吗？黄百韬并不是根蓝苗正的黄埔系，而是连派系都说不出的标准杂牌，堪称杂牌中的杂牌。在高度讲究派系的国军之中，黄百韬这样的出身却拥有如此庞大的兵力，很容易招来嫉妒与排挤。
不仅邱清泉、李延年对黄百韬没什么好感，就连李弥、孙元良这些小兵团司令也都没什么好气。我们说国军设置兵团，再度加剧国军的派系病，就是指此而言。
黄百韬从新安镇西撤往徐州有两大前提，第一，三绥区冯治安部帮他隔断北面的粟裕。第二，徐东的李弥十三兵团负责接应。即使这两路只有一路发挥作用，黄百韬都能勉强撤回徐州。但好死不死，西北军出身的冯治安对一切其他派系部队都不愿合作，而且其内部还有我党的两名超级卧底。李弥又是眼红到眼珠子爆出来，根本不愿意给黄百韬做接应，刘峙轻轻松松一个电令要他回徐州保驾，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撤了回去。
只留下黄百韬在华野十几个纵队的围追堵截之下当场石化。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坑道友。
根子在哪？就是这个不合时宜的兵团。
其三，内部指挥很不灵活。
最致命的当属黄百韬对下指挥的尴尬。
黄百韬的五个军也是杂到让人没话说。二十五军是他的老底子，六十三、六十四两个军是从广东调过来的粤军，余汉谋的部队。一百军是原来李天霞任师长的整编八十三师，四十四军则是李延年的部队。
黄百韬除了对二十五军保持绝对控制权，其他四个军都是商量着办。起初西撤，争的是时间，全兵团都在等四十四军，黄百韬催不得骂不得，活活多等好几天，等来了华野的追击部队。设想，如果四十四军是黄百韬的嫡系部队，黄百韬完全可以采取丢卒保车的做法，狠心不等四十四军，其余四个军赶快渡过运河，那淮海战役将会是另一副模样了。
虽说结局终将是我军取胜，但过程必定要曲折许多。
运河被截击之后，黄百韬决心不等部队收拢完整，就赶紧撤往八义集，那里离徐州城更近。但六十四军不愿意，因为他们在碾庄已经构筑好阵地，而八义集那里预留给六十四军的是一座土山，据说当年关羽在那里打过败仗，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觉得不吉利，因此拒绝执行命令。
黄百韬以堂堂兵团司令之尊，也奈何不了刘镇湘。两人争执不下，便打电报到徐州请刘峙做决断，刘峙说我尊重前线的指挥，你们商量着办。
黄百韬气得，你之前把李弥部队撤走怎么不尊重我的指挥。但又无可奈何，兵团部再度召集各军军长商议，最终黄百韬不得不向刘镇湘妥协，部队就地驻守碾庄圩。七兵团就此丧失最后的逃脱机会。
三、粟裕实际打破兵团建制
那么，兵团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吗？解放军不也采取兵团制了吗？
没错，解放军确实也设立了兵团。比如华野早在1947年七月分兵时，就有所谓的许谭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粟张兵团（粟裕张震）和陈唐兵团（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和政治部主任唐亮）。
但是我们认清一个事实，华野分兵，三个兵团是真正的各自为战，基本没有配合。
许谭兵团大战胶东，粟张在鲁中鲁西南转战，陈唐则是在河南和中野配合，解放洛阳就是陈唐兵团和陈谢兵团合作完成的。
也就是说，华野是从一个大方面军，切成了三小块，成了三个小的方面军。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与陈唐兵团一起解放洛阳的陈赓谢富治兵团，也是一个低配的方面军，中央一直拿陈谢兵团当独立方面军使的。
兵团之间离的太远，互相之间无配合，就失去兵团的意义了。
等到豫东战役时，华野的粟张兵团和陈唐兵团合作打仗，大家应该能注意到，粟裕恢复了对两个兵团的统一指挥，粟裕的命令基本直接控制到纵队一级了，陈唐兵团下辖的三纵、八纵直接听粟裕的命令，是西阻邱清泉，还是东进打区寿年兵团，一切命令都来自粟裕。
我们讲这个，不是说粟裕包打一切，也不是说粟裕是战神，就该让他指挥所有部队。
而是讲，军事规律是客观的，该怎么指挥有一定的原则。
多个军级单位（纵队）一起打仗，有且只能有一个作战目标，有且只能有一个命令，否则这个兵团想往西打，那个兵团想往东打，兵团之间各有各的心思，别说达成统一的作战目标，方面军司令光是给几家兵团调和就费了老劲。
同样的道理，淮海战役开打之后，华野第一阶段作战目标只是围歼黄百韬兵团五个军，目标并不是特别大，但粟裕完全把华野十五个纵队的指挥权集中起来了。
每一个纵队的行动，都完全遵循粟裕的作战决心。
而没有让各个作战方向，或者实际上处于兵团地位的几位大佬，单独指挥。
淮海战场国民党军各部队乱得不可开交，而我军却能做到每个纵队的行动都精准符合作战意图，其间区别，就是我军实际舍弃了兵团一级的指挥。
当然，淮海战役后，全军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各大野战军都出现了正规的兵团建制，但大家要看到，当时的形势已经很明朗了，各个方向基本上有征无战，一路追击。而且随着追击范围的扩大，各兵团之间越距越远，一个兵团要承担一个省的宽大正面作战任务，兵团实际上又相当于一个又一个小方面军了。
一般人或许意识不到兵团制度的深层次问题，粟裕大将以方面军之帅，做出了实际探索，但也没有上升到制度高度。而伟人则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了。
并不是说国民党军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兵团一设置，加剧各种派系主义、山头主义。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人性，是人都想扩大自己的权力，我军亦然。
只不过我军有强大的政治工作，可以有效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不会出现国民党军那样互相掣肘互相抵制的局面。
但即使是政治工作，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去消化不同部队、上下层次及不同省籍官兵的隔膜。
如果方面军指挥部可以有效实施对军一级作战部队指挥，那为何还要人为增设一个层级，给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徒增负担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50年4月，中央军委作出了调整改革，在取消野战军番号的同时，也撤掉了兵团一级建制。所有军级部队，都由各级军区来指挥作战。
但受限于当时海峡对面的局势，我军保留了准备攻台和担负全军总战略预备队的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九共4个主力兵团，以及国民党军起义的二十一、二十二两个兵团。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所需，伟人也没有贸然全部撤掉兵团，在朝鲜战场继续保留了兵团建制。
1953年朝鲜战争的作战任务基本结束，伟人终于不再犹豫，决定从此不再增设任何兵团级单位。直到1958年驻朝部队全部撤回，用于作战的兵团级单位全部撤销，兵团就此成为一个历史符号。
军事指挥扁平化，潮流势不可当。在那个指挥通信条件非常落后的时代，伟人能作出这样的战略考量，这意义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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